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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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代议制政府和政党的作用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在前十年就尖锐
地提出来了。清廷在最后几年发起的许多改革，都是为了在国内实行权力更
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
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
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
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
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
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
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
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１９１２ 年 ７ 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
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①
同年秋天，他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种
努力，一般都被当作是对省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而经常遭到抵制，有时抵制
是激烈的。１１ 月底，他在要求省当局任命县知事须呈北京批准时，悲哀地指
出，《临时约法》赋予了他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②对此没有什么可察觉到
的反应。他为了确立北京在各省内的作用而提出的立法提案，在临时国会中
不受欢迎。１９１３ 年 １ 月，他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
政府的组织章程。③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
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
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
清朝这位伟大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民国
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
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 １９１３ 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
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
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他不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④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346 页。
① 《政府公报》，74（1912 年 7 月 13 日），第 2 — 3 页。
② 同上，210（1912 年 11 月 27 日），第 4 — 5 页。
③ 同上，243（1913 年 1 月 9 日），第 1 — 5 页。
二次革命
用军队是否确实听从他的命令来衡量，袁世凯在 １９１３ 年春并不指挥占压
倒优势的力量。他的军事优势，仅仅在于他真正控制的部队具有持续的凝聚
力和机动性，其总数约为 ８００００ 人。其余的中国军队数量多几倍，但在地理
上、政治上却是分散的。袁要利用其军事优势，有赖于他在争取同盟者、制
止敌对联盟方面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 １９１３ 年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
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
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武装冲突于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爆发，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根本问题是，
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 １９１３ 年初选举获胜而陷入危
机），以及北京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暗杀宋教仁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
领导人迅速转向武装抵抗。宋于 １９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
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
孙逸仙在 １９１３ 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这一点他前一
年夏天就在北京明确地陈述过了。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
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
１９１３ 年 ３ 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
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
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
如何才能战胜军事上的挑战呢？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
１９１３ 年春，部队大批集中的地区还有三个：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
中的湖北武汉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每个地区各占中国交通最发
达的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
接在一起。部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的每一个边上来回作迅速的、大规模的运
动。鉴于渗透入北京部队的核心没有实现的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就努力在湖
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他们力图既从上面又从下面来进行：既谋求省都督参
加，又直接号召其下属军官响应反袁文告。
在湖北省当权的是前清官员、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尽管他早就同老资格
的革命领导人疏远了，但却有人提议由他去替换袁当总统，作为乘机利用国
民党选举胜利的宋教仁计划的一部分。宋去世后。人们请求他参加反袁起义。
①与此同时，看来好像还做了些工作以召募黎手下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密谋。
②黎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把他军队中持不同意见者的组织视为对他本人的
威胁。他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结盟共事的。４ 月初，他秘密邀请北京
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５ 月取消了保密，驻扎在湖北长江沿岸的北京军队的
人数也增至 １００００ 以上。①早在第一枪打响之前，中国三个重要军事中心袁就
占有两个。
在江苏——黄兴同那里强大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都督不是一位像黎
①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汇编》，1913 年，2，第 350—351 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1，第 96—97 页。
