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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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耕农，但在家庭收入方面并不比他们在广东的佃农兄弟更好。租佃与经济
进步也不是不相容：比如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百分比从　１８７９　年的
各类地权形态户的百分数
表　１７　　　　（１６　省　１７４５３４４　户，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

地主
地主兼自耕农
地主兼自耕农兼佃农
地主兼佃农
自耕农
自耕农兼佃农
佃农
佃农兼雇农
雇农
其他

２．０５
３．１５
０．４７
０．１１
４７．６１
２０．８１
１５．７８
０．０２
１．５７
８．４３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３５　页。

２５．６％增加到　１９４５　年的　３４．５％，他们都是佃农。
几乎不存在关于变化着的租佃发生率的可靠历史资料。将地方上的观察
家、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编纂的估计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估



① 在表　16（1）中，我用了从卜凯的“农业调查”而不是他的“田场调查”中通常被引证的百分比导出的
可供选择的估计。后者显然太低，一方面由于他的实例对南方各省的重视不够，另方面由于调查的性质使
得比较容易接近的地区支配了数据。
② 关于江苏的地区差异，见阿什：《中国革命前的土地占有》，第　11—22　页；关于山东与河北，见迈尔斯：
《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34—240　页。



计相比较，表明各地租佃率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总的来看没有重大的变化。①
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仅仅表明有微小的变化。（租种全部土地的农户，从
１９１２　年的　２８％增加到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　３０％），这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因为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的数据是用通常的通信调查获得的，参加者是成千志愿的作物
报告者，其中许多是乡村教师，而关于　１９１２　年的数据则纯属推测。②拉蒙？迈
尔斯把山东　２２　县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与它们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相比较，揭示佃
户的百分数在　１３　个县下降，在　９　个县上升。①河南、安徽、江苏和湖北　１９１３、
１９２３　和　１９３４　年的比较数据，表明没有重大变化：佃农从　３９％增加到　４１％，
自耕农兼佃农从　２７％增加到　２８％，而自耕农则从　３４％降到　３１％。②
与其他价格相比，上涨较慢的地价如表　１４　所示，这可能意味着对土地的
需求比较疲软，原因是　２０　年代的局势相对地不稳定，正如卜凯说的，“反地
主运动……减低土地需求，甚其使有产之人出售其产”。③最后，如前面指出
的，人民共和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分配的耕地数量——尽管是在　１２　年的战争与
内战之后——接近　３０　年代中期地主控制的耕地数量。我们也许可以断定，虽
然土地的买卖照常进行，但有的地区租佃率高有的地区租佃率低这个基本模
式（主要由于有差别的地主经济收益，但在最落后的地区也由于“超经济”
劳役和其他苛捐杂税的持续性），在民国时期没有重大变化。
佃农的地位牢靠吗？总的看，在　２０　世纪也许不十分牢靠。对　１９２４—１９３４
年间　８　省　９３　县的大致比较，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３　至　１０　年的租约
没有变化，１０　至　２０　年的租约和永佃租额略有下降。④例如，１９３０　年的土地法
包含这样一条，大意说，佃户有权不定期地延长租约，除非地主在租约满期
后将土地收回自种，这表示承认有农民租地不牢靠的问题。没有作出努力去
实施这条法律，因而使用权不牢靠无疑继续成为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农村的
财产观念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永佃”制（它明确区分佃户的“田面权”
和地主的“田底权”）逐渐消失了。永佃权被不那么永久的租约所代替。年
租约的不牢靠把农民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使地主能够以押租（作为对付不
交租的担保）的形式把额外的负担和更高的租额强加给佃户。
但这些趋势来得很慢。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上面
提到的　８　省中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百分数之间持续的成
正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的调查也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
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①尽管佃户如果彻底拥有他们所耕种
的土地对他们改进土地会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户和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在租
佃率高的地区看来是足够长期的租约的结果，因此，佃户为了增加生产力而
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投资的刺激，并未完全受阻。
内政部　１９３２　年对　８４９　县所做的调查，发现押租制在　２２０　县流行（占　２６


① 乔治？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与农村人口状况》，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23（1889　年），
第　59—117　页。
② 《农情报告》，5。12（1937　年　12　月），第　330　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史》，3，第　728—730　页。
①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　223　页。
② 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1，第　299　页。
③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333　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59　页。
①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大纲》，第　46　页。



