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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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觉得受到了安徽集团的威胁。他和段的关系不断变冷。由于曹锟在最
终迫使段下台的 １９２０ 年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他终于成了直系的公认领
袖。①
奉系由张作霖建立。张是出身寒微的许多军阀之一。他生于满洲的一个
农民家庭，开始当兵，后来组织一支地方防卫部队，这支部队成了满洲正规
部队的一部分。当他攀登军队阶梯时，他带着他青年时期的下级和伙伴，他
们都和他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辛亥革命时张支持清当局，而当骚乱已经平定
时，他担任了奉军中第二位的职务。１９１５ 年督军退职时，张利用他有力的地
方联系和他的军队部属使北京所委派的军官难以立足。１９１６ 年 ４ 月他终于被
承认为奉天政府的首领。
一旦稳固地控制了奉天，张便同时使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对满洲的
另外两省树立类似的权威。１９１７ 年，北京将黑龙江的首脑免职，因其支持满
族皇帝复辟；而张的已经做好准备的军队保证了这一免职令的执行。他在北
京的影响使他自己挑选的人得以任该省首脑，从这时起黑龙江就由张所认可
的人治理。在吉林，事情的结果是类似的，但直到 １９１９ 年张才将该省完全置
于他的部属控制之下。这三省由于张对它们的牢固控制，当然也由于它们的
大量财富和地理位置，是奉系最重要的地区。后来张把权力扩展到华北，另
外一些军阀也成了奉系的一部分，但他们和张的关系从没有像满洲军阀那么
牢固。①
桂系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留在一个省里。李宗仁是这一系的首
领，但把他看成地位相等的人中的第一人更为确切。白崇禧和黄绍竑是这一
系初期的其他两个成员，直到黄旭初取代了黄绍竑为止。这一系在 ２０ 年代初
① 安德鲁？J。内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 128—175、232—239
页。吴应銧：《中国军阀的一派：直系，1918—1924 年》，载安德鲁？科迪埃编：《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
务文集，3，优秀论文，1967 年》，第 249—274 页。又见吴：《中国的黩武主义》。
① 加万？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 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
期出现，由李、白和黄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目的是统一这个高度分裂的
省。到了 １９２４ 年，他们已消灭了许许多多广西的小军阀，以致面临互相交战
或持久合作的选择。因为他们出身相似，并发展了牢固的相互关系，他们决
定共事。②
军阀各系内滋生了派别。直系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吴佩孚为首，一派以
曹锟为首。曹派又依次分裂为二。这些派别对谁应担任什么职务并控制哪些
财源而争吵。奉系内也存在派别，尤其是在 １９２２ 年受到一连串挫折，张作霖
随之整编了军队之后。他提拔受过近代军事训练的年轻军官，但又想照旧支
持他的老伙伴。这就在奉天造成了新老两派。①
历次战争
地方、地区和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突，毫不夸张地说有几百
次。许多次战争是为控制一个行政地区如一省或一县而进行的。其他的则是
为了控制跨行政区的地方和地区经济网的战争。例如，鸦片经由一条相当确
定的商路从云南和贵州运送到湖南西部，从那里鸦片可以向北输送到长江流
域或向南输送到珠江三角洲。控制湖南西部的军阀的归属决定选择哪一条路
线，是使长江流域的军阀赚钱还是使广东的军阀得利。湖南西部由于它在这
条商路上的位置，是一个争夺的目标；它对两个地区的首脑们都很重要，因
此直接或间接地成了冲突的根源。类似的商业网中国到处都有，无疑要引起
战争。谢文荪已经开始论述这个课题。②
各主要派系之间的相当正规的战争引人注意，因为它们决定谁控制北京
的全国政府，北京政府是正统的象征。当一系有希望变得很强大以致压抑其
他军阀，并建立起真正中央集权的控制时，其他主要的军阀便暂时把他们的
力量联合起来以打倒它。因此直、奉两系在 １９２０ 年协力赶走了北京政府中的
皖系有力人物，皖系控制的大部分省份转到了胜利者手中。１９２２ 年，奉系联
合皖系势力的残余和华南的势力，试图推翻直系。奉系失败，但没有被消灭，
