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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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其他
５３＋＋
６．３ １５８II＋＋ １６．８ ２１７＋＋ ２０．２ １７８＋＋ １５．２



＊除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年外，包括征税费用；不包括现金余额。
＋印花税、省级汇款，政府企业利润，杂项。
≠６２０４　万元＝各省征收的国税和直接支付的军费。
§u20027X要从盐税中转给各省。
Ⅱ中央银行资本，２０００　万元，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年；７４００　万元，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
‖政府企业收入，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６１００　万元；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６７００　万
元；主要来自铁路，包括军事运输的价值。
＊＊包括　７８００　万元的各种内部转帐。
＋＋包括“建设费”，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７００　万元；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２６００
万元；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８８００　万元；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５４００　万元；其中一部分
可能投资于军需工业。
资料来源：财政部长的年度报告，见　Ｐ．Ｔ．陈：《财政》，《中国年鉴，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第　１１９２—１２３７　页；《中国年鉴，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第　５８７
—５８８　页；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第　４３３—４４０　页。

从停滞中走出来。①到　１９３７　年为止所得到的不大的收获，由于此后　１２　年的战
争和内战，由于政府对这些年中国人民作出的牺牲没有稍微作些补偿而烟消
云散。
表　２０　列出南京政府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间九个财政年度的主要收入和支出。
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在　１９３８　年以前数量仍然很大，以后在战争时期，与中央
的支出相比急剧下降。但即使把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加在中央政府的支出
上，总数也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期
间，仅占　３．２—６％。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　１９２９　年占　８．２％，１９３３　年占　１４．３
％，１９４１　年占　１９．７％。②就国民收入而论，中国中央政府的支出为数很小，
这既反映了国家税收基础的狭窄，也反映了经济的现代部分的有限规模，这
个部分实际上被要求承担国民政府税收的最大负担。
１９２９　年初，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财政控制，除海关外，仅在浙江、
江苏、安徽、江西、河南五省实行。这种局面后来有所改进，但中央政府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从未达到对华北、西北和西南的完全支配。当然，全面战争爆发
后不久，政府主要依靠的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就沦入了日本人之手。
在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举行的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中央政府
正式把田赋让给各省，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政策，目的在于改进从北京政
权继承下来的公认是混乱的财政管理，不如说是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一种
承认。它意味着，为了报答空泛的政治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放弃对一部分
经济的任何财政要求，这一部分经济产生国民收入的　６５％。也放弃了对一种
不公平的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检查的任何尝试，在这种制度下，有错误的土地


①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提供了全面说明。道格拉斯？S。帕俄：
《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府财政》（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50　年）；《南京时期的中国国家支出》，
见《远东季刊》，12。1（1952　年　11　月），第　3—26　页；《国民党与经济停滞》，见《亚洲研究杂志》，16。2
（1957　年　2　月），第　213—220　页，不如扬格乐观。
② 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1789—1945　年》，第　12　页。



记录和腐败的官吏使富人能够逃避公平的负担。结果是一大部分潜在的农业
税收被截留，社会不能将它用于公共福利。
１９４１　年，在战争的压力下，在未被占领地区，中央政府从各省手中收回
了田赋的管理权，为了补偿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损失，答应给它们现金补助。
田赋征实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征借，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分别为
中央政府提供了总收入的　１１．８％和　４．２％，但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央政府的
农业土地税收很快下降。战时的田赋征实确实使中央政府对粮食供应有了它
所追求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同时由于减少了政府向军队、公务人员和城市工
人供应粮食的直接开支，田赋征实还相当大地抑制了战时纸币发行的增长速
度。不过，在实行这个政策时并没有对旧的田赋制度的不公平作任何纠正，
当国内其他阶层大都被免除或能够避免类似的直接税时，个体小农却增加了
新的不公平的负担。①
几乎跟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一样——明治时期的日本和　１９４９　年后的中
国是主要的例外——战前的南京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间接税。三项最重要的
税收是关税（关税自主权收回后，收入迅速增加）、盐税和货物税。如表　２０
所示，在这三项下的收入，占仍不稳定的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财政年度总收支的　５５．７
％。在此后八年中，这个比例在最高　８１．９％（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和最低　５６．６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之间变动，平均数为　７１．４％。平衡来自各种杂税、政府
企业的收入，而最重要的是来自借款。到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才进行引进所得税的
初步工作。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阻碍了这个计划；所得税、遗产税和战时过分
利得税加起来从未超过政府总收入的　１％或　２％。给少数人，包括政府“知内
情者”在内带来巨大利益的投机商业和财务交易，在战争和内战期间从未真
正对之课税。战前国民党的财政政策主要依靠递减的间接税，尽管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　年的收入中来自税收的愈来愈少，但间接税仍然占优势。
在战争爆发前，外国借款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中数字不很大。几笔比较
小的借款是　３０　年代借的，其中包括总数为　２６００　万美元的两笔美国商品借款，
和为修建铁路借的一些钱。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经济合作
署）的援助基金（当然不是借款）主要用于弥补中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但没
有适当的计划或控制，对经济无甚裨益。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４５　年间实际利用战时信
贷和租借法案合计约　２１．５　亿美元（美国　１８．５４　亿；苏联　１．７３　亿；英国　１．１１
亿；法国　０．１２　亿）。这些钱部分以军需品和劳务的形式接受，部分则在战时
和战后时期跟政府积累的外汇（主要通过美国战时以高汇率购买当地货币得
到）一起，在徒劳地企图维持法币的对外价值中浪费掉了。①总之，外国信贷
和援助帮助国民党政府度过了战争；但对战前或战后的经济发展毫无贡献。
表　２０　所示每年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赤字，主要靠在国内举债来弥补，事实
上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度以后，内债每年都超过赤字本身，因为有些收入在各种
帐目中是作为现金余额拥有的。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５　年间，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了
３８　种内债，票面价值　１６．３４　亿元。①这种“一般用途”的举债之所以成为必
要，主要是由于政府大量的军费开支。起因于政治上无能为力，不能“打破


