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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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倡导人；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西化人士一般是沿海边境的人。
这些先驱者传布的新思想既不是全部来源于外国，也不是全部来源于中
国。魏源和徐继畬表现出经世学者对西方技术的相当兴趣。王韬和孙逸仙则
关心民众参政问题。２０ 世纪中国改革者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在 １９
世纪的国内外都有其先例。
因此，中国的海上联系不仅被用作西方入侵的渠道，而且还吸引新型的
中国领导进入上海、天津、九江和汉口等新型城市。越来越多的学生前往日
本和西方去学习拯救其祖国之道，他们离开了中国的绅士统治阶级平常与之
保持接触的农村。中国新型的从事现代化的人士一般都失去了他们的农村根
基。结果，许多人消声匿迹了。１８９５ 年以后的一代国民党的年轻的革命者是
不那么熟悉农村的典型的城市人。在他们通过西化以拯救中国的努力中，他
们掌握了西学和西方技术的许多方面，但常常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平民失去联
系。但是他们要求立宪的政府，要求在中国人控制下建造铁路，要求恢复被
不平等条约损害的中国主权；这些都有助于废除满洲王朝和身为天子的君
主。所有的民族主义要求都表现出外国的影响。
这种方式的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表现出主要通过面海中国这一中介
所传布的中国和外国的各种影响。条约口岸加强了在国外不受官僚控制的中
国海外贸易的传统，并提供了这种贸易的机会。这种沿海企业和经济增长的
小传统，对原在新加坡和广州的外国人来说最为明显，也在鸦片和苦力贸易
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促成了条约口岸的混杂社会，并孕育了西化运动以及
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它在激起爱国主义和文化自豪感的同时，还培养了个人
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我们还不能详细论述这种“海运”对中国工商业的组织和实践的影响。
但是某些范围广泛的影响已经是清楚的。由于从这种背景中产生的中国的爱
国者很少扎根于农村，他们的新的民族主义把希望集中在作为整体的中国（与
外国对比的“中国”）的国家－文化方面，反对外国的政体。工业方面的机械
设备和立宪民主的政治制度，在开始时对拯救“中国”来说似乎都是非引进
不可的。１９００ 年以后的第一代几乎没有进行根本的社会革命的概念，或者几
乎没有这种愿望。当时的问题是建立统一的中国民族－国家及其必要的经济基
础。
对民族救亡的目的，中国的主要传统当然大有可为。建国的目的可以包
括在古代法家“富国强兵”口号之中，如在日本已经做到的那样。为此目的
而进行的各种计划，看来像是明、清行政长官治国术的新的应用，即提倡学
习“经世致用”之术。实际上，它常常包含由来已久的管理民众和操纵民众
的方式。在严密的防备下对民众的训练，已预先被看成实行现代自治的必要
先决条件。有的人把这取名为“训政”。这样，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似乎为
追求民众参政的西方目标提供了帮助。
出于这一背景，辛亥革命也具有整个条约口岸时代的矛盾心理。在形式
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开端，不如说是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王朝
渐逐消亡的结果，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和来自海洋的
对中国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港口城市的其他影响的胜利。革命主要是从日本
归来的学生组织起来的。财政援助来自海外的华侨社区。像立宪主义和孙逸
仙博士的三民主义这样的思想，都来自自由主义的西方。但是 １９１１ 年在省议
会取得权力的那些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新型的商人绅士，同时军人成了
都督。他们都相信在日本和正处于工业化之中的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的那种经
济和军事发展，但是暴力革命却不是他们的愿望。
新兴的工商业者阶级也有类似的矛盾感情。现代型的中国银行变成了政
府财政的得力的附属机构，它们以巨额折扣购买发行的公债，并且造成了一
个新的金融家阶级，他们处于明显的官僚资本主义和真正的工业企业的两可
之间。如本书的第 １２ 章所指出的，在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的一段时期中，上海的
商人与北京的知识分子一样广泛地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起，我们可以辨认出几个与海上传统有联系，或带有
其色彩的现代中国生活的特征：首先是外国事物的正当性和威望，其中包括
基督教；然后是传布日广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之间为生存而斗争的意识。
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思想、科学和技术极其重要的概念、较少受家庭纽带约
束的个人主义概念，以及比较模糊地出现的政治权利和立宪政府的概念。最
后，构成以上这一切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自主的体面地位及其对合
法保障的要求。
本卷中所突出的这类论题的叙述说明，相对于广袤中心地区的种种问
题，面海中国的问题是有限的。中国的深刻问题，不是简单地发展和更广泛
地应用早就孕育在中国古老社会和它的对外交往中的城市生活方式和贸易制
度。相反，农村中的问题是延续还是中断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塑造传统秩序
以求重视现代技术、现代平等主义和参政的问题。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这
是一个社会改造和再生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革命的问题。
但是在 １９１１ 年，还没有采纳社会革命。一个原因仍是农民群众中存在的
政治消极态度和他们缺乏领导。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心的恐惧，即担心持
久的混乱会招来外国的干涉。因此，所有集团的革命者都“接受妥协，即让
革命突然停下来，并把袁世凯扶上台。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的无所不在”。①
可是，既然是外国的，外国的无所不在对农业中国的广大群众来说，仍
然是浮在上面的。传统的农村社会继续保持自己的还没有被城市激发的变革
所破坏的风气。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型领袖并不是直接从
传统农村社会产生的，他们也不是主要关心农村社会问题。总之，农民的中