因为它有一个远离华北战场的强大而富饶的基地；直系没有做好侵入满洲的
准备，因而奉军能够返回根据地，进行整编并准备再试一次。１９２４ 年，奉系
再次与华北的皖系拥护者以及南方的势力联合，第二次与直系交战，并成功
地策动一个直系的主要将领冯玉祥倒戈。直系军阀仍然控制华中的几省，他
们于 １９２６ 年与张作霖联合攻打冯玉祥，把他的军队赶到了遥远的西部。①这
就使张作霖成了北京的主要有力人物，这时一支新式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开
始了它一举消灭军阀的北伐。所附的几张地图表示作为上述历次战争结局的
派系势力分布的大致变化。②
学者们从力量均势分析了这些战争，有时是用一种国际关系的模式。③
的确，军阀们为反对潜在统一者而一再联合的实例证明，力量均势思想是重
② 拉里：《地区和国家》。
① 内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论述了各派，附录提供了七个主要派别的简况。关于军队各
系为首的军官以及他们的部队，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处处可见，尤其是第 1 卷第 2 部
分。
② 谢文荪：《军阀主义的经济》，《中华民国研究通讯》，1。1（1975 年 10 月），第 15—21 页。
① 关于这几次战争军事方面的明确叙述，见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 2 卷。
② 见地图 9、10、11、12。
③ 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 201—239 页。
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在中国，均势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规律。各系军阀并不
谋求作为目的本身的均势；每个派系都谋求霸权，直到其可能到来的成功把
其他派系都推向对立面。此外，均势是结局的一种方式，这一点人人都知道；
军阀主义有朝一日总会结束而国家终将统一，这一点每个军阀都认为理所当
然。每个军阀似乎都承认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令人满意的，但却
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而不限制他个人的权力。这是一个矛盾，每个大军阀都希
望由自己实现重新统一而予以解决。不可能希望领导国家统一的那些军阀则
很想延缓统一，同时制造混乱。军阀们倾向于极短期的打算；他们很少考虑
５ 或 １０ 年之内形势会像什么样子，相反，却努力在今年征收明年的税。
地图 ９、１０、１１、１２ 的注
这几张地图依据传记、政府文件和布告、年表、外国目击者的报导和研究军阀的著
作。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 ２１０ 和 ２１２ 页，有类似的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
战争前的形势图。
这几张地图试图表示 ２０ 年代初期中国的分裂状况，以及分裂的格局是如何变化的，
但它们却给人一种完全精确和确定的错觉。它们在几个方面是不准确的：（１）派系的隶
属关系主要依照省的督军的归属，没有顾及存在一些往往控制了重要地区的次要军阀。
（２）这几张地图没有表示出争夺的地区或权力机构不存在、不清楚的地区。例如地图 ９
和地图 １０ 表示福建在皖系控制之下。在这些年份里，李厚基是福建督军，他和段祺瑞的
联系很稳固，但这个省的南部有时是在广东军阀们的控制之下，有时是在敌对的北方指挥
官的控制之下，李厚基的权力在最盛时也是有限的。陕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夕按地图
所示是在直系阵营，但事实上这个省争夺权力的小军阀非常多，以致也同样可以标明是“分
裂的”。（３）这几张地图没有区别强的派系隶属关系和弱的、可疑或变化着的派系隶属
关系。例如地图 ９ 表示河南在直系阵营内。可是从军阀时期一开始就任河南督军的赵倜，
只是在他认为段祺瑞正打算替换他时，才在某种程度上靠拢直系军阀。地图 １１ 表示山东
在皖系势力之下，尽管直系势力这时在华北正处于鼎盛时期。理由是 １９１９ 年起已是督军
的直系拥护者田中玉，在 １９２３ 年被解除职务而被郑士琦接替，所有资料都同意郑倾向皖
系；在 １９２３ 年这还不等于对吴佩孚和曹锟怀有敌意。（４）地图所示的派系的地区的大小
和其实际力量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例如对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的控制给人以地区广阔的深
刻印象，但在军事上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远离主要交通线。（５）