①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　年》，第　64—65　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40—144
页。
① 扬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　年》，第　440—442　页。
①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　370—375　页；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59—468　页。



饭碗”，裁减中央和各省的军队；与共产党占据的苏区的战争费用增加；以
及　１９３１　年后面临日本即将入侵，蒋介石军队需要现代化。
１９３１　和　１９３２　年令人忧虑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严重地影响了上海的债券市
场。例如，财政部发行的以关税作担保的债券下跌，从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的　６２．９０
元跌到　１２　月的　２６．６０　元。预定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偿还的内债约　２　亿元，是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财政年度预期收入的　１／３，而大多数内债应在五年内偿还。由于不可
能再借钱和面临拖欠的前景，银行和债券持有者被迫同意对内债实行整理，
所有债券一概改为年息六厘计算，延长还本年限约为以前的一倍。从　１９３３
年开始，由于世界性萧条的影响，赤字的压力又出现了。如表　２０　所示，由于
军费增加，从　１９３３　财政年到　１９３５　财政年，借款总数每年上升。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进行第二次内债大整理，发行统一公债　１４．６　亿元。以之取代　３３　种期限和利
息不同的旧债，有五期用关税担保，年息　６％，到期年限为　１２、１５、１８、２１
和　２４　年。此外又发行新债　３．４　亿元，到　１９３６　年底，内债发行总数接近　２０
亿元。
发行如此大量的内债及其处理方法，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和上海银行界之
间有趣的共生关系，其中包括四大官方银行（农民银行设立于　１９３３　年）。很
大一部分债券被银行吸收。例如，１９３６　年　２　月，它们拥有未付债券总额的　２／３。
除了少数例外，至少在　１９３２　年以前南京政府的做法是，把债券寄存在银行作
为担保，预支相当于票面价值　５０—６０％的现金。当债券公开发行并已有确定
的市价后，银行用原来预付款项和市价之间的差额向政府购买这些债券。虽
则大多数债券的发行价可能是　９８，市场上的最高牌价却从未超过　８０，有时跌
到　３０　或　４０。一种有根据的估计是，在　１９２７　至　１９３４　年间，发行债券　１２　亿元，
交给南京政府的现金大概相当于票面价值的　６０—７５％。①因此，名义上的利
息是　８．４—９．６％，财政部的实际负担则是　１２—１６％，如果利息和本金如期偿
付，债券持有者一年可能赚到　２０—３０％的利息。在　１９３２　年的整理后，内债
的负担有所改进。到　１９３２　年底，内债的平均收益率是　１５—２４％，１９３３　年跌
到　１６．８％，１９３６　年跌到　１１．６％。②债券也被银行买去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这在　１９３５　年的币制改革之后发展很快。公众对上海市场上政府债券的需求，
主要是为了投机而不是为了投资。由于公债的还本付息费用不断增长迫使政
府在　１９３２　年和　１９３６　年实行内债整理，通过降低利息和延长清偿期而对市场
有所震动。直到战时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抵销了国内公债——民国时期唯一真
正的“累进税”——向政府提供的这种信贷，一直对贷方大为有利。
求助于这种代价高昂的信贷，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主要的债权人，
控制现代银行系统的四家政府银行，是在政府个别要人的影响之下，他们既
利用这些机构搞政治阴谋，又利用它们在经济的私营部分谋取个人利益。在
３０　年代，人们广泛相信，中央银行是孔祥熙的，交通银行是　ＣＣ　系的，中国
银行是宋子文的，农民银行是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的。不过，个人的贪污是
不容易证明的。无论如何，比起把可以用于工业或商业投资的珍贵的资金用


①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98、509—510　页。1927—1947　年期间财政部的财政顾问扬格，强烈反
对　50—60％的较低估计，后者出现在伦纳德？G。廷的《中国的现代银行与政府财政和工业》中，《南开社
会与经济季刊》，8。3（1935　年　10　月），第　591　页，以及别的地方，源自朱偰：《中国财政问题》，第 231—232
页。
②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98—99　页。



于现政府的军费开支或公债市场的投机来，贪污在经济后果上也许不那么重
要。
２０　世纪的中国银行系统可悲地未能起到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建立信用的
作用。第一，中国的现代银行业不发达。虽然从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７　年有　１２８　家新
银行开业，在　１９３７　年中国有　１６４　家现代银行和　１５９７　家支行，但它们大都集
中在沿海各省的主要城市（在　１９３６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