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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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仁学”完善时，人类将逐渐获得更愉快更丰富的物质生活，更活泼、
更自然、更本能的情感体验，更为平等的政治和个人的关系，以及不断扩大
的高尚的意识。
谭对进化的想象，从宇宙的最初产生延续到最后的“太平”时代。他把
今文经学的“三世”说、他所理解的地质学和生物学的进化事实，以及传统
的道家宇宙论的一些见地结合起来。这样他便从从无到有的最初分化，经过
太阳系的形成和达尔文进化论的过程所推测的发展，朝着越来越高级的有机
生命形式前进。对于未来，他预言地球上最终均匀分布的人口是现存规模的
几百倍，但仍能依靠科学和医学的发展与成就得到保护，不受缺少物质的威
胁。科学的发展将得到生物代代相继的固有进化趋势的助力，采用不断更加
完善的高尚方式，最终导致“纯用智”的人种，能够在空中和水中生存，避
开地球本身的局限。
不过，最一般地说，谭认为所有这些变化的方式都能够在《易经》这部
书中适当地辨识出来：谭最终的宇宙进化的神话，其推理依赖于《易经》八
卦第一卦乾卦的象征性，依赖于传统上与孔子精神发展相联系的生命周期各
阶段的生物学隐喻。他设想了六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从最初的古代部落社
会的“太平”世到“孔子”自身所处“据乱”世的退化，后三个阶段是通过
晚期帝国的混乱向不远未来的“升平”世的上升，在最后的“太平”世达到
顶点，在“太平”世，有如孔子在他老年时，人们将“随心所欲不逾矩”。
对于谭来说，每一世的结构都为社会的政治统治者和宗教教导者的作用所决
定——从这些领导形式的逐步出现，前进到它们世界规模的统一，而这种统
一又将依次为这样一个世界铺平道路，即“人人可有主教之德而主教废，人
人可有君主之权而君主废”。①
不同于康有为，谭嗣同不满足于缺乏任何人类中心机制的目的论，他的
理论包括一种宇宙进程中的道德行为的作用模式。这个模式在传统新儒学的
自我修养模式与这样一种伦理观之间形成一座桥梁，这种伦理观既按照未来
的目标机械地解释善，也通过达到善的心灵内部斗争体验主观地解释善。在
改良运动之初，谭已谈到改良的信仰需要“日新”。然而，在《仁学》中，
他引入了另一个更具创新意义的概念“心力”；其要旨是，心能够在无尽的
发展方向上随宇宙运动的活力而运行，并表现在改变世界的积极斗争中。“心
力”充分地发展，将在孟子的“心”的自发移情与菩萨的救世慈悲结合起来
的行动中表现出来。这里，谭当然是在建立一种关于自我的理论，这种理论
符合他的流转着以太的宇宙论。不过，它对他这样的概念是一种非难，即心
力作为运动中的以太的一种形式，被视为随它所遇阻力的大小而被激发出它
特有的活动。诚挚的心灵为了它本身的自我完善，需要克服阻碍。“愈进愈
阻，永无止息。”①而且，心力乃“人之所赖以办事者是也”，②用来达到可
以从其自身活动中分离出来的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包含了一种道德上不明
确的可能性。在《仁学》的最后篇幅中，谭宁愿回到宗教拯救者，作为他提
出的人类发展变化的动因。但是他对朝向进步的宇宙中的人类行动的浮士德
式理想的敏感性，把他自己的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严复的哲学联系了起
来。
严复提倡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注入中国政治，因为他把它特有的
“个人主义”看作推动先进的科学和工业文明运动的“心力”。由于这种“文
明”是由在这个世界中行动并对这个世界起作用的奋斗的个人的浮士德式活
力形成的，构成他的宇宙论基础的关键，就在于斯宾塞的理论。“他按照进
化论解释所有变化。他撰写的著作和论文把天、地和人包容在一个原则之
下”。③
在斯宾塞的哲学中，最令人深感满意的是它把自然和社会进化的一元论
看法作为从纯粹和同质到不纯和复杂的单线发展的基础。进化的动因是达尔
文有关物种之间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机械论。在严复的看法中，这个进程
