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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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可取办法，每一种都要付出难以接受的代价。一种是世袭的地方自治的
“封建”模式，它被认为有助于发展统治集团和基层民众之间关系的“公”，
但要以地方世袭家族只顾自己的统治权为代价。另一种是非个人的、集权行
政机构的“官僚”模式，它在实施公正管理（公）方面是更有效的，但要以
掌权的精英人物与民众疏远为代价。被普遍认为在议会民主政体的公民中盛
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方向和“公共道德”精神，给了改良主义者解决这个
古老困境的希望。议院似乎能解决共同体的社会准则和公正的社会准则之间
的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儒家－法家在“公心”政治理想方面的综合。
由于改良主义者把立宪议会的“公共”统治与帝国专制君主的“个人”
统治相对照，人们期待议会政治是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一种矫正；他们
对理想的解释向“封建的”公有制社会方向倾斜。康梁集团中的一些人认为
议院将纠正几乎所有普遍承认的君主政体的缺陷：从它过分的中央集权到它
对资历的强调或官署机构的重叠。作为对官僚政治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对世
袭的阶级的一种替代物，议会被设想为提供政治进程中所有参与阶层之间的
联系的完美体制。儒家假定正确的政治行动必须以普遍公认的原则为基础，
因此议会被看重，不在于居中仲裁多数人的利益，而在于它是为取得共同一
致意见而起教育作用的和表达意见的工具。因此，它被认为是对官僚主义当
然的弊病——为从上而来的命令主义所掩盖的隔阂；伴有从下而来的隐蔽批
评的顺从——的一种矫正办法。其目的在较小程度上是导致统治者和被统治
者之间身分地位形式上的平等，在较大程度上是导致他们之间认识和意向的
一致。
经过这样的理想化，中国的改良主义者把立宪制度看作自然而然地适合
于高度发展的社会群体的政治形式。谭嗣同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对这种
民主政治形式结构上的集体主义作了说明。他建议，改革议程的问题要由自
愿的“学会”网络，而不是由纯政治性的议院着手制订，学会代表社会中的
职业集团，如：农民、艺术家、商人、学生、官员等。在把学识与行动联系
起来的情况下，在具有天然一致意向的人们当中，这将为共同的文明事业提
供一个论坛。他想象说：“疏者以亲，滞者以达，塞者以流，离者以合，幽
者以明，羸者以强；又多报章，导之使言，毋令少有壅蔽。”①
以这种和谐的眼光来观察，民主在改良主义者心目中类似于源自古代的
乌托邦政治模式。康和谭都认为孔子是个维新者，不仅因为他理解顺应变化
的原则，而且因为他赞同以古代贤明帝王尧、舜和周公为榜样的、由有德之
① 谭嗣同：《治事篇》，重印，载杨家骆编：《戊戌变法文献汇编》，3，第 83—92 页，见第 86 页。
人统治的“民主”理想。梁启超还提出了孟子看法中关于“民主精神”的更
强有力的主张，天命最终由人民决定；而其他一些人甚至推测议会在周朝实
际存在过。对严复来说，老子则是关于个人独立的民主精神和社会“让步”
的古代源泉。
西方学者常常把这种类比看作是由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找出西方文化
受到赞赏方面的中国本国“相当物”的愿望——激发的。在那个时代的保守
的中国人当中，这种类比被指责为这样一种努力，即靠给新观念披上本国外
衣而为它们获取声望；而后来的中国急进分子则把这种类比当作伪装的传统
主义而予以屏弃。不过，在康梁集团本身之内，恰恰就在改良主义者们寻找
这些迷人的古代类比时，承认了进化论。他们说，他们在古代文化中所赞赏
的，是历史将要实现和完成的完美道德理想的早期形式中的潜在精华。例如
严复和梁启超都明确地承认，孟子的民本主义更多是家长统治式的而不是分
享式的，他们也确信，不管中国或希腊的“古代民主”的“萌芽”是怎样的，
它们也是通过历史进化的逻辑，才与只是目前才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成熟的
民主政治体制有机地联系起来。
中国人最早对“西方”的发现，曾导致进化论作为一种改良哲学而在中
