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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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了解到外国在中国国土上驻军意味着什么：有治外法权的列强能够并决心
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支持它们单方面认为它们已经取得的权利。



外交官


北京的外交使团在他们之中资历最深的一个成员的房子里聚会……当我
们在暖和的天气于英国公使馆聚会的时候，窗户朝馆内的一个小院子敞开
着，院子中的紫丁香春季正在盛开。公使馆的鹦鹉常常一直耐心地听着，还
参加我们的讨论（有时很得体），不时地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或者一声压
低的咯咯声，或者突然来一声尖叫。它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只会讲汉
语，所以参加集会的大部分外交官都听不懂。①
外交使团
在民国初期，外国在华建立的根基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是北京的外交使
团，它由　１５　国的特命全权公使组成。②秘鲁、挪威（１９０５　年与瑞典分离）和
墨西哥也与中国有条约关系，享有“最惠国”条款利益的国家共有　１８　个，但
是在　１９１３　年，上述最后三个国家未派代表驻于北京。在外交使团内部，１１
个签订辛丑和约的国家——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
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俄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而在中国，
像在全世界那样，施加真正影响的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是
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公使华蕾先生关于他同事的汉语能力的意
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朱尔典爵士在　１８７６　年首先作为一名见习翻译来华，在
英国领事馆长期任职，工作出色，１９０６　年在北京任公使之前还担任过驻朝鲜
的公使；除了他，外国的公使都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从一个职位
调到另一个职位（例如，到　１９１３　年有：比利时的贾尔牒男爵、丹麦的阿列斐
伯爵、意大利的斯弗尔扎伯爵、法国的康悌）。朱尔典继续担任公使，一直
到　１９２０　年，他在北京的同僚之一在叙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
对他来说，中国不是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它代表着他的事业的开始和终结……在
我看来，他的世界是由大英帝国和中国组成，而俄国和日本在背景中朦胧地出现（有时近
得碍手碍脚），其他的许多国家则在周围大惊小怪，干涉并不与它们真正有关以及它们不
完全了解的事务。①
朱尔典的前任萨道义爵士，１９００　至　１９０６　年在北京，虽然是比朱尔典爵
士更专业的外交人员（他是很受赞扬的《外交实践手册》〔１９１７　年及以后几
版〕的作者），他也作为一名见习翻译开始他的事业，因能讲一些汉语和流
利的日语而闻名。萨道义多年来在日本、暹罗、秘鲁和摩洛哥的领事馆中任
职，然后在　１８９５　年被任命为驻东京的公使。他的私人秘书把他描述为“一个
严厉的人。他对他的属员很严格，要他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如他常说的那
样，他是从一所严格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巴夏礼爵士的学校……我
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学到了额尔金勋爵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一句箴言。决不要
提出不是绝对公正的要求；当你提出公正的要求，你就务必去得到它”。②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　128　页。
② 按照建立条约关系的顺序，它们是：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俄国、德国、葡萄牙、丹麦、
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巴西和日本。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　128　页。
② 许立德爵士：《在华四十年》，第　35　页。



日本的几任公使是最职业化的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他们
过去因在驻华领事馆工作而有了丰富经验，因此可能已经有一定汉语知识。①
日本和英国的文件透露，在这些年间，日本人和英国人一起，对任何强国涉
及中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了解是最详尽的。
１８９８　至　１９０５　年的美国公使、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康格，是通过他与麦金
莱总统的友谊而到任的。但是他的继任者　１９０５　至　１９０９　年任职的柔克义，是
一名职业外交官，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已经在北京和汉城任职。柔克义还是一位
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和学者（熟悉西藏的佛教、中亚，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
朝鲜和东南亚的现代以前的关系）。１９０９　至　１９１３　年驻北京公使的嘉乐恒，
是塔夫脱总统挑的人选。他长期在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内活动，并且作为麦
金莱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派往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特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１９１３　至　１９１９　年的公使芮恩施当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所写的学术著作
给了威尔逊总统很深的印象，他再次是总统的政治人选。芮恩施的回忆录《一
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１９２２　年），对中国期待更名副其实的国际平等的愿
望表示了深切的（虽然是无效的）同情心。巴黎和会把山东交给日本后不久，
芮恩施就辞职了。
与中国外交部的大部分日常接触，由主要国家公使馆中的“汉务参赞”
进行，结果这些人常常影响了他们的使馆负责人的观点。例如，从　１９１１　至
１９２２　年任汉务参赞的巴尔敦，便是英国公使馆中起支配作用的人物，他娶怡
和洋行一名董事的长女为妻。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管具体情况的英国利益
的捍卫者，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使他受到在华的英国社会的钟爱，但他
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喜欢他。美国的公使馆从美国的传教士中挑
选它的汉务参赞。①


