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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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写的。胡适的老友和对手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驌创办的《学衡》杂志，
到 １９２１ 年才出版，那时白话文早已成了“国语”。当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章
士钊于 １９２５ 年在他的《甲寅周刊》上放最后一炮时，胡适和吴稚晖在他们的
回答中甚至没有认真对待他；新文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完全可以
用戏谑的口吻哀悼老章和旧文学的“死亡”。
除了进行人身攻击以外，反对派的论点集中在几个有关的问题上。《学
衡》派反对胡适的进化论观点，坚持说，在进化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几种文学
——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不一定比以前的文学好，也不能
① 侯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第 32 页。
取代早期的文学。①因此每一种文化的古典遗产都应予珍惜，因为它为改变与
改革提供基础。作为中国古典遗产的主要媒介，文言不能完全被白话取代。
林纾更进一步争辩说，如果对文言文没有全面的知识，作家们就不可能创造
出一种白话文学。
这些论点显然都倾向古典主义，至于《学衡》派，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
思想印记也很明显，他要求他的中国追随者“保存包含在中国的伟大传统中
的真理的灵魂”。②但是在这热情奔放的破除迷信的新时代，这种理性地保卫
传统的主张无论想得多么周到，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与要求革命变革的激
进冲力背道而驰。文学进化论的概念不但是胡适的特点，也为这激进的一代
中许多人所拥护，它是他们对未来看法和西化倾向的直接表现，他们认为必
须用西方观念来取代旧传统，才能将中国转变成现代国家。甚至连反对派也
不反对变革；他们只不过反对某些过火行为。他们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最
弱的一环，就是他们看不起和不信任白话文。他们担心口语变化太快，因而
不适宜作为“经典”著作或文学杰作的语言，因为它们是永恒的，至少应能
为后世所理解。白话文的倡导者和反对者似乎都不曾认识到，最后在五四文
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保守的评
论家们忧虑得不是地方，因为文学中使用白话并不一定会降低质量；而且这
种忧虑也太早了，因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到 ３０ 年代又遭到像瞿秋白这样的
左翼评论家的抨击，认为它是披着现代外衣的贵族精英主义。
新作家的出现
文学革命的破坏任务虽然遭到一些软弱的敌人的零星抵抗，还是很容易
地就完成了，它的建设阶段却是更困难的。
中国的“新青年”们对文学革命立即作出的热烈响应，也许超出了这一
运动领袖们的梦想。几年之内，新文学杂志有如雨后春笋，在各大城市成立
的文学团体在 １００ 个以上。①所有这些自发的发展都证明了五四运动，特别是
学生们 １９１９ 年的游行示威所引起的热烈情绪。
新形成的文坛的领导权起初掌握在北京地区的教授们手中：陈独秀、胡
适、钱玄同、李大钊、沈尹默、鲁迅（周树人的笔名），和周作人。他们的
一部分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朱自清，还有叶绍钧——创建了新潮社，
并出版了同名的刊物。一位有学问又有进取精神的编者孙伏园，接管了北京
《晨报》副刊后又接管了天津的《京报》副刊，把它们变成新文学的出色橱
窗，登载新秀们的著作。这些学者、学生、编辑和撰稿人，以北京为中心结
成一个松散的集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学者风度，
与上海文坛那些傲慢的人的狂放任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京派”中的老
成员们——周氏兄弟、孙伏园，钱玄同和出版家李小峰——后来创办了《语
丝》周刊（１９２４—１９３０ 年），发表著名的有教养的语丝体评论，避免过激的
立场。《新青年》的领导于 １９２１ 年分裂后，胡适很快分离出去，并和一群主
要是受过英美教育的学者——著名的有陈源和徐志摩——携起手来。陈源创
办了《现代评论》，而徐志摩则是新月社的主将，该社后来出版《新月》杂
志（１９２８—１９３３ 年），在抗拒左派和鲁迅的攻击、捍卫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
① 侯健对他们的观点作了同情的分析，见上书，第 57—95 页。
② 周策纵：《五四运动》，第 282 页。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9 页。
文学和政治观点的文学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２０ 年代早期，在《新
青年》已变成政治刊物从而失去了在新文学中的领导地位以后而《语丝》和
《新月》还未能造成多大影响之前，主宰文坛的是两个组织：文学研究会和
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于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开始时有 ２１ 个会员，大部
分来自“北京集团”，如周作人、郑振铎、孙伏园、叶绍钧、许地山、王统
照和郭绍虞。他们在茅盾的努力下组织起来，茅盾是少数和北京集团没有关
系的创建者之一，刚被任命为有影响的《小说月报》的主编，因而为他提供
了大好机会将这个原本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刊物转变过来为新文学服务。在经
过改造的《小说月报》的第一期里（第 １２ 卷第 １ 期），文学研究会发表自己
的宣言，规定了三条原则：（１）联络从事新文学的人的感情，以求互相理解，
结成一个作家的团体；（２）“增进知识”，特别是外国文学的知识；（３）
为作家协会“建立基础”，借以提倡文学工作不是消遣或娱乐的方式，而是
一种“终身的事业”。①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发表的这个宣言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
是献身于独立的、可尊敬的文学事业的专业作家团体的第一份宣言。它证明
２０ 多年来他们的晚清先辈们为文学职业化所作的努力是合理的。通过发展会
员、在其他城市建立分会、出版新刊物——《小说月报》之外，著名的有《文
学旬刊》、《文学周报》和《诗》——文学研究会得以巩固和扩大阵地，使
越来越多的新人能够发展他们的潜力，树立起职业作家的声誉。除了叶绍钧、
茅盾、王统照、许地山之外，文学研究会还培养出众多的人才，如谢冰心、
许钦文、黄庐隐和丁玲。文学研究会还主持了大量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小
说月报》出专刊介绍托尔斯泰、泰戈尔、拜伦、安徒生、罗曼？罗兰，以及
“被压迫民族”文学、“反战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文学研究会在