国出现。进化论本身，由于把西方与其所象征的未来和有关道德目的的目的
论等同起来，助长了关于西方制度的乌托邦观点。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直到 １９１９ 年的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仍然是西方文明最受赞美的方面。与此
同时，发展的目的继续与本国的“大同”乌托邦理想相联系：不仅要创造财
富，而且要共同分享财富；如果不是照字面的意思，那么通过形成一种共同
体的新的心理凝聚力，也将导致身份等级制度的消除；使个人道德上的自我
实现成为可能。
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文明，在其空前地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
却是这种赞美的对象，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概略地记述了新世界主义
世界观的同一改良报刊，也分析了 １８９５ 年以来远东力量平衡的危险的改变。
在这里，“西方”支持扩张主义者“争夺租借地”——以一种绝不是友好的
观点——于是康梁集团都深深地卷入了民族抵抗的政治斗争。
然而，改良主义者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评述，却是自我批判的多，而反西
方的少。就国内而言，改良主义者希望朝廷上保守的“清议派”的好战的“驱
逐蛮夷”政策信誉扫地，它应对近期的军事失败负责。不过，除此而外也无
法回避文化上的亲西方主义和外交事务上的迁就——认为是中国人而不是外
国人对危机要负主要责任——之间的逻辑联系。改良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反复
谈论要从像波斯或土耳其这样已经垮台的帝国的历史，和从像波兰人、爱尔
兰人或美洲印第安人这样“失去家园”的民族的历史中吸取客观教训——所
有这些社会机体都被看作在进化的斗争中已经失败了。潜在的启示是中国的
问题在于内部。
１８９５ 年，严复坦率地说，西方人最初来中国并没有损害人的意图。谭嗣
同提出了一种微妙的关于帝国主义毒害的理论，指出西方强大而公正的国家
急于医治一个病中的中国，采取了欺骗和胁迫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变成他们
习惯的行为方式的危险——先在国外，但接着也在国内。可是，甚至这种有
眼光的关于强者堕落的说明也是与对弱者的批评一道提出的，弱者作为方便
的目标，在被指控犯罪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的牵连。如果严复看作
强有力民族的标志的“力、德、智”的结合，被认为是以内部变动为条件的
一种综合，那么对大多数改良主义者来说，所有部分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不言
自明的。儒家思想曾教导说，道德和力量来自同一个源泉。西方的实力可能
与西方民族达到的文化水平有联系。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因他们软弱无力而责
备自己，一方面在内在的发展势头中，另一方面在他们自己心理上自我更新
的努力中寻找补救的办法。
而且，在 １８９８ 年“争夺租借地”和 １９００ 年义和团灾难过去之后，慈禧
太后终于在 １９０１ 年责成朝廷进行改革，使内部发展的前景终于呈现出希望。
尽管来自西方列强的危险继续存在，但国家却显露出要沿着明治时期开辟的
路线对它自身的现代化开始认真追求。虽然广大读者总是或多或少地对满族
朝廷所指导的变革速度感到不耐烦，但对现代文明日益增长的热情，通过新
的大众出版物表现了出来。一种被广泛阅读的、１９０３ 年连载的小说肯定了这
种“现代”精神：
诸公试想……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
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吗？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
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的一个功臣……‘腐朽神奇随变化’，聊将此语祝前途。
①
所以，梁启超、康有为及其许多追随者连续不断的政治上的贬黜和流亡，
并没有阻止住他们所倡导的思想获得有影响的赞助者。到 １９０３ 年或 １９０４ 年，