国证明是一个更广的领域，处于以城市为中心和受外国激励的革命者关心的
范围和能力之外。我们将在这篇导言以外的篇幅中讨论。
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来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不容易找到一个外国模
式。由于中国的农民队伍无比庞大、密集和稳定，社会革命的因素必须主要
从旧社会内部动员起来。这不能一蹴而就，而只有在古老的农业社会被城市－
海上的思想（如物质进步的思想）所渗透，为更强烈的商业主义精神所支配，
① 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 55 页。
被新的价值观（如妇女平等的观念）所打乱，被战争、劫掠和破坏所瓦解时
才能逐步做到。有那么多的事物必须折毁和揭穿！可是即使在那时，农业社
会也决不可能是谱写新篇章的白纸。新的启示不得不以新的方式使用旧的字
眼来表达，并从旧的因素中创造出新体系。
就面海的中国是一条变革的渠道而言，它开始了一些它不能完成的事
物。古老的农业－官僚政治的中国的叛乱传统，曾经是一些追求千年盛世的教
派——像北方的白莲教——的传统、一些贸易地之中的兄弟会组织——像南
方的三合会——的传统。这种叛乱传统是秘密的和狂热的，它常常以义和团
那种消极的面貌出现，具有深刻的反理智的特性，而且容易变质成地方的长
期纷争。①因此，在 ２０ 世纪，使中国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大传统革命化会
发生什么情况，便是另一个讨论和研究的领域。这个领域甚至比我们上面刚
刚简略论述的中国的海上小传统更加复杂，涉及面更多。我们刚开始了解这
个领域中民间宗教、家庭主义和地方经济方面的结构。
在本卷以下两章论述中国经济和外国的存在的篇幅中，论题包括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为止的内容，为第 １２ 和 １３ 两卷提供了一个框架。紧接着的
三章论述袁世凯总统、北京政府和军阀——主要是华北的政治——直至 １９２８
年。然后第 ７、８ 和 ９ 章探索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１９２８ 年的思想和文学的发展，
第 １０ 和 １１ 两章则关注动乱的 ２０ 世纪中期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国民革命的
复杂经过。本卷最后论述进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工商业者阶级——主要是上
海的——受遏制的事业，以此结束全书。
第 １３ 卷，除了国民党政府、日本入侵和中共崛起的历史外，还将考虑本
卷没有论述的早期民国的某些方面。它们包括：地方秩序的改造（绅士阶级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农民运动的性质、现代科学－学术界的成长、以日
本侵略为中心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以及 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４９ 期间大规模的中日
冲突和国共冲突。即便是更远的题材范围，也使我们要吃力地追溯在中国古
代农村社会的残余中进行的革命过程。也许我们能够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
运动（虽然建立在社会革命的信仰的基础上）甚至要到 １９２８ 年以后，才找到
了成功的秘诀。根据以上的概述，此后毛泽东的任务便是如何取代中国的大
陆传统，或使之“现代化”，这个传统就是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和地方－
商业的秩序。在这一努力中，他面临面海的中国的遗产，即口岸城市的工业
技术和对外贸易，虽然它们似乎再也不是小传统了。
很明显，诸如面海的中国和大陆的中国的抽象提法，其界线是模糊的—
—它们是启发性的修辞用语，而不是用来分析的划分字眼。可是它们揭示了
中国 ２０ 世纪历史的一个难解的大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既吻合
又冲突的变化情况。毫无疑问，这两个传统——一个是物质的科技发展的传
统，另一个是为改变社会阶级结构而进行的道义上的改革运动的传统——在
大部分革命中交织在一起。但是，近几十年政治上的曲折的螺旋运动说明，
现代中国是独特地处于一条根深蒂固的大陆传统和面海传统之间的有毛病的
分界线上。
① 关于近期对义和团现象的周密的观察，见马克？埃尔文：《清朝官员和追求千年盛世的教徒：关于
1899—1900 年义和团起义的反思》，载《牛津人类学学会杂志》，10。3（1979 年），第 115—138 页。
第 ２ 章 经济趋势，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
导言：概述
要概述从清末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调子必然是低
的。在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趋于总产量持续增长的“起飞”，及其带
来个人福利增长的可能性。绝大多数中国人至多不过勉强维持生存而已，对
此，硬心肠的人也许会说，他们早已习惯了。在始于 ３０ 年代中期的战争与内
战的艰苦十年中，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到向来的那种水平。①
对仅有的一点明确知道的资料作仔细的思考后，我认为，在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间总产量的增长很慢，人均收入没有增长。平均收入也没有任何下降的趋
势。虽然 １９ 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很小的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以比较快的速度
继续增长，但在 １９４９ 年之前影响极小。有关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
本的供应，基本上保持不变。人口的职业分配几乎不变；尽管在这 ４０ 年中城
市人口有所膨胀，城乡比例却没有重大变化。虽然从国外和国内工厂引进一
些新产品，但数量上微不足道，对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为建立信贷而设
置的机构依旧数量少而能力差；统一的全国市场从未组织起来。相对地说，
对外贸易对人口的大多数并不重要。在整个中国农村，保持着高出生率和高
死亡率的人口统计模式。经济困苦成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地方病，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后可能更加深重。然而，最终把这种困苦与并非经济过程本身所
决定的政治目的挂钩的中国社会的领导精英们当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的价
值观念没有发生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经济制度是会崩溃呢，还
是会向现代经济增长迅速前进。作为一种制度，中国经济甚至到了 ２０ 世纪中
叶仍停留在“现代前”时期，只是到 １９４９ 年以后才告结束，而且是作为胜利
的共产党明确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