％），在另外　６０　县有这种现象。②地租的缴纳主要有三种形态：钱租，物租
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　１９３４　年的调查说，有　５０．７％的佃户缴纳固定数额
的主要作物，２８．１％是分租制佃户，２１．２％缴纳固定数额的钱租；见表　１６
（４）。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是：物租　６０．０１％；钱租
２４．６２％；分租　１４．９９％；力租　０．２４％；其他　０．１４％。③在　２０　世纪，钱租的
发生率多半增加很慢。④
大体上，如表　１６（５）所示，分租的负担（根据地主供给种子、工具和
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于地价的　１４．１％）略大于物租（１２．９％），物租则
大于钱租（１１．０％）。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口的情况下，定额的和分
租的物租额平均占收益的　４３．３％。国民党把物租额限制在收益的　３７．５％的政
策的失败，是明摆着的。
不论用什么形式缴纳，也不论从绝对数字或与地价的比例关系看，华南
的租额比华北高出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这样。除华北和西南的贵州
外，定额物租制是主要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发生率最高的　５　省（安徽、浙江、
湖南、广东、四川）占租约的　６２％，但在租佃率最低的　５　省（陕西、山西、
河北、山东、河南）仅占　３９％。在这种租约下，佃户向地主缴纳定额的谷物，
而不论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头可能有所减少或展期）。当与较长期
的租约（在种植水稻的高租佃率省份这更普遍）相结合时，定额物租使佃户
可以从通过劳动和投资改进生产力中得到好处，从而比分租制对增加产量有
更大的刺激。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　５　省（占　３２％）比在租佃率高的　５　省
（占　１８％）更普遍，那里的押租也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
励农民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南方普遍。
上述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命运，或各地极其多
样的做法，或租佃制的这些显然合理的方面能够促进增产的限度。特定地区
与特定时期的真正农民佃户，实现足够的家庭收入到什么程度才进行增加他
们的总产量的改进，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
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前者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
后者是否定的。
上述土地占有和耕种的模式，与跟农业有关的信贷结构、市场销售和赋
税有密切联系。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的小农跟别的国家的小
农一样，常常是不借贷就不能度过播种与收获之间的那段时间。负债是农村
不满的主要根源。卜凯报告，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调查的农场有　３９％负债。中央农
业实验所估计，在　１９３３　年，有　５６％的农场借过现金，４８％借过谷物或食物。
第三种全国性估计指出，１９３５　年有　４３．８７％的农户负债。①所有的观察者一致
同意，农村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而且对



② 内政部：《内政年鉴》，3，《土地》，第　12　章，（D）第　993—994　页。陈正谟发现押租流行于　1933—1934
年报告中　30％的地区，6％以上的地区有这种现象。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　61　页。
③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44　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细制度之统计分析》，第　43　页。1924　年与　1934　年比较，数字变化如
此之小，不会有什么意义。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462　页；《农情报告》，2。4（1934　年　4　月），第　30　页，见《中国近代经
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342　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51　页。



较穷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发生的事。②利息很高。这反映出农民极其迫切
的需要、中国农村资本的短缺、不履行债务的风险，以及没有政府的或合作
的现代借贷机构可供选择。对小量的实物借贷，年利可以达到　１００—２００％。
农民借款的大部分，大概有　２／３，付年利　２０—４Ｏ％；年利少于　２０％的约占
１／１０；其余的则在　４０％以上。大约有　２／３　的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③农业
信贷主要来自个人——地主、富农、商人——如表　１８　中　１９３４　年的数据所示。
农村地区的现代银行（政府的或私人的）很少，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种
银行也不在消费贷款上投资。例如，江西的七家现代银行在它们　１９３２　年的未
偿贷款资金中，只有　０．０７８％投入农场贷款。④始于　２０　年代的农村合作运动
受到相当大的注意，但合作社即使在最盛时也只涉及中国农民的极小一部
分。⑤放债人通常是地主或粮食商人，他们起着让部分农业盈余又回到农民手
中的作用，从而使农民能够不按照收入过日子，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即保存一个不被触动的地主统治的农村社会。
表　１８　　农场信贷来源，１９３４　年
占总贷款
农场信贷来源
银行
合作社
当铺
钱庄
农村商店和店铺
地主
富农
商人
的百分数
２．４
２．６
８．８
５．５
１３．１
２４．２
１８．４
２５．０

资料来源：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作物报告，１９３４　年》，第　７０　页。

中国农村不是经济上自足的，虽然一个较大的单位——施坚雅的“标准
集市区域”——从多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这样。为偿付现金义务如地租和捐
税，以及为购买许多必需品，农民的一部分收成必须在市场上卖掉。在卜凯
的调查中，大约有　１５％的稻谷收成和　２９％的小麦收成被农民卖掉，卖掉的商
品作物如烟草、鸦片、花生、油菜籽和棉花的比例当然更高。①在许多情况下，
农民不得不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产品而没有别的选择。他被隔离在较远的市场
之外，不仅由于运输困难使得运费太贵，而且还有信息上的障碍——尽管农



②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462　页：76％的农场信贷是为了“非生产目的”；天野元之助：《农业经
济》，2，第　219—220　页，引用了七项全国和地方研究。
③ 《农情报告》，2。11（1934　年　11　月），第　108—109　页，见《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　年　11　月），
第　7　页。
④ 《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　年　11　月），第　2　页。
⑤ 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　206—214　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　308—348
页。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　233　页。



村的无知状态可能被夸大了。市场处于相当大的价格波动中，这可能对农民
不利，因为在收获时期当他想卖时供应自然较多，而在春天当他想买时供应
就少了。此外，在东南沿海一带靠近大城市的地区，由于农业的商业化已有
一些进展，剥削的代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