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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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候选人及内阁职务的被提名者那里得到的贿赂收入的相当部分。在缺少大
笔贿赂的情况下，议员们的收入来自他们每年 ５０００ 元的政府工资，加上作为
津贴的每月从俱乐部收到的 ３００ 元，该款以支票形式支付，只能在俱乐部的
会计部门兑现。俱乐部还另付 ３００ 至 ４００ 元给省代表团的领导们及担负其他
重要工作的议员们。一些知名议员的收入还要加上政府闲职，如各部的顾问
③ 同上；外交部档案 228/2982，急件 67，1918 年 6 月 18 日，翟比南致朱尔典，第 2 页；外交部档案 228/2982，
急件 72，1918 年 6 月 29 日，翟比南致朱尔典，第 2 页。
④ 外交部档案 371/3184，162951（f16666），急件 351，1918 年 7 月 24 日，北京，朱尔典致贝福，机密。
职位或政府的谘议委员会的职务的工资。此外，安福议员常可以在众议院秘
书厅因任人唯亲而臃肿的机构中安插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因为俱乐部成员不
能通过惯常的受贿方法补偿在议席上的投资，他们不得不竭力维持俱乐部在
国会的优势，以使其领导能保住势力和政府职位，那是月津贴和干薪的根本
来源。俱乐部在国会的优势因而有助于加强它在国会耍花招时的内部纪律。①
安福俱乐部的纪律以及它在国会的优势，使国会的活动更加顺利，在这
种意义上有助于宪政发挥作用。选举总统是国会的主要任务之一。１９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国会几乎一致推选段祺瑞支持的候选人、前清官僚徐世昌。这次选
举是民国早期唯一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总统接替。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国会
还批准了新总理和内阁的提名，这届内阁是民国早期少数几届经过国会全部
批准手续的内阁之一。众、参两院还产生了各自的议长、副议长。但是，交
通系和研究系的随机应变的花招阻止了安福系的副总统候选人当选。职位安
排问题一经解决，国会就完成了其基本任务。安福俱乐部仍被保留，并不时
为段祺瑞的皖系所利用，直到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直皖战争后国会被解散为止。
① 关于安福俱乐部的组织，见内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第 106—110 页。
宪政理想的衰落，１９２２—１９２８ 年
很难确定自由共和国从有活力的理想变成遗忘了的目标的日期。也许中
国人对于宪法制度下政治家的正直诚实的期望高得不切实际。正常的政治妥
协被视为背叛，策略上的转变被当成缺乏原则的证据。然而，新的开始仍能
使人重新抱有希望。１９１６ 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总统便是一例，１９１８ 年安
福国会的选举推选徐世昌为总统则是另一例。但宪制第三第四次恢复又失
败，对宪政幻想的破灭感是深刻而普遍的。原因之一也许是 １９２２—１９２５ 年北
京的种种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酷地暴露了宪法伪装后面的派系政治
的现实。
宪法恢复又衰落的第三次循环始于 １９２２ 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见第 ６
章）后不久。直系（以曹锟和吴佩孚为首）希望将其对奉系的胜利扩展成它
领导下的全国统一，他们及其盟友发了一系列通电，要求徐世昌辞去北京的
总统职务、孙逸仙辞去广州的总统职务，并提出在黎元洪领导下“恢复法统”。
（黎于 １９１７ 年被张勋赶下台，导致现在被直系宣布为违宪的安福国会的选
举。）在接受职务之前，黎元洪要求军阀们同意“废督裁兵”的政策。在这
一点上意见一致后，黎元洪来到北京，为此目的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任命。
有些军阀甚至将自己“督军”的头衔改为“军务善后督办”。黎元洪还采取
行动以裁撤冗员，惩办腐败，恢复政府信誉。①
黎最主要的成就是任命包括若干有声望、有现代化意识的律师、外交官
和教育家的所谓“好人内阁”。新的财政总长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罗文干，
他从最高法院辞职后加入内阁。罗通过重新谈判所谓奥地利借款、减少现有
政府债务的 ２ 亿英镑并得到一张供政府立即使用的 ８ 万英镑支票，很快证明
了他的能力。由于涉嫌非法程序及个人贪污，根据总统令，罗于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午夜被捕，这是一次戏剧性的震动。
争论罗文干有罪还是无辜的文章充满了报纸。似乎众议院议长、副议长
１８ 日晚曾访问黎总统，提出罗的若干罪状，并提出贪污的旁证。黎元洪当即
冲动地（也许是非法地）发布了逮捕罗文干的命令。尽管黎很快就后悔，但
他不能收回成命；内阁辞职，罗的案子被交到法院，一年半后，他被开释。
这一事件的根源是好人内阁未能利用国会政治（黎元洪复职后马上恢复
了“旧”国会）。该届内阁由于采取了“超越党派”的立场，未与国会派系
发展关系并向有军阀作后台的议员提供足够的资金。国会曾试图以质询和弹
劾案困扰内阁。两位议长也许没想到，黎元洪的幼稚行为会使他们针对罗总
长的花招像事实上那样是毁灭性的。
黎元洪设法任命了接替的内阁，继续当总统。但吴佩孚的上司、直系领
袖曹锟越来越急于自己当总统。甚至在 １９２２ 年底，他的代理人就开始组织政
治俱乐部，以便在国会为选举拉票。①１９２３ 年初，当孙逸仙回到广东，领导
致力于从军阀主义下解救中国的新的军政府时，这一问题尖锐化了。然而，
对在黎元洪任期内有无任何机会上台存在重大疑义，不论曹锟或国会都未采
取行动召集总统选举。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 ６ 日，４ 位忠于曹锟的内阁成员突然提交辞呈，指责黎总统
① 内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第 189—193 页。
① 内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第 201 页。
对内阁职责干预过多。这迫使内阁总辞职。随后几天，北京驻军的官兵在总
统府示威，索要军饷；警察罢岗；“市民”有组织的示威包围了总统府；驻
军及警察的指挥官提交辞呈。６ 月 １３ 日，正值 １９２７ 年黎元洪屈服于张勋政
变 ６ 周年之际。遭围困的黎元洪逃出北京，宣布他打算在天津继续行使总统
职权。但他的列车在杨村被驻在那里的曹锟集团的一个将领拦截。在离京后
约 ９ 小时，黎元洪于午夜签署了一份辞职声明。尽管他在抵达天津英租界得
到保护后，立即否认了该声明，北京还是成立了看守内阁，在选举继任者之
前接管总统职责。
然而，新的障碍又出现在曹锟面前。在政变中及政变后，国会的法定人
数走散。对曹锟的野心怀有敌意的政治领袖——满洲的张作霖、浙江的卢永
祥、南方的孙逸仙，以及其他的人——撤回了他们在国会的支持者，而其他
议员已在惊慌中逃散。公布的一项文告称，要将国会迁往上海，黎元洪将在
那里重整旗鼓，另建政府。还提供了一笔资金，以负担议员的赴沪路费及在
沪的食宿开销。
为了在北京重新组织法定人数，曹锟的助手们提出针锋相对的建议。北
京将支付从上海返京的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讨论会的慷慨酬