是良好的，既是因为它适合于文明的目的，也因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成功的
竞争者的“力、智、德”④在他眼中本身就是令人赞美的。成功的人类群体“始
① 谭嗣同：《仁学》，重印，载《谭嗣同全集》，第 88 页。
① 谭嗣同：《仁学》，重印，载《谭嗣同全集》，第 74 页。
② 同上书，第 80 页。
③ 关于严复，基本的英文研究著作是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引文见第 111 页。
④ 严复：《原强》，见《严几道先生遗著》，第 101 页。
于相忌，终于相成”。⑤他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主要译著，即赫胥黎《进化论与
伦理学》的译本（中文版名为《天演论》），在人类道德和进化选择的自然
力量被看作总的宇宙进程的补充部分方面，为支持斯宾塞辩解，而与赫胥黎
对立。“群学”——严复关于斯宾塞社会学的用语——暗指荀子自然主义哲
学中的“群”的观念，荀子断言，人类处于生物分类等级中的最高地位，全
靠他们的社会结群本能。严复认为，在社会组织形式总是更趋复杂方面的优
秀人类群体，将创造出最终继承世界人类遗产的文化。
严复在选择将使他的同胞熟悉 １９ 世纪自由主义的欧洲经典方面——在
他看来西方的价值体系最为优秀——证明对原作的历史主义的和社会学的论
题是最敏锐的。他考查亚当？斯密时，强调个人开明的自利行为借以有效满
足社会长期经济需要的功利主义的“无形的手”。在穆勒的《论自由》中，
他很注意自由在为无私地寻求真理提供条件方面所起的作用，以便社会最终
可以在正确的共同适用的原则基础上联合成一体。为了说明法律在欧洲政治
中的重要性，严复转向孟德斯鸠，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他和孟德斯鸠的关
系也在于对立法的“天赋人权”的怀疑，在于那种形成对照的观念，即强有
力的社会决定因素形成政治制度的观念。严复一直是以这样的方式解释欧洲
自由主义传统，即指明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和社会组织需要之间的一种天然
的互补性。
和今文学派的进化理论家们一样，严复也有一个对人类历史的总看法，
设想出一种发展到以富裕和文明为特征的民主和工业未来社会的分阶段发展
进程。不过，在分析它的诸阶段时，他的注意力较少集中于乌托邦似的远景，
更多地集中于当前国家在“富强”方面转变到与西方同等水平的任务上。斯
宾塞曾经主张，发展的道路是从部落和家长制社会形态向早期现代国家即“军
事国家”前进，并继续向前。严复认为中国的现状，相当于这两个最早的阶
段之间的一个艰难的转折点。作为中国落后的现代理论的先驱，他争辩说，
中国自秦以后已具有“军事国家”的政治结构，但它的自然发展，受到绝对
化为礼制的儒家家长制文化准则持续影响的阻碍。进步将通过许许多多个别
中国人精神的转变而到来，他们应当培养国家所需要的自身的“力、智、德”，
以建设一种强有力的开明的现代文化。在这里，严复相信来自人为的文化的
决定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关于中国落后的悲观主义。中国的前途，
与其说取决于物质的强制力，不如说取决于民族精神的努力，是与人民自我
转变的能力密切相关的。
如果说作为一个儒家主义者，必须信奉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那么，即
使按照康有为和谭嗣同的非传统态度来说，严复也远不够格。他从道德意义
上对宇宙的解释别具一格：不是诚心的某种内在的利他主义准则规定真正导
致进步的人类行为，而是那种行为的效能适合时代本身，这和个人并无关系。
严复以这种方式，甚至进一步改变了平衡，从作为圣人人格内在品质美德的
改造力量，移向了作为对社会－历史力量反应的有洞察力的才智的适应能力。
可是，即使这种关于人类在进化宇宙中的行为的似乎更具宿命论特点的观
念，在实质上也为严复在伦理观方面脱离儒家圣人人格理想的另一结果所抵
消。他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必然与那种人民才是世界真正主人的信念相联系。
他的民族主义概念建立在这样一种确信之上，即全民的集体力量构成了使文
⑤ 同上书，第 107 页。
化发展成为可能的有鉴定力的民众。当康和谭论及全人类的道德目的——民