① 1901—1906　年任公使的内田康哉在　1896　年担任公使馆一秘时已经是代办。他后来担任其他重要的大使
馆职务，1911、1918—1923　和　1932　年任外务大臣，1932　年还兼任南满铁路公司总裁。他的接任者为林权
助，1906　至　1908　年和　1916　至　1918　年任职，他在英国和东京受教育，在其他时期担任过驻英、驻俄大使
和短期的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在　1908　至　1913　年任公使，1893　年第一次来华，任芝罘的领事，1901　至
1907　年任天津总领事。他后来任关东租借地长官，1923　年短期地任外务大臣。山座圆次郎在　1913　至　1914
年短期地担任驻北京公使之前，曾任日本驻汉城公使馆秘书。1915　年曾递交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的日置益
在　1914　年被任命为公使之前，1894　至　1899　年曾在汉城工作，接着在　1900　至　1902　年在北京担任一秘和代
办。几次出访欧洲以后，他返回中国担任　1925　年关税会议的日本代表。长期以来小幡酉吉在天津、北京等
地任领事和代办（1914、1915、1916　年），最后在　1918　至　1923　年任公使。
① 1901　至　1908　年的汉务参赞卫理，1887　至　1896　年曾在外国基督教传道会工作，1896　年他离开该会，接
受了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翻译的任命。他是　1911　至　1913　年驻北京美国公使的一秘，在嘉乐恒离任和芮恩施
到任期间当了几个月的代办——在此期间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在　1914　至　1918
年期间，他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负责人。1918　年卫理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学的阿加西斯基
金的教授。接任卫理的是丁家立，他在美国海外布道会的赞助下于　1882　年来华。丁家立　1886　年不再继续
从事传教工作，以后的　20　年在天津进行教育活动，受到前后两任总督李鸿章和袁世凯的赞许。他于　1886
至　1895　年任中西书院院长，从　1895　至　1906　年任天津新建的官办大学（1900　年后称北洋大学）的总教习。
从　1902　至　1906　年他还是直隶的高级和中级学堂的学监。从　1908　至　1919　年，除了一段短期间歇外，他在
美国公使馆任汉务参赞，在　1919　至　1920　年以一秘的身份代理馆务。由于他广交中国官员，包括袁世凯总
统，丁在公使馆的作用是有影响的。裴克，1903　至　1918　年任助理汉务参赞，1913　至　1914　年和　1919　至　1926
年任汉务参赞，生于天津，父母均为传教士。他　1906　年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任见习翻译，1914　至　1919　年期



公使馆区（交民巷）
驻北京的公使及其属僚居住的使馆区是国际法中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１９０１　年的“辛丑和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
用之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新公使馆区比　１９００　年以前约扩大了九倍。①它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得
到新加固的边墙（和常驻的军事卫队）的保护，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
倾斜的“缓冲地”为界——这块开阔的空地是义和团起义中被夷为平地的帝
国翰林院的旧址，此时打算用它来保护公使馆区，以及用作打马球、踢足球、
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公使馆区的大部分从北城南城墙的前门向
东面的哈德门（崇文门）延伸。（萨道义爵士等人在　１９０４　年谴责他的同僚们
的过大胃口。）
事实上，外交使团扩大了它的“权利”，大大地超过了第七款规定的范
围。部分缓冲地被租给公使馆士兵常常光顾的旅馆、酒吧间和一个领有执照
的妓院。与这块缓冲地是列强共同拥有的财产这一理论背道而驰的是，个别
国家颁发建筑许可证——在有偿的条件下。在使馆区内，可以看到商业企业、
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虽然中国从没有打算把北京开辟为另
一个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中心。在公使馆区或它的周围，有顺利饭店、北京
饭店、六国饭店（常常聚集一批寻求贷款和采矿合同的人），有汇丰银行、
道胜银行、德华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有几个外国大商店，有一个士兵的基
督教青年会，有两所美国监理会的医院，有一座公使馆卫兵用的天主教堂，
有一座监理会布道会教堂（可容纳　１５００　人）、一所监理会的女子学校和“燕
京大学”（也是监理会办的），有伦敦布道会的魏林医学院，有美国海外布
道会的教堂和学校，还有盲人布道会。虽然根据法律，准许进入公使馆区的
华人只能是穿着特定制服的公使馆的仆人和雇员，但事实上，不时有大批华
人住在公使馆区内，经常住的地方是六国饭店，那里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以收容被
北洋政府撵走的人而出名。外交使团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例如，张
勋将军在　１９１７　年短命的政变失败后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
１９１４　年才对公使馆区进行联合治理，以取代三个独立部分（西段、英国
段和东段）的治理，在此以前各部分都自行治理和有自己的章程。由三名辛
丑和约缔约国代表和两名公使馆区居民代表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监督执行新
的治安总章程和道路章程。公使馆和居民私人缴纳土地税，以维持这个微型
的行政机构。
就极大部分而言，北京的外交人员过着一种脱离中国人的生活。这种状
况在清代最后十年开始发生变化，民国成立时变化更大。可是，１８８５　至　１８９８
年的美国的驻华公使田贝的以下意见，仍具有一定的正确性：
新来的外交官来到北京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拜访总理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向
它致意和取得对他官方资格的承认……对总理衙门的拜访是新来者唯一必须做的事……


间在驻青岛、汉口和天津的领事馆任职。裴克　1945　年退职以前于　1935　至　1940　年任大使馆参赞，在处理美
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① 马士写道：“公使馆区可以认为是在一个敌对国首都的中心取得的一个可以防守的要塞——用于这一目
的，它是太大了；或者可以认为是幸运地抓住机会，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为列强的外交代表取得的花园
般的、没有旧时代肮脏环境的宽敞居住区——如果是这样，建立它是没有道理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
史》，3，第　355　页。




互相不必进行社交会面，这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除了极少数
的情况外，社交对双方来说是特别令人厌烦的事。①
在义和团起义后清朝进行改革的平静的日子里，在外国受过教育的外务
部和邮传部的年轻官员，在晚上与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打扑克消遣，这是是众
所周知的。但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社团（不论是外交人员的还是私人的）的生
活，是一种独特的自我孤立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