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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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的革命家的作用遭到限制，在北京的首届共和内
阁里，他们被排除在财政、军事职位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个问题仍然是
模糊不清的。
革命对国家统一有什么影响，这又是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具有民
族主义思想的革命，要求保全清王朝的领土，作为新国家的基础。袁升任总
统就是导源于这一要求的迫切性。实际上革命却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
的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
省就对恢复省与中央的行政联系加强了抵制。更有甚者，边远地区的外蒙古
和西藏还有完全脱离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目标在两个方面遭受挫折。当地的
非汉族名流利用这个时机摆脱北京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传留给民国的遗
产。而外国列强则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作为对晚清干涉这些旧属地的方案的反应，蒙、藏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
局的活动，这些活动在 １９１１ 年末、１９１２ 年初取得了成功。但巩固其成果，
在外蒙古只有依靠俄国的保护，在西藏只有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为
收复这些失地而作出的努力，必然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的方式。无
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它们吸收为完全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
历届政府所能挽救的，只是对前清帝国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外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革命的混乱。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
大增加，外国的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上的收税员。
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
取。这种办法，使外国金融家加强了控制，增加了利润。辛亥革命时期这样
那样外国特权的扩大陷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玷污了革命的旗帜。
标志革命特征的许多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人们对革命的后果有多种
不同的解释。以同盟会为其最广泛组织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前的年代里
没有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它的全国性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
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熔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
体。他们害怕持续的分裂和战乱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对此他们在战
略上和心理上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部队凑合在一起的总数远远超过清
廷指挥的部队，看来妥协让步还是必要的。妥协方案包含接受清朝的总理大
臣袁世凯出任总统。虽然有 １４ 省成立了革命政府，但在革命后，老的革命组
织仅仅在三省（广东、江西和安徽）有任都督的坚定拥护者可以依靠。事实
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而且也无迫切要求这种结局的打算。
革命的另一特点是伴随其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这
也导致了对革命后的多种不同解释。革命以新近的西方模式取代历史悠久的
政体。《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国会（或称议会）加上总统、内阁、法
院行使国家权力。但是，不久以后就变得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不会把占优
势的社会名流从他们的支配地位上撤换下来。相反，旧的统治阶级又完整无
损而有生气地出现了。秘密社团及其下层支持者虽然活跃，特别是在四川和
陕西，但他们尚不足以向军官、民国的革命政治家和自治团体的领导人提出
严重的挑战。所有这三个最有势力的集团，在社会上都是有名人物，且大都
是士绅。对于普遍接受的社会秩序来说，另一个可能的威胁是，在几个省内
存在着被动员来支持革命的民军。但是它们同样受到遏制，并且什么地方有
必要，就被强行解散（广东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随着正式承认民权扩大了社会上的参政。这是激进的。但同时，革命有
组织的力量，不论它们之间如何争争吵吵，在把政治支配权保持在上层手中，
特别是士绅阶层手中这一点上，一般说来是一致的。这是保守的。作为湖南
革命都督的焦达峰，１９１１ 年年底当他被认为是把自己的势力建立在秘密社团
的基础上时，即遭暗杀；一个围绕在省议会议长谭延辏е芪У摹⒃谏缁岱矫�
更加保守的集团夺取了政权。贵州的革命政府刚一坚持同下层分子联盟，就
在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被革命的邻省（云南）军队推翻。１９ 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
社会精英在其文化风格和经济活动方面，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是，在
辛亥革命的余波中，他们仍以奇特的凝聚力和决心，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活
动。少数背叛分子和动摇分子被轻而易举地处置了，勿须求助于北京的袁世
凯。
士绅阶层在成功地防范对他们社会权力的威胁时，向全国的和省的领导
提出了两项要求。国家应该保持统一；地方应该享有自治。这是革命后未得
缓解的紧张局势的另一根源。中国的统一既是珍贵的历史遗产，面对外国的
图谋，又是紧迫的现实需要。对这一基本看法，似乎没有严重的异议。但是
如何去组织统一的中国呢？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有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集团
敦促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他们中间有北京的袁世凯和边远的云南省都督
蔡锷。中央集权制政府是一些党派的纲领中的要点。但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
月里，这种呼声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中被否决），这
些鼓吹者往往拥护省自治的极端形式。
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
朝末年就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传播。大多数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
它们无意放弃其自然增长了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军队、截留税收、挑选地