族国家对它只能是一种过渡的工具——时，他们本质上是指作为一种手段的
个人的得救，包含以下的悖论，用谭的话说就是：“度己，非度己也，乃度
人也；度人，非度人也，乃度己也”。①在把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进步文明的
民族方面，严复是对中国民族主义作民粹派解释的先驱。
不过，尽管有上述分歧，所有这三个人都把进化有机地看作与相互依存
整体中的自然、社会和精神力量相联系的总的进程；都认为这种相互依存也
扩延到时间，使哲人的思想能够从对它任何一个阶段的知识中领悟其整体。
最重要的是，这三人都同样确信，本身位于这一进程之外的一种不可言喻的
形而上的“不可知”本体，却是它发展所依靠的基础。前两人理论的基础，
在于作为宇宙力量的儒家人本主义者的信仰“仁”，而严复的形而上学，则
在更大程度上是道家的。他把斯宾塞的“不可知”与老子奥妙的怀疑主义等
同起来，他接受进化的必然性也深受这位哲人的反人格化的神秘自然的教
益。尤其是所有这些改良主义者所设想的宇宙，都隐含社会根本改革的无限
活力，就谭和严来说，这种活力完全而自然地与作为善“心”特有作用的斗
争的观念相结合。这给中国的宇宙论思想引进了一种观念：具有科学法则的
发展的宇宙，可以与浮士德式的人类行动的活力相配合。总之，这就是在改
良文献中经常所说的“公理”——自然和社会的普遍原则。
在这四位伟大的改革领袖中，梁启超最少离开当前直接的政治问题，以
及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必要行动。他的报刊工作者的直接性，是他盛名和巨大
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他情绪和意见多变，也同样引起了批评一样。但
实际上正是他的历史观点使他在当代事件中，寻求发展变化种种主要模式的
关键。严复和日本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梁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知识的来源，后
者的解释突出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不过，正如他对亚洲人和西方人难分
难解地为霸权而斗争的现代帝国主义时期的分析，他概略地阐述了一种历史
哲学，和一种关于人的行动的理论，其宇宙论的基础使人想起谭嗣同，同时
这种哲学和理论发展了严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解释的浮士德式的含义。
在宇宙论方面，梁的构想比较简单。他把谭的“以太”和“心力”合并
成一个单一的概念：动力，或物质和精神现象中的活力。“盖动则通，通则
仁，仁则一切痛痒相关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处之，而必思所以震荡之，
疏瀹之，以新新不已。”①不过，由于把“辩证”的因素引入这一框架，梁提
出，社会－历史变化的模式是以宇宙“动力”即主动力和反抗力的更替为基础。
具体地说，欧洲和中国近代的史实是，专制政治的压迫力量引起反抗力以高
涨的社会要求民权为形式的、不可避免的对抗运动。
由于把历史运动与被认为对它们应负责任的超历史力量的原因联系起
来，梁提出的一种看法是用道德意义解释达尔文进化论；也提出了一种自由
的观念，自由被认为是“适应”达尔文斗争性观念的属性。梁明确表示，他
所说的民权并没有西方启蒙运动政治理论的“天赋人权”的意思，而是更接
近于竞争的个人通过他们活力的成功运用而赢得的有效权力。梁声称“权利”
确实是一种“权力”，尽管他坚持这并不使这种政治理想的道德基础无效。
①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第 89 页。
① 梁启超：《说动》，1898 年首次发表，重印，载《饮冰室文集》，2，第 37—40 页。参见张灏：《梁启
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890—1907 年》。
这种权力学说似乎是人权的否定，实际上却是人权的完成。②因此，他含蓄地
表明，“权利”是自我的“心力”最大限度地延展到心外的外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