① W。H。威尔金森，汉口（1913 年 4 月 11 日、5 月 11 日、5 月 22 日、7 月 8 日），FO228/1873，伦敦档案
局。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日记（1913 年 4 月 7 日），97 条，莫理循：《书信文件集》，悉尼，米切尔
图书馆。
元洪在他自己省内那样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二次革命真正爆发以前，在袁和
袁的敌人之间作出抉择还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早先在湖北的失败，以及
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
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黄兴，一段时间内又回复到新近被暗杀的宋教仁的方
式，采用合法策略来反抗。但是，在反袁运动中还存在两个力量源泉。它们
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要求中央集权不满；国民党当权者在省里有组织网。
许多省在税收和任命官员问题上同北京有抵触。当这些省决定反抗时，
袁世凯退却了。但是，他同一个省已经处于接近公开敌对的状态：这个省就
是国民党的追随者李烈钧任都督的江西省。李任其职务之前曾经是受过良好
教育的清朝军队的军官，１９１１ 年有过革命积极的记载，热心于家乡江西省的
自治。袁单方面任命一文职人员为都督以便在江西分享权力，这位被任命者
在他 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到达后不久就被赶出省外。后来在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袁下令扣
押了合法装船运往江西的一船军火。不顾李烈钧的反对，江西长江港口防区
司令服从了袁的命令。这个问题于是变成了江西都督对江西境内军事官员的
权限问题。仅仅因为袁的退避，战斗才在 ３ 月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前的
时期，还没有一个领导人对袁表示了如此公开的敌意。李烈钩对宋强调国会
和宪法程序不同意。但他热衷于武力“讨袁”运动。
在广东、湖南也可以见到国民党的倾向性和地方主义者对北京的反抗两
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过，其形式比江西更加变化无常。安徽有一个国民党
员担任省的首脑，他也参预了密谋。反袁的密谋者还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
地的响应。
革命党人的地位在 １９１３ 年春天时还不是没有潜力的。但参加同袁的抗争
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是被总统逼出来的。在国民党
选举胜利以前，他已决定不退却，转入了进攻。
在暗杀了宋（３ 月 ２０ 日）并在军事上包围了湖北（始自 ４ 月初）之后，
袁的下一步重要行动就是大借外债。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它们
各自国家（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的政府指导下，就给予
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事一直在进行谈判。公开宣称的目的，主要是提供资
金：用于偿付拖欠的和即将到期的中国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因在
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还用于负担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
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员作为一个条
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国职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盐务官营的管理机构，
因为盐税是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各国政府还作出努力颇有成效地阻止
中国从银行团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当局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处境最不愉快的
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
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甚至在伍德罗？威尔逊 １９１３ 年 ３ 月宣布美国退出
银行团之后，美国仍然尊重银行团强加的、不给中国大量贷款的联合抵制，
直到银行团的贷款签订为止。
不必是国民党员也能看出贷款一事的危险性，并会就此对北京予以谴
责。１８９８ 年改良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 １９１３ 年初把签贷款
协定比为“食毒脯以止饥”。康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来避免银行团
的致命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 ２５００ 万英磅的贷款，这笔钱在扣除了欠的
旧债和筹集贷款的费用后，中国政府实际上只能得到 １０００ 万英磅，作了这笔
交易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康问道：为了外国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
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
他写道，向此时此刻正在为蒙古和西藏同北京争论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多
么令人难以理解：“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
赠于他人乎？”签订外国贷款所引起的愤怒，促成了清朝的覆亡。在指出这
一点时，康暗示，尽管对借外债的必要有一种普遍的听之任之的常见气氛，
但是重新燃起的愤怒，有可能在民国重复上次的表演。①
然而，袁却于 １９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凌晨②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
他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为此他需要筹措资金。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
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
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
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
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款之前，袁就决定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曾同意按照《临
时约法》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要求这类协定须经国会同意。暗杀
宋引起的愤怒以及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表明，得到批准是困难的。同时，外
国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不合法的程序。签订协定的意图一败露，国会就大吵
大闹起来。
袁向英国驻北京公使透露，他认为按国会程序办事是“完全没有希望
的”，他“有一个对付他们的计划，如果他们再这样下去的话”。①下月即 ５
月，这个计划至少部分地被泄露出去了。自去年秋天以来，袁就鼓励把国民
党以外的所有政党联合在一起，为此而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进步党。
梁启超就是这个联盟的领袖人物。还花费了许多钱去贿赂国会议员。结果是，
弹劾政府失败，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削弱。后来，袁就要对国会议员采用人
身强制和恫吓的手段了。
到了 ６ 月，袁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他首先下令将那些最敌视其计
划的省首脑免职。李烈钧在江西的部队 ３ 月已处于开战的边缘，他是第一个
被免职的。然后，袁又接着下令撤换广东和安徽的国民党都督。７ 月 ８ 日，
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