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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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中获益的研究断定，利润平均是贷款票面价值的 ４．５％（非铁路贷款）
至 １０％（铁路贷款，它们通常列有利润分成条款和银行充当购买代理人的条
款）。②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特别在 １９２８ 年以后，外国银行丧失了它们的某些特
权地位，而由政府支持的银行取得，但是它们在资助对外贸易方面，继续表
现得很突出。不过，在任何时候，除了对对外贸易和政府财政部门外，它们
对中国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和它们的主要客户，即外国商人一样，外国银
① 麦加利银行，1858 年起在华（总行在伦敦）；汇丰银行，1864 年组成（总行在香港）；有利银行（总行
在伦敦）；东方汇理银行，1899 年起在华（总行在巴黎）；华比银行，1902 年起（总行在布鲁塞尔）；德
华银行，1889 年起（总行在柏林）；花旗银行，1902 年起（总行在纽约）；和兰银行，1903 年起（总行
在阿姆斯特丹）；道胜银行，1895 年起（总行在彼得堡）；横滨正金银行，1893 年起（总行在横滨）；台
湾银行（总行在台北）。
② 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海的钱庄，1800—1935 年》，第 21—22 页。
① 见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各处。
② C。S。陈《英国银行家从中国贷款所获利润，1895—1914 年》，载《清华中国研究杂志》，新版，5。1（1965
年 7 月），第 107—120 页。
行之能影响中国，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外国的，既享有特权，又常常很蛮横。
它们当然与中国一些虽小但分布广泛的现代化部类有一定的联系。例如，１９１０
年上海橡胶市场上的投机活动，严重地损害了四川铁路公司的利益，于是它
要求北京政府用粤汉铁路国有化的办法来弥补这些损失，这个行动有助于加
速辛亥革命的爆发。但是总的来说，虽然金融大恐慌会制造头条新闻，上海
和其他港口及广大内地的经济只有松散的联系。即使外国人（或者甚至中国
人）能做到对现代部类的支配，但这种支配还不能使他们控制中国。
制造业和采矿业
在 ２０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外国人在四种工业中拥有占优势的份额，它们
在 １９３３ 年占了现代工业净产值的 ５２％：这些工业是棉纱和棉布、纸烟、煤
矿和电力。①１９３３ 年，外国拥有的商行生产了整个制造业总产值的 ３５％，但
是不能对 １９１０ 至 １９２０ 年作出可以与之相比的总的估计，这个时期，７５—９０
％的现代采煤工业和将近一半的棉纺织工业操在外国人手中。表 ３６ 显示了外
国人在采煤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中所占的份额。不能得到产量的数字，但是卷
烟工业也被外国人所支配，这从 １９１９ 年英美烟草公司生产 １２０ 亿支纸烟（大
部分在中国生产），而它的主要中国竞争者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 ２０ 亿支纸
烟，两相比较可以判断出来。大港口的发电——１９１０ 至 １９２０ 年也没有发电
量的资料——基本上也是外国人独占的领域。
有人已经提出警告，反对仅仅因为一些数字是仅有的计量资料，而把过
多的结论塞进关于现代部门的统计数字之中，但我们现在又必须再次面对这
种警告。１９０２ 年英美烟草公司开业后，纸烟的销售量肯定激增，但是没有什
么证据可以证明，在城市地区以外，消费烟叶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 １７ 世纪以
来广泛吸用的农民的旱烟、水烟或鼻烟。甚至晚至 １９３５ 年，只有 １９％的农
户购买任何种类的烟。关于棉纱，１９０５ 年只有总消费量的 １８％（１９１９ 年为
３４％）是在华资或外资现代纱厂生产的。１９０５ 和 １９１９ 年棉布的可比数字分
别为 １％和 ５％。手工业生产的和进口的纱占 １９０５ 年消费量的 ８２％，占 １９１９
年的 ６６％；而棉布则分
表 ３６
采煤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的外国份额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 55 页。
采煤
棉纱和棉布
（用现代方法开采按吨计算的总产量％） （开工的纱绽和织布机的％）*
纱绽
外资 中外合 外国人 中国人
织布机
外国人
中国人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２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矿
４２．６
３５．２
３４．１
３０．９
资矿
４９．３
５４．５
４３．２
４５．０
所有
３０．３
４６．０
４３．６
４１．９
所有
６９．７
５４．０
５６．４
５８．ｌ
所有
５０．ｌ
４９．０
所有
１００
４９．９
５１．０
＊在中外合资厂内的纱绽和织布机数被平均分到外国人所有和中国人所
有两栏。
别占 ９９％和 ９５％。这些比率说明，外国份额显得如此之大的中国最发达
的现代工业，即棉纺织业，也不能供应绝大部分中国人口的衣着。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２１
年这几年用现代方法开采的年平均产量为 １０００ 万吨的煤，甚至用现代的和传
统的方法开采的年平均产量为 １６００ 万吨的煤，也只能提供四亿至五亿中国人
所消费的总能量的一小部分，这些中国人在过去继续以树木、麦秸和植物废
料作为他们的燃料。甚至在 １９３３ 年，中国煤的总产量只有 ２８００ 万吨（而 １９７３
年为 ２．５ 亿公吨），几乎全部消耗于大城市和铁路、轮船以及小型现代制造
业。与此相似的是，１９３３ 年共发电 １４．２ 亿千瓦小时（而 １９７３ 年为 １０１０ 亿），
其中 ６３％是外资厂发的电；所发的全部电力都为较大的城市服务。
１９１９ 年，中国 ４５ 家棉纺厂中，１５ 家为日本人和英国人所有。外国棉纺
厂纺的纱平均比华资厂的纱高五至七支。中国的工厂能够顶住很强的外国竞
争，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保持它们在市场的份额，支数的差别对这种情况具
有两个重要的含义。纺低支纱需要利用比纺高支纱更加劳动密集的技术，因
此适合中国生产者的情况，他们的资本比较少而且更加昂贵，而劳动的成本
则要低一些。低支纱在市场上还更容易销给手工织布者，他们把低支纱用作
经纱，再与手工纺的纬纱合起来织成一种粗而耐穿、在农村地区需要量很大
的布。换句话说，出现了一种外国厂和中国厂在部分地分离的市场中经营的
倾向，大部分外国厂的产品供应条约港口和其他大城市的消费者。卷烟工业
也是这种格局；在卷烟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集中生产比较便宜的纸烟，
