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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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试图靠用“银弹”即现款劝说敌军官带人叛变。此外，军阀们通常并不
急于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因为那就导致了丧失部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
仍然无数次地打仗，其中许多次是极为残忍的遭遇战。一个告退了的军阀回
忆说，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他在战斗期间奉派指挥一支留在后面的部队，
受命射击从前线退却的任何士兵。①当时的战争因医疗设备极端缺乏，甚至变
得更加残酷。伤员常常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朋友，或者依靠志愿的中国的或传
教的医生；大多数军队没有做好护理伤员的准备。
控制地盘
对独立来说军队是主要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供可靠基
地，再加上税收、物资和士兵。没有地方职权的指挥官必然是别人管区的一
个客人。在这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情况下，他通常将不得不打仗以夺取地方权
利，要不然就接受从属地位或不利的结盟。控制地盘也给予即使是最独立专
横的军阀以一种合法性；为此目的而用了许多头衔：镇守使、巡阅使、护军
使，等等，每个头衔为一个特定地方的特定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根据。统治
省城的军官一般是督军，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只控制了这个省的一小部分，
实际权力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控制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些军
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长
官”闻名，这个称号的取得，主要不是由于他施政的值得模仿的优点，而是
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山西处于战争之外这一事实。阎提倡一
些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限度地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的某些
措施。另一方面，他不能消灭省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他的政府的统治通常
与士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他偶尔和士绅集团发生冲突。①
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他设立新学校，为 ８０ 多个学生在国外学习提供资
金，沿着更民主的路线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了保证公民权的省法规和反对军
人干涉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他的各省实行改革，涉及废除缠足、禁止吸鸦
片到修路、植树以及逮捕贪官污吏。陈和冯两人都不能在省的施政中进行持
久的改进，但他们的政策仍然反映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一种对他们的好
机遇和职责的意识。相反，１９１８ 到 １９２０ 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１９２５ 到 １９２７
年的山东军阀张宗昌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著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意义。但
是，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开始，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
数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并行地任职，尽管在
有些情况下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经济事项、
教育、司法和财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
既然在这一时期军队地位突出，如果军队的军官在地方政权中起重要作
用，如果行政机关的低层和上层一样变得军事化了，那是不足为奇的。有迹
① 《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头历史项目。
① 唐纳德？吉林：《军阀：1911—1949 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
象表明，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时期，１９２３ 年，１４４ 个
地方行政长官中有 ８６ 人参加过军队工作。２４ 人曾是吴的直属下级；另 ３７ 人
曾是他的部下的工作人员；２５ 人曾在其他军队供职。这些人并不是都当过前
线军官；许多人担任过顾问、书记、军法官、军需官，等等。有些人甚至在
当行政长官时兼任军职。①
地方长官的更换率显然很高，尤其是在不稳定地区。例如在四川——该
省在整个军阀时期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地区行政长官的平均任期非常
短；有一个地区，只有两个行政长官设法任职满了一年，而 ２２ 人保持他们的
职位不足一月。②在被争夺地区，情况可能特别复杂；１９１９ 年一度有三个敌
对的行政长官在广东的同一个地区各自建立机构，同时宣称他们有权统治。
军阀时期破坏了以前的回避制度，依据这个制度行政长官不准在他的家
乡地区任职。本地居民在他们自己的地区里当行政长官的人数明显增多；在
有些情况下，县行政长官就是他们自己的县的居民。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大县
里，在 １９１２ 和 １９２６ 年之间，１８ 个县行政长官中的 １５ 人是本省人，而 ７ 人
就来自本县。 ③
税收
为了提高军阀和其主要部下的个人权势和供应部队的武器、给养和薪
饷，军阀政府对获得资金非常关心。由于各级政府因战争和人员变动很快，
常常陷于十分混乱，加之许多军阀把他们辖区的权势看成很可能是暂时的，
他们不能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他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急
切地想搜刮钱财。
基本税收的来源是土地税，有些军阀就大大提前征收。一个军阀也可能
举办重要商品的政府专利事业。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了面粉、火柴、盐
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专利事业尤其适合于像阎这样许多年来维持一个稳定政
府的军阀。但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类似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占据并经营