方的和省的官吏。与此同时，省级以下的地方议会的影响力和自信心大大增
强了。在地方主义者心目中，统一和自治这两项要求可以熔合在联邦制的结
构中。早期的民国，首先是实际上的各省联盟。可是，外国对中国主权的持
续不断的压力，使这种松散的安排受到严峻的考验。
新秩序的结构
在未得缓解的紧张局势下，新的政治秩序有站稳脚跟的艰苦工作要做。
简要叙述 １９１２ 年春新的政治秩序的结构，对勾画主要事件是必要的准备。
根据革命后谈判达成的协议，由袁世凯出任总统。他宣读了革命领导人
物起草的、类似 １９１２ 年《临时约法》的誓词。但是，新的《约法》赋予总统
相当大的行政权。要弹劾他是不容易的；理论上他是全中国陆海军的统帅；
再者，理论上他有任命官员的广泛权力。他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
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他在征得参议会或称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第一任内阁
总理是袁的老同事唐绍仪，他对革命方面的同情出人意料地坚持到革命以
后。
民国第一届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组成，每省代表五名。参议院里没有
任何重要的保皇党集团，但主要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徒也只拥有不到 １／３ 的席
位。这反映出，同盟会不能控制半数以上即使是参加了革命的各省的政府。
其他的主要政党既不代表先前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绅
士的改良主义立宪运动，这些官吏和绅士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革命后—
—才选定共和体制的。这一届参议院的主要成就是制订了指导选举持久的两
院制议会和新的省议会的法规。（各省新的议会实际上是 １９１３ 年上半年建立
的）。另外一个成就是，抵制了袁为建立一个要求各省服从的行政机器所作
的努力。
在大多数的省里，政治领导人来自两种机构：一是军队，特别是清朝末
年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议会。虽然爆发革命经常
是从下层开始的，但当此清朝当局土崩瓦解之际，巩固政权的还是这两个集
团中的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是都督。如果我们把满洲几省和甘肃排除在
外，因为那里的情况不同，难于比较，余下的内地 １７ 省中，在 １９１２ 年仲夏
有 １２ 省的都督是军人。（这 １２ 人中有 ６ 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
有 ５ 位都督没有当过军人，其中 ２ 人来自清帝退伍前没有参加革命的省。军
队和省议会的比重各省不同。在云南，新军的军官牢固地控制了省政府。在
湖南，他们让位给来自省议会的领袖们。在几个省内，革命党及其支持者是
第三势力，并有可能甚至在广东这样的省里掌握省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
在湖北、江苏，军队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是革命党的支
持者，或者跟它一样都持相对激进的观点。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经常是相当
混乱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
防止北京在当地插进其权势人物。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
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
多数省政府不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还能积聚足够的力量阻止下级行
政单位分裂出去。在几个省内，巩固省的权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扩大革命
地区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往往是府一级的革命政府。它们之隶属
于省政府，经常不是迅速地或彻底地完成的。但是，同北京在先前闹革命的
省里所拥有的权力相比较，１９１２ 年年底省政府在自己辖区内的财政权和人事
任免权是很广泛的。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的第一
个行动就是破坏中央的权力，采用的形式就是内部分权。这种状况的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有这么一种主张在起作用，这种主张是，面对僵硬的中
央集权——它被认为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清朝最后几年统治的特征——各省
坚持自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省自治情况的诸多描述中，有上海年轻记者戴季陶 １９１２ 年写的下面一
段话：“省之地位，对于地方则为最高之行政区域，对于中央则为最大之自
治范围。盖欲达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权之发达不可，而求民权之发达，则非
扩充自治之范围不可也”。戴指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辩解说：“中国之所
以不发达者，一般人士每论为地方之见太深，故此省与彼省隔，此府与彼府
隔……”但戴要把这一论点颠倒过来。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通过中央
集权的机构来统治，中央集权的机构在帝国时期经常造成衰败和崩溃。“由
此言之，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正以中央集权思想过深，地方自治观念甚微”。
戴认为，省自治以及民选省长，是国家政治进步和安定的关键。①
这种情绪，完全同包括国家总统在内的北京官僚的情绪相反。戴的分析
也意味着，需要制止省级以下的地区试图避开省的权力。
各省的省政府在各自省内扩大权力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大不相同。清
朝末年，已经开始在县和县以下的级别上建立自治的咨议局和议会。革命后
这类团体的影响迅速增加。按照清朝的计划，这些地方代表机关应该在中央
任命的官吏指导下，处理和资助一系列地方改革，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改革。
革命了，许多地方议会政治上就放肆起来，擅自挑选他们的行政长官，包括
县知事。这种过分的自信心，同一个持续了几世纪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协调，
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进地方名流和行政长官之间更密切的、更有机的联
系。作为 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１３ 年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不仅违背了北京的中央集权
主义分子在中国政治组织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而且也是对省当局的蔑视。一
般说来是省当局胜利了。但从这几年各省的预算来判断，他们的胜利常常只
是部分的胜利，因为同清朝统治下多数省的情况相比较，被县里截留的税收
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时，革命后扩大了的军队向各省征收的税款大大增加。尽管在清帝退
位以前就裁减了一些军队，参加了革命的各省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各种
各样的军队，有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在革命过程中招募的。不付清
长期拖欠的军饷，遣散士兵是不容易办到的；但保留他们的时间越长，拖欠
他们的军饷就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发动骚乱，从事抢劫。例如在江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