进化论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温和信仰”已迅速变成精英文化的主流。
改良主义者的进化乐观主义的消逝
不过，正当改良舆论变得坚定的时候，它开始遭受到一种新的攻击。１９０５
年以后，改良渐进主义受到了革命的同盟会的攻击。改良主义者们对西方和
对朝廷的让步，这时受到了新的反帝国主义的和反满的战斗精神的挑战。在
文化方面，改良的亲西方主义不得不面临排外主义的对抗性的反应，“国粹”
运动大约从 １９０４ 年起已显然可见。最后，改良乌托邦主义经受不起对失败的
必然畏惧——因为表明中国落后的确定证据和最初所希望的相比，是一个更
难消除的负担。
在 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１１ 年之间抛弃“革命”而拥护“改良”的梁启超的态度，
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其基础表现出一种一致性。①和严复一样，梁总是把中国
政治的渐进发展与现代文化启蒙在人民中间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个原
因，他的“新民”民粹主义理想不那么像它看起来那样是有机的整体。它体
现了使文明人与野蛮人、有教养的人与愚昧的人之间那种在中国可以说是传
统的社会区分，并相信进步取决于前者克服后者。还是和严复一样，梁从他
最初接触启蒙运动的“天赋权利”概念起，大概就对它有怀疑。人民可以通
过某种理论上合法的天赋权利而握有主权，是一种与他自己的信念相矛盾的
观念，他自己的信念是政治乌托邦将通过人类自我实现的历史进程而达到。
由于这些假定，梁的“新民”民粹主义政治信仰的基础，不断被他当作
中国社会道德仍旧落后的证据所削弱。实际上这些弊端，更多地与 １９０３ 年以
后出现的革命急进派的活动有关，而不是与传统的民众的活动有关，因为新
的政治潮流似乎导致了一种无政府的社会秩序崩溃的“落后”现象。
① 李伯元：《文明小史》，道格拉斯？兰开希尔译，《译文：中英翻译杂志》，2，（1974 年春），第 128
页。
① 对于梁启超的政治生涯，见黄宗智：《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
在使他的信仰体系适应渐进主义的新需要方面，梁干脆使进化宇宙论适
应于非乌托邦的解释。代替迅速的前进，这种解释强调有条不紊的逆转。代
替强调唯意志论——进化斗争的成就是人类心理力量运用的直接结果——它
强调所有历史决定因素阻止人类改变自身和社会。代替坚持道德成功的希
望，它为道德衰退的无法摆脱的忧惧所困扰。这种非乌托邦的进化宇宙观的
看法，在假定方面并不需要一个根本的变化，只需要对“时代”本身的更悲
观的评价，因为进化论使事件本身成为解释的唯一来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进化宇宙论曾经说明一场伟大政治改革运动期
间中国的历史情况，但它作为变化的自发源泉终于对“政治”急剧减少了作
用。在这一时代达到最高潮的事件——辛亥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有一
个很起作用的教训，自觉的政治家集团无力实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这个
教训有助于非乌托邦进化论得到广泛传播。作为受重视的立宪运动在上海的
喉舌，《东方杂志》在 １９１４ 年指明斯宾塞社会学的一个原理是，生物机体与
社会组织“必渐有以适应四周之境遇，而因以保持其生存传种之目的”。①
他们的结论是，应当承认中国的民族心理不适应现代的政治形式。对严复来
说，新的民主的教训是，国民之文明水准不可企求。②梁启超承认革命作为一
个事件是不可逆转的，但得出一个保守的历史主义的教训：（君主）政治威
信一旦遭到蔑视，就不能恢复其神秘性。③
如果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宿命论地对中国历史情况的强调意味着忍从落后状
态，那么对人的因素的强调则意味着接受了对失败的道德责任。进化宇宙论
曾使关于宇宙力量的宿命论与一种互补的对有助于变化进程的浮士德式的人
类精神的强调得到平衡。其结果是，共和国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命运，也意味
着道德上的过错，在这种席卷全国的幻灭情绪下，知识分子直率而严厉地批
评新共和国的官员们，但他们全部注意力的焦点不仅集中于领导人员的腐
败，而且也集中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