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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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
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
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
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
包括处理行政。①
现代西方经验比 １９ 世纪儒家的保守主义更熟悉这段话的语调。袁是在抵制新
的提供参加机会的、激进化的民族主义的后果，而这种东西，当初曾国藩无
须与之斗争。与此同时，袁接受民族主义的某些前提和目标。他是民族主义
的保守派。
２０ 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混杂的反应，体现在独裁统治的纲领中。现
存的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被废除了，而民众代表制的重要性却被承认了。袁
命令设计地方的和全国的新规划。在袁两年半后去世时，这个规划根本没有
付诸实施。但是，从许多筹备的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到，重点是从属于官方的
指导，选区的选民人数较 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１３ 年少。宪法秩序、法律程序、民权、
代议制议会，这些都得到承认，认为对于中国现代化这个热切期望的目标来
说，它们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过，在袁看来，它们应该以加强而不是削弱
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的方式付诸实施。
为使税收从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畅通而作的多方努力，取得了一些
成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北京政府勉强实现了财政上的
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外国贷款了（在战时，贷款无论如何是少有的）。人们
可以争辩说，袁 １９１３ 年的危险战略奏效了：在屈辱的条件下接受外国资金，
给国家带来了行政统一，从而奠定了财政独立的基础。这个诡计的谬误就是
太乐观了，认为所有的这些残暴行为都不需要付出国内的政治代价。帐单一
提出来，１９１４ 年、１９１５ 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就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袁在
１９１３ 年签了字的屈辱条件。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只是靠对国家实行中央官僚主义的控
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了几项花钱多的改革。清朝末年官方民族主义所倡
议的、民国头两年自由民族主义所推广的各种各样方案，不是被砍掉了，就
是被削减了。这些方案中有各种自治团体，它们的命运我们在上面刚刚叙述
过。法院和法官从政府执行机关中分离出来，新的司法系统大为削减，但并
未被取消。现代警察失去了不少为它提供的专款。晚清的现代化新军在辛亥
革命后激剧膨胀，而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后续部队却最戏剧性地被压缩了规
模，降低了预算。袁的北洋军得到优惠，但也未能幸免。各方面削减预算，
① 《总统在政洽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见前《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一节中关于这一材料来源的评论。
（此处据英文资料回译——译者。）
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最终不依赖外国债权人的目标，但它也辜负了民族主义者
对改革的期望。
从部分意义上说，在实行紧缩方面，教育是一个例外。袁不断进行说教，
论述受过教育的公民的重要性。“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
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①这些思想有计划的
应用，就是特别重视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尽管普
及教育还只是遥远的目标，但在独裁统治时期，这类靠地方筹措资金的学校
的影响似乎有所增长。
袁的教育政策从整体上说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湖北省谘议局老练的
议长汤化龙领导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学教授经典著作仅限于精选的章节，
言外之意是，学习目的是语言文学方面的训练，而不是道德方面的培养。袁
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之中。他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
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独裁时期，基础一级的学校
得到扩充，而紧缩了这一级以上的学校的经费。袁关怀精英分子的需要，为
他们上升到文化特权者增加了“预科”这一条小小的渠道。总的说来，他的
政府对教育的态度是保守主义的，但也是改良主义的，同 １９１２ 年、１９１３ 年
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相比，不那么能满足士绅阶层的愿望（他们关注的是学
制中较高级别的学校）。
因为对这个时期的说明往往强调袁世凯人品恶劣、政见反动，所以关于
独裁统治的实际政策的探讨就难找到了。人们受到修正主义者的诱惑，要去
颠倒所有的评价。但这样做并不能证明是有道理的；敌视袁的描绘是以某些
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人们可以详细叙述独裁统治下其他方面的改革——例
如，鼓励经济发展，以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自然地保护国内工业制度
中得到的好处。①而注意力最终必然还要转向政权的残酷及其根本上的失败。
愚蠢的是，袁竭力强迫人们响应他。之所以愚蠢，是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还因为它激起了来自最可能支持他的社会高层、甚至他的副手和合作者的相
反反应。
袁意识到高压统治是有其极限的。他坦率承认宪政和代议制的必要性。
但是，他不去迅速恢复自由主义共和政体的民众参政的局面，而试图从帝国
政治中挑选出某种挽回办法去补救。其结果，对他和他的政策来说，都是灾
难性的。
① 《政府公报》，956（1915 年 1 月 6 日），第 9 页。
① 评价专制独裁统治下北洋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见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
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 154—178 页。
袁的帝制运动
当袁世凯总统通盘考虑独裁统治的成果时，他定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还
缺少什么呢？国家行政既然已经统一，为什么他拍手而老百姓不雀跃；他召
唤而老百姓不集合？当初设想的随着中央集权制而来的力量在哪里？中国为