金；将修改国会组织法，使在国会的任期不再是有限的一段时间，而是无限
期延长，直至选举新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
员将得到 ５０００ 元谢礼。北京的国会人数逐步上升。
与此同时，黎元洪离开了天津。他抵达上海后发现，当地军阀不愿意冒
险接待有争议的对抗的政府，他很快就去了日本。上海的替代政府就此垮台。
在北京，国会的与会人数增加了。尽管“几乎完全没有公众关心的任何明显
迹象”，①选举仍于 １０ 月 ５ 日进行。１０ 月 １０ 日，曹锟就职。当天公布了中
国新的永久性宪法。尽管该法拟订得很好，但颁布该法的肮脏背景损坏了它
的效力。报章所揭露的每个亲曹议员收取 ５０００ 元贿赂的消息，更加剧了公众
对“猪仔议员”和新政权的厌恶。①
据估计曹锟为居住到被拘泥礼仪的沉闷气氛笼罩的总统府，花费了 １３５６
万元。他不是一位积极行动的总统。在未选举新国会时，旧国会仍召集会议，
国会辩论有时发展成为混战。但这是家庭口角。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
士 １９２４ 年 ６ 月在报告中写的：“过去 ５、６ 个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势异常平
静，并且……没有倾向于削弱或加强曹锟总统及中央政府的特别进展。”②
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
系军事家冯玉祥接到命令，向北进军，迎战奉系。但与此相反，冯玉祥进了
北京，废黜了曹总统，并要求结束敌对行动（见第 ６ 章）。
冯玉祥的政变显然使曹锟宪法失效。为拼凑一个可接受的政治框架，段
祺瑞被邀再度出山。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
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段祺瑞
争辩道，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所以，他于 １１ 月 ２４ 日就任“临时执政”，在
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职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空前复杂：
① 外交部档案 371/9812，急件 586，1923 年 10 月 17 日，麻克类致寇松。
① 关于“猪仔议员”及公众的普遍反应，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 218—219 页。
② 外交部档案 371/10243，F2665/19/10，急件 400，1924 年 6 月 23 日，北京，麻克类致麦克唐纳，机密，
第 1 页。
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为全国团结作出安排；然
后，在善后会议确定的条例下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开
会，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计划对厌倦的民众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家愿意参加。
善后会议于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
在历时 ３ 个月的会议上，１６０ 多位代表讨论了 ３０ 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
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
案中有一项是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１９２５ 年 ８ 月 ３ 日成立，１２ 月完成宪法草
案）的规则和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但从未实行选举）的规则。同时，段执政
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时立法权。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
国会活动十分认真，以致人们可能认为执政府的成员们没有看出在他们周围
爆发的革命。
宪政抑制不了这时日益强大的野蛮势力。在革命的动乱中，北京又发生
了一次政变：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９ 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武装，段被免除了
执政的官职。
在刚取得统治地位的军阀们争论邀请谁来就职时，北京在几个星期内不
存在真正的政府。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行使执政权”。最终，
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摄政内阁，于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
帅。他任命的内阁大部分成员是他的追随者。最后还要发表任命，分配资金，
应付外交使团。但当国民政府的军队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 ８ 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
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变革的浪潮将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岸边。一位天津
居民回忆道：“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
逸地住在日租界一座大宅子中，前总统徐世昌在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欣赏文
学和从事园艺。曹锟偏好独居，但在生日时也接待一些朋友。“段执政（祺
瑞）相对较穷——事实上，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提
供的一所住宅里。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佛教，也喜欢打轻松的麻将……有时
被问及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总是给予佛教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
正被派到地球上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持续下去，直到恶魔被斩
尽杀绝。”①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
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有些人的解
释是，管理政府的都是些自私、虚伪的政客，他们破坏了法律。另一种看法
是，北京政府不过是地方黩武主义制度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论述的是，宪
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