这几幅连续的地图上的变化并不都由于这系或那系在地图涉及的主要战争中战败或战
胜。例如李厚基于 １９２２ 年夏季晚期被赶出福建，而地图排列的顺序不可避免地含有这是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的意思。但事实上他是被广东的国民党部队赶走的；这一事实几幅
地图甚至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国民党部队在几个月之内便已离开，而孙传芳成了这个省的
首领。
尽管每次战争都造就了一个明显的胜利者，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他们都
不是确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有发展政府政治力量的长期计划。每个军阀
的主要目标都是个人的和自身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他的权势。每个人
都是一个派系的一员，但其目的并不是为该集团的目标作出贡献，倒不如说
是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打开局面。一个派系的领袖可能希望统一国家，但他是
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不仅每个派系的领袖只有过于简单的统一的想法，
而且他的目标的实现威胁他们的敌人，也同样威胁他的支持者，因为实现他
的权力梦想将导致他们丧失独立，而独立是他们作为军阀的地位的要素。派
系目标的暂时性和短期性是这一时期高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作为军事冲突有些重要的战争是很短暂的，但整个军阀时期的趋势是，
更多的军队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也更血腥的战争。１９２０ 年的直皖战争
１０ 天之内就结束了；这次战争为吴佩孚的师所左右，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队
调动和巨大的伤亡。１９２２ 年的直奉战争甚至为期更短——只持续了 ７ 天——
但军队的数量更多，伤亡更大。在这次战争以后，卷入的军阀扩编了他们的
军队。在 １９２４ 年的直奉战争期间，华北、江苏和浙江之间以及沿满洲边界的
几个地方都在交战。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１９２６ 年，冯玉祥和张作霖打了一
场大约八个月的非常激烈的战争，有巨大的伤亡。
军阀和列强
军阀主义的混乱和由此而导致的北京政府的软弱，使中国尤其容易遭受
外国政治压力和侵略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普遍的骚乱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
妨碍了外国企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发。军阀们有时任意对外国商号增加税
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国财产和生命遭受损失。举一个例子，在 １９１７ 至 １９２４
年间，单单在一个领事区就有 １５３ 个美国人或商号被抢劫，遭受大约 ４０００００
中国元的总损失。①盗匪活动和战争阻碍了正常贸易和商业活动，军阀对外国
人在华贸易伙伴的压制、通货贬值和使用无担保纸币，以及铁路设施的破坏、
军队占用和损坏，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外国人以严厉谴责和中止贸易对这种种情况作出反应。外国代表不断地
向北京中国政府递交一连串抗议，尽管中央当局的软弱使它不可能采取有效
的措施。列强常常不得不就具体的地方事件与地方或地区的军事首脑交涉。
例如在 １９２４ 年，在俄国人与北京就中东铁路的地位和经营达成协议以后，他
们还不得不与张作霖进行四个月的单独谈判，因为铁路是在他的地界内。②
至少有一个例子，外国人为了保护和合作向地方当局付了钱，很可能在更广
的范围内存在这种做法。
外国人对他们所抱怨的混乱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国兵痞在中国的
战争中也起了小小的作用：一个英国人管理张作霖的兵工厂，三个美国飞行
员有几个月为陈炯明驾驶轰炸机，类似的冒险者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在其
他的军队里发现。更重要的事实是，外国人不顾 １９１９ 年多数强国签署的武器
禁运协定，输入武器以满足中国人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