铁路，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和已上税货物的过境税。有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
币：至少有两例用手工操作的复印机。
销售鸦片赚得大宗款项；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
多。在有些地区，合法化了的赌博提供了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１９２８ 年的
赌博税每月收入 １２０００００ 元，而且是许多高级官吏为私用而瞒过大笔款项以
后的数字。卖淫等行业也受到支持并由军阀抽税。
军阀在规定税额之外，还以各种办法向商人榨取。１９２５ 年，山东商人被
迫从省政府机关购买一种新的印花，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都得贴用；商人们
可能由北京政府命令已经用类似的印花。商人们被要求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
照费或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被迫提前两三年以额定数量的 ７５％交纳他
们的税款。有这样的情况，地主被迫在指定的日期交出一笔指定的款子，通
常是一个月的地租收入。有时军阀们干脆宣布，城市商人必须在几天内交出
他们想要的金额；一个军阀将要被敌军赶出一个城市时，在他丢掉他的母鹅
前可能争取获得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当他于 １９２４ 年离开杭州时，从这个城
①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 62 页。
②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究》，8。2（1974
年 4 月），第 237 页。
③ 拉里：《地区和国家》，第 30 页。
市的商人得到了 ５０００００ 元。张敬尧当湖南军队于 １９２０ 年迫近长沙时，要求
这座城市的商人给他 ８０００００ 元。他警告说他的士兵将洗劫这座城市，他并且
扣留商会会长作为人质。商人们最后交出 １１００００ 元。张敬尧逃走时只好接受
了。
尽管拚命搞钱，省政府仍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至少是没有多少钱可用
于行政事务。有一些省里长期拖欠薪金的例子，正和 ２０ 年代初期北京发生的
情况一样。当然，造成这种明显矛盾情况的原因是，搜刮来的大部分钱不是
用于政府的正常用途。许多被军队头目自己用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积下了
巨额财产。此外，军事开支数额很大；每省都至少要维持一支军队。在整个
军阀时期，政府岁入实际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许多省都显著下降了。①
军阀派系
主要的军阀通常属于因利益一致而结合成一体的各派，即各系、各集团，
和结合成一体的政治派别（见第 ５ 章）几乎一样。但是各军阀集团之内的团
结从松散的结合到紧密的组织上的统一，各不相同。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为
了参加者各自设想的利益而缔结的联盟。但私人交往和恩义的纽带也起作
用，特别是在一些较强的派系中。主要的是各派系成员与派系领袖之间的关
系；各派系成员之间的私人的、横向的联系可能很弱或不存在。成员与领袖
之间的私人纽带就是那些已经讨论过的增加军阀军队内聚力的纽带：亲族关
系，师生和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同省或同乡、友谊、学堂或学校的联系。
齐锡生曾将这些从最强（父子）到最弱（同学）的私人联系加以分类，
并根据这种分类研究了皖、直、奉三个主要集团。①奉系在内部组织方面是最
单纯、最强的，因为每个成员实际上都以齐所断定的强的联系而与派系的领
袖相关联。相反，直系的结构非常复杂。它包括一大批军阀，涉及的关系多
种多样，但大多是齐列在弱的那一类。虽然齐认为正是关系的多样性增强了
这种种关系，有利于巩固结合，但直系似乎比奉系更接近于地位相差不多的
人的联盟。皖系比其他两系都弱，因为拥有大部分兵力的指挥官们是以最弱
的纽带而与其领袖联系。齐没有分析的桂系和已经提到的三系不同，因为大
部分时间它限于单一的一省；它基本上是广西的一个单一的政治－军事组织，
三个领袖非正式的承担不同的领导任务，并且令人惊奇地保持极高程度的团
结。对各系的简要研究，可以说明它们为什么终于表现出那样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为基础。袁在其
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军队的团结和忠诚。他的追随者对他们自己
的部下也这样办。只要袁还活着，北洋军中的这些关系网就从属于对袁的忠
诚的总格局。在他死后，北洋军官们不得不适应全新的局面。这种适应需要
几年时间，在此期间每个军官要做出决定，他将听从谁的领导，他的地理和
军事环境容许他做什么，他个人的倾向和愿望是什么，他的个人的利益怎样
① 军阀税收的资料选自范围很广的原始文件：关于个别军阀的专题论著、外交家和记者的报道、报纸和期
刊的记事。有些最有趣和最富揭露性的资料载于《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唐德刚和李宗仁：
《李宗仁回忆录》。关于军阀税收的简要而有见地的论述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
年》。陈志让讨论了这个问题，见《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 130—145 页。吴应銧：
《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 55—80 页详细研究了吴佩孚的岁入资料。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强
调军阀搜刮钱财的范围、多种多样和横征暴敛的性质。
① 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 36—76 页。
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以及他如何判断国家的政治形势。
我们已经提到（见第 ５ 章）段祺瑞是怎样逐步建立皖系（段是安徽人）
和一个政治俱乐部，即安福俱乐部，以增强他的势力。不在段追随者之列的
军官和那些预见到有朝一日他们将成为他的统一方针的对象的军官，自然对
段怀有敌意。此外，段坚持把他自己的手下人安插在最高的职位上，这使那
些被忽视的人非常不满。从这一畏惧和怨恨的背景，出现了一个对立的集团，
他们寻求唯一具有段的才干而又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另一个北洋军官冯国璋
的领导。
冯国璋曾在北洋最高一级的部队中任职，当过直隶、稍后当过江苏都督，
１９１６ 年又成为民国的副总统。１９１７ 年他成为代总统，这个职位在他确信他自
己的手下人对三个重要的长江省份保持控制之前，他是不会担任的。冯为什
么终于领导了一个对段怀有敌意的集团还不完全清楚。一个原因可能是，孙
逸仙已在南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而关于消灭这个政权和重新统一国家
的适当方针冯和段意见不一致。冯主张谈判，段要使用武力。
冯于 １９１８ 年离开总统职位，但那些反对段的人仍然把他看做领袖。因为
冯是直隶人，这个发展中的军阀和政客集团就被叫做直系。由于段祺瑞比以
前更加着力试图建立他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并由此统一国家，直隶督军曹锟
越来越觉得受到了安徽集团的威胁。他和段的关系不断变冷。由于曹锟在最
终迫使段下台的 １９２０ 年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他终于成了直系的公认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