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依然这么衰弱？袁任总统期间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
退却而告终。外蒙古和西藏基本上仍然沦于欧洲的保护之下。无论他 １９１３
年和 １９１５ 年同俄国就外蒙古问题签订了协定，无论他在 １９１４ 年关于西藏问
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同英国签订协定，他都没有能使这些地方得到光复。
同时，外国人已插手盐务管理。铁路修筑权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重开关税
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来自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开始的中日谈判。５ 月，袁在日本著名
的“二十一条要求”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袁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的疾病
盲目地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
我们有理由感到惊讶的是，在清朝皇帝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废黜之后，怎
么能有人这么快就得出这个结论呢？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解释，是理解这种思
路的一个线索。人们毕竟可以把这场革命看成是骨子里排满的革命，而不是
反对帝制的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民国只不过是因为缺乏汉族皇帝来名正言
顺地代替被推翻了的满族皇帝而偶然出现的结果。在袁的随从人员中，有些
人一开始就指望民国只不过是袁登基时机成熟之前的临时代用品而已。
恢复帝制最有说服力的道理，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民国不得人心。
我们已经指出过白狼匪帮 １９１２ 年的拥清口号。尽管在有的省内，革命新秩序
因为数众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参预而得以实现，但几个月后这些民众势力（诸
如秘密会社）就被清除出权力机关。他们一反抗，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鲁迅在他 １０ 年后写的表明辛亥革命特点的《阿 Ｑ 正传》中描绘的境况，
也许更具有典型性。起先，阿 Ｑ 由于他在村里的最下层的社会地位，被可能
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是，他看到的却是旧的、受过古典教育的高贵人
物和新的、受过外国教育的高贵人物为他们自己接管革命而携手合作，这里，
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当阿 Ｑ 想去参加时，人家却叫他滚出去。他生气地指责
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阿 Ｑ 因抢劫罪——他想干但并没有干—
—而被革命的代表处决，更加强了这种分析的准确性。①
鲁迅在这篇短篇小说里，生动地描述了民众被排斥在革命之外以及因此
而与民国疏远这一主题。与开头的这种作法相一致的是，民国继续把民众排
斥在它早期自由主义阶段有生气的、提供参加机会的一切机构之外。且不说
交通问题以及对共和政体的机构不熟悉的问题难以解决，即使那些确曾见到
过新秩序的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理由喜欢它。主张君主制的论点的基础
是：对民众来说，民国是生疏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这些论点在这个限度内
可能是合理的。
可是，提出要把君主制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作为把政府和人民结合在一
起的工具而加以恢复，这些论点就软弱无力了。当君主制在辛亥革命中覆亡
时，民众并没坚定不移地捍卫它。在二次革命前偶尔出现的拥清口号，比如
白狼的口号，与其理解为对皇帝的迫切怀恋，还不如理解为对民国社会倾向
的抱怨。不管怎么说，复活帝制的讯息怎么能传达到人民中去呢？省的和地
①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选集》，第 42—58 页。
方的高贵人物理应是复活帝制必不可少的同盟者，而他们中间却有许多人已
经学会了享受共和制的特权。为什么他们必须合作？
特别在 １９１５ 年年中即将就帝制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刻，主张帝制的另一个
论点必然同外交有关，但由于其性质，它没有公开说出来。袁的一位亲密朋
友当时写下了这一点，英国驻北京公使把这一点理解为坚持要搞帝制运动的
一个因素。①这就是说，帝制有对付日本的用处。１９１５ 年 ５ 月中日条约签订
后，在北京，对日本会向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恐惧心理仍甚强烈。日本并
没有得到它所要求的全部，而欧战使中国失去了防止任何一个强国攫取全中
国的贪欲的救命均势。人们明显地相信，至少袁世凯明显地相信，转而实行
帝制可以牵制具有帝制癖好的日本，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在贬低袁的人看来，袁及其后代的个人野心是理解他称帝的一把钥匙，
他们的个人野心确实存在。中国的历史遗留下来了强制性的帝制传统。袁决
定利用这种传统，其间有多少个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已无法去掂估了。
同样，他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
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袁具有恢复传统的政治礼仪和表征的偏好，从他独裁统治一开始就明显
地表现出来。他似乎不只是要退回到过去。更确切地说，他坚决要把旧的和
新的结合在一起，把共和制的作风和帝制的作风融为一体，以适应或欺骗现
代化的和愚昧无知的选民混合体。１９１４ 年，他既主持祭孔大礼，又庆祝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的武昌起义。他称赞科学及其净化迷信的作用，而又率领全国
祭天，邀请所有的人都参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古代皇帝的特权大众化。１９１５
年 ８ 月在总统的默许下开展了一场拥戴袁为皇帝的运动。然而，皇帝却要经
过选举（实际上是走形式），帝制必须是立宪的。
袁在恢复传之万代的帝制方面注定要倒霉的处境，也许与此事在全国上
层社会引起的冷淡或敌视的反应，同样引人注目。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被袁
的新旧政治混合体蒙骗住。１９１５ 年，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官僚行政机关运转
良好，以致各地的当权者都听从命令。各省文武首脑恭顺地上书拥戴袁氏登
基称帝。但是，普遍接受帝制不过是骗人的假象。就在表层下面，持异议者
比比皆是。
当然，袁的革命派敌人早就警告说，总统有称帝的野心。像孙逸仙这样
的二次革命领导人大都流亡在外，而且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他们反对君主
制是自发的，是他们反对袁统治的继续。
更难预测的是那些政治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虽然不是袁在清朝当官时的
随从，但同他一起反对过国民党，共同创建了独裁统治。梁启超就是其中之
一，他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