１９２５ 年达到它活动的顶峰，其后逐渐衰落，到 １９３０ 年就销声匿迹了。
另一个主要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差不多同时成立。它最初
是由少数亲近的朋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等人发展起来的，他
们全都曾经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经过一连串非正式的磋商，他们决
定出版一份新文学刊物。当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上海一家不大的出版社“泰
东”首先利用了他们的才能。１９２１ 年 ７ 月，创造社正式在上海成立时有 ８ 个
成员。在郭沫若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出版《创造季刊》（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年）。
其后是另外两种期刊；《创造周报》（１９２３ 年 ５ 月—１９２４ 年 ５ 月）和《创造
日》（共出一百期，１９２３ 年 ７ 月 ２１ 日—１０ 月 ３１ 日，是《中华日报》的副刊）。
１９２４ 年一群年青作家入社，出版一种新的半月刊《洪水》。当 １９２６ 年大部
分老社员去广州以后，周全平负责出版部的工作，把他的更为激进的朋友们
拉了进来。新老社员之间开始出现日益扩大的分歧。老社员们在 １９２６ 年又创
办了一份新的期刊《创造月刊》，出版到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但是年青的伙伴们在
上海已经掌握了大权，把郁达夫挤了出去，并说服成仿吾和郭沫若把创造社
的出版物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因此创造社被认为经历了两个阶
段：早期，１９２１ 至 １９２５ 年的“浪漫主义阶段”和 １９２４ 年郭沫若转向马克思
主义以后逐渐向左转的阶段——他们自己著名的说法是，“从文学革命到革
命文学”。
① 同上书，第 12 页。
大多数文学史家一直将这两个文学组织之间的分歧用两个口号加以区
分：“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①前者被看作是文学研究会的立
场，它的成员们提倡“现实主义”，而后一种立场属于创造社，它的社员们
实践“浪漫主义”。但如果仔细考查，这种理论上的敌对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这两个集团代表五四时期大多数新作家共同主要气质的两个互相关联
的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与社会互相交织的人本主义的气质，但经常以强烈的
感情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方面，这种人本主义的气质
较多地从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方面表现出来，而创造社的领袖们的早期著作
则有集中于自我的倾向。但这两种倾向并不互相排斥。因此周作人在他的两
篇重要文章——《人的文学》和《文学的要求》——中，主张通过作者“自
己”的感情和思想紧密地“联系人生”。换句话说，自我表现无例外地都和
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因为周作人把个人看作是“有理性的”生物，是“人类
的一员。②在使新文学更加集中注意力于社会的同时，茅盾也提醒读者，真正
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同情”并非互不相容。③创造社的作家们更经常地使用“浪
漫主义”语汇，歌颂“美”、“全”和创造。但是他们的“为艺术而艺术”
的口号和其在欧洲文学中的含义很不同。在欧洲文学中，这个口号是将更深
刻的艺术境界的真实与外部生活和现实的市侩主义相对立。可是在成仿吾看
来，艺术“美”的作用是“培养”和“净化”生活：“文学是我们精神生活
的食粮。我们能感受到多少生命的快乐，多少生命的颤动啊！”①郭沫若则进
一步将这种“生命的颤动”变成了对社会不满的叛逆行为。
处于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创造社的成员们，较之更冷静的文学研究会的
作者们更加对“生活”充满了喜悦。因此这两派的区别更多地属于着重点和
偏爱的不同，而不在于基本的美学理论。两派的作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强有
力地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的一个原则：“语语须有个我在”。不过在关于自
我和社会的人道主义中，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在 ２０ 年代初期更关心的却是前
者。
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
郁达夫曾经写道：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就首先在于个性的发现。②在文学革
命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文学市场上充满了日记、书信和主要是自传体的作品
——全都是满纸的顾影自怜和自我陶醉，而且激荡着青春的放纵。文学革命
使 ２０ 多岁的男女出了名。他们那洋溢的激情部分地是青春的自我表现。在许
多方面他们确实体现了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所号召的那些品质：
他们是进步的、有闯劲的、科学的和个人主义的。用陈独秀形象的说法，他
① 几乎所有权威的中国第二手资料都采取这种两分法。例如，可参阅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第 4 章；王瑶：《中国新义学史稿》，第 40—53 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 3 章。
②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20 页所引周作人的文章《人的文学》。这篇文章最初刊载
于《新青年》5。6（1918 年 12 月）第 575—584 页，当时文学研究会尚未成立，严格地说来，并不能认为是
阐明该会的宗旨。
③ 茅盾：《什么是文学？》，见张若英编：《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 312—313 页。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所引，第 21 页。关于这场文学争论的更全面的概述，可参阅郑振
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这篇文章是郑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卷写的导言。这
套丛书的 8 篇导言都收集在郑振铎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选集》中。
② 参看《大系导论选集》，第 150 页。
们的生活和作品为陈腐的中国文化的尸体带来了新鲜活泼的细胞。
五四时期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们的特征，是一种高度的活力，它给
五四文人以更加积极的品德，并将他们与他们那些脆弱的、精疲力尽的传统
主义的对手们区别开来。这种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