以供应不同于英美烟草公司的消费者的另一类消费者；在采煤业方面，外国
矿与中国矿通常不在同一地点；在银行业中，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外国
银行专门为国际间的交易提供资金。
当然，作为以后经济发展的基础，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现代制造业部类
既不是停滞的，也不是不重要的。事实上，１９３７ 年以前的中国工业部类（包
括满洲）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８％至 ９％。①此外，这些工厂对中国 １９４９ 年以后
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很明显的好处之一是，继承的一些上海及
其他地方的小型机械厂，在解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经济困难方面，作出了重
大的贡献。②
可以质疑的一个看法是，在现代制造业部类中惹人注目的外国的作用，
是使中国经济全面落后的主要原因，或是造成作为 １９４９ 年以前特点的削弱中
国经济的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如与有特权的（就现代工业而言有时是占优势
的）外国人在华存在的主要政治和心理影响相比，不论工厂是外资的还是华
资的，就发展和分配两者说，其 经济的．．．后果是很不重要的。对 １９４９ 年以前工
业的研究，不但显示了前面所引的引人注目的发展速度，而且有力地证明，
华资企业的发展至少与外国制造商行一样快。③２０ 世纪的长期趋势虽不完全
清楚，但仍说明，中国人在对外贸易、银行业以及工业中所占资本和产量的
份额在逐渐增加。甚至对传统经济部类（例如手工制造业）受现代工业损害
的情况，华资现代部类也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它在地理上和技术上主要是为
分散的农村市场服务，而外国工厂的顾客更可能是比较富裕的城市居民。也
许从长期看，外国制造业最重要的方面是把表现为机器、工艺和组织的现代
工业的技术转移给了中国。这种“示范效果”还在金融和商业部类中发挥作
用，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中国的现代银行和保险公司在这些部类中日趋重要，以
外国对手为模式的中国对外贸易公司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显得有些重要
了。
外国从事工业的公司，因以下几个方面而“不公正地”获得利益：它们
有治外法权的地位；它们能够逃避某些直接税赋，特别是中国官僚的压制；
它们接近外国资本市场；有时它们有较好的管理和改进的技术。这种特权地
位，以及它们惹人注目的傲慢，助长了 ２０ 世纪中国高涨的、在“买国货”的
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华资商号通过抵制（例如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８、１９０９、
１９１５、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外国在华厂商生产的货物以及抵制进口货，可能还通
过外资企业比华资企业更频繁发生的劳资纠纷来利用这种民族主义。反帝国
主义的情绪是日益发展的现实，但是事实并不像民族主义宣传所断言的那
样，在华的外国工业真的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损害了手工业生产（这与前
一种说法有矛盾），阻止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或者比本地的资本家更加厉
害地（或较少）剥削中国的工人。
运输业
在 ２０ 世纪的头 ２０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值 ８５％至 ９０％的货物是由悬挂外
国旗帜的船只运送的。外轮还在对外贸易港口即条约港口之间的沿岸贸易中
运送 ２／３ 的货物。由于这类货运是由“洋船”运送，所以列入海关的统计中。
对“内河航运”，也就是驶往条约港口即对外贸易港口以外的地方或这些地
方之间的轮船贸易，海关只对进出这类港口的应纳税的货物进行登记。在缺
乏有价值的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按照 １９１４ 年内河航行章程进行登记
的外国船（１１５２ 艘）和中国船（２１１ 艘）来判断，这项运输业也受外国航运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 70—74 页。
② 见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 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现代经济》，第 203—234
页。
③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 138—141 页。
业的支配。
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通过外国船只进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国际
法中，沿岸贸易——即沿岸和内陆航行——一般地只通过本国的船只进行。
外国船只进行的中国港口之间的贸易和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是在此之前缔约
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中国甚至在理论上都没有得到对等的权利。
不可能在数量上准确地估计外国的沿岸和内河轮船业对传统的帆船及其
船员的影响。中国政府对扩大轮船航行的反对态度，反映了它对失业船员造
成混乱的担心。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帆船总的来说可能从内陆贸易的全面
扩大中获益。无数轮船无法到达的地方，被 ５０ 万艘帆船纳入日益发展的商业
活动之中，这些帆船不但在江河，而且在辽阔的运河和支流网络中定期往返。
可以取得的一切有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计量数据，以及分散的统计数字都说
明，帆船仍是华南的主要运输工具。甚至在 １９５９ 年，只有 ３６％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内的货物运输总量是由现代运输部类的工具运送；其余的主要由帆
船运送。
在 １９０３ 至 １９１８ 年期间，主要的长江轮船航线由四个航运公司大致均分：
它们是太古轮船公司、怡和洋行的怡和轮船公司、日清汽船会社和中国官办
的招商局。新英格兰的船长和苏格兰的轮机长，在英国和中国的船队中占统
治地位。（“传说如果你要‘轮机长’，你只要向下对轮机舱口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