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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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 册和第 3 册，章有义编，分别包括 1912—1927 年和 1927—1937 年。
④ 拉蒙？H。迈尔斯：《土地政策与农业改造：大陆中国和台湾，1895—1954 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
化研究所学报》，3。2（1970 年），第 532—535 页。
消费的谷物的面积，人口从 １９１０ 年的 １８００ 万上升到 １９４０ 年的 ３８００ 万。 ①
这样，使用“传统”技术的满洲农业的大面积耕种的发展，在农业总产量的
增长中占一个很大的份额。在江苏、湖北、云南和四川，耕地面积也有小的
增长，但其中绝大部分产量的增长是由于在一些地区采用了以前未使用的最
好的传统耕作方法。现有农田增产的部分（也许是大部分）来自投入更多的
劳动。
在 ３０ 年代初的不景气到来之前，中国农户对持续增长的出口需求、有利
的价格趋势和可以得到的城市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反应，既促进了满洲边疆的
开发，也促进和加强了对传统技术的使用。结果增加的农业产量，从统计上
讲足够供养中国的人口，因为人口增长率不大——年均不到 １％。缓慢的增
长率是由于相对的高出生率和高而波动的死亡率的结合，这反映了普遍的低
生活水平、不良的公共卫生条件和对天灾人祸缺乏抵抗力。农业产量被认为
充足，只不过因为普通中国人依旧很穷，人口增长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制
约。在这些悲惨的限制内，出口和城市部分的工业对商品作物的需求，允许
某种程度的向获得较高单位面积收入的作物生产的转移，特别是在较小的农
场。
直到 １９３１ 年，价格对农民都有利（见表 １４）。２０ 世纪头 ３０ 年的总的趋
势是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农民购买的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在内的商
品、地价、农场工资和税收通通增长了。尽管在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农产品和
工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有波动，但在 ２０ 年代，条件对农业愈来愈有利，表
明农民得到的价格比他付出的价格上升得甚至更快。在 １９１３—１９３１ 年间，农
产品价格上升了 １１６％（如果我们用表 １４ 中卜凯的指数），而农民所付的价
格上升了 １０８％。在同一时期，地价上升 ６３％，农场工资上升 ７５％，田赋上
升 ６７％。在华北，工资有落在物价后面
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地价、农场工资、土地税指数，
表 １４ １９１３—１９３７ 年（１９２６ 年＝１００）
① 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第 240—251 页。
（１）农产品，
（１）÷ 所 有
工 业 品 的
（ ２ ）贸易条件
（１）÷u28040X费
（１） ÷ 农 民
（４） 农
年份
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
１９１７
１９１８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０
批发价格
天津
６１
５８
５８
６１
７０
６４
５９
７７
上海 中国*
５８
５９
６１
６５
６９
６９
６９
８０
品批发价
天津
８２
７８
７４
７２
７７
６７
６１
７６
上海
批发价格
天津
８６
８３
８１
８１
８３
７４
６３
７９
上海
所付价格
中国*
８９
９２
９０
９２
９１
８７
８４
９４
（３）地价
卜凯 中央农业实验所
６３
６６
６８
７２
７５
７７
８１
８５
场工资 （５）土地税
７２ ７９
７４ ８０
７７ ８４
８０ ８６
８３ ８３
８６ ８４
８８ ８６
８９ ８７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４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７８
７５
８２
８９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０３
７５
８６
９２
９２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３
９５
９０
９２
９８
９７
１０２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６
７７
７８
８４
９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０１
９７
６６
８３
８６
９２
９４
１００
９２
９２
８０
７５
８３
９０
１０２
１００
９８
９４
７６
９０
９１
９４
９５
１００
９８
９２
１０２
１０１
１０３
９６
１０１
１００
９２
９７
８７
８９
９２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６
９１
９３
９５
９５
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１２
８６
８６
８８
８９
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９
１１８
续表
（１）农 产 品 ，
（１）÷u25152X有
工 业 品 的
（２）贸易条件
（１）÷u28040X
费 品 批
（１） ÷ 农
民 所 付
（４） 农
批发价格
批发价格
发价格
价格
（３）地价
场工资 （５）土地税
年份
１９２９
天津
１０７
上海 中国*
９９ １２７
天津
９６
上海 天津 上海 中国*
９４ ９４ ９６ １０８
卜凯 中央农业实验所
１００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７
１０７
９６
９０
７３
６４
８２
１０２
１１３
１０６
９５
９４
８６
８３
１０２
１２５
１１６
１０３
９０
７２
７３
６４
６０
７９
８７
９８
８０
７９
８４
８３
８３
９１
１０６
８１
７０
６９
６１
５９
７５
８２
１０１
８２
８０
８６
８４
８２
９１
１０８
９９
８６
８１
９９
１０３
９３
（１９３１＝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５
８９
８２
８１
８４
１２４
１２６
１４０
１３２
＊１５ 省 ３６ 县 ３７ 地区
资料来源：（１）和（２）：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１９１３ 年—１９５２ 年南开
指数资料汇编》，第 １２—１３ 页；《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 １３５
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 ２２ 省，１６８ 地区，１６７８６ 田场及 ３８２５６ 农
家之研究（１９２９—１９３３）》，第 １４９—１５０ 页。
（３）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 １６８—１６９ 页；《农情报告》，
７．４（１９３９ 年 ４ 月），第 ４７ 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
料》，３，第 ７０８—７１０ 页。
（４）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 １５１ 页。
（５）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 １６７ 页。
的倾向，但在南方的水稻产区则更紧地跟上物价，表明华南对劳动力有更大
的需求和有相对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什么地方物价走在工资的前面，农民
雇用劳动力就明显地更为有利，因为他从他的作物得到了较高的价格。在这
２０ 年中，地价和田赋增加得最少。看来田赋的实际负担同它的货币负担相
反，在这普遍涨价的几十年中下降了。
不过，从 １９３１ 年直到 １９３５ 年复苏开始，并继续进入 １９３６ 年，中国农民
经受了一次收入的急剧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明显逆转。产生这些后果，一方面
是由于世界性萧条引起的出口市场收缩（由于银价在 １９３１ 年以前继续下跌，
萧条的影响在中国推迟了），一方面是由于从 １９３１ 年起银的黄金价格上升，
引起中国白银外流，而银价上升首先是由于英国、日本和美国放弃金本位，
然后是由于 １９３４ 年的美国白银法案。在这个物价急剧下降的时期，农民的固
定成本和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倾向于比标准的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少一些，后者
首先下跌，并跌得非常快。农民对萧条的反应是明显地趋向于缩减商品作物
的生产，恢复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①１９３１ 年后，由于城市的劳动力返回农
村地区，对农民特别是小农的家庭收入至关重要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可能也
有暂时的下降。②关于农场工资的数据资料是零星的，但工资的下降可能比农
产品价格的下降少。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４ 年期间，田赋平均增加 ８—１０％（然后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期间下降），而地价从 １９３１ 年起下降，这表明在萧条中农民
的实际税收负担有增加。③从农村地区向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白银流出，使农民
更难于得到贷款。总之，农业部门在以前长期通货膨胀阶段的一些收益，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年间丧失了。到 １９３６ 年，农产品价格和商品作物产量都在恢复，
但不久日本人在 １９３７ 年的入侵和全面战争引出了新的问题。
首先是直到 １９３１ 年有利的价格上升，接着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价格急剧下
降了几乎 ２５％，这使许多农户受到影响，受影响的程度则视农业的商业化和
卷入市场交易的程度而定。珀金斯曾估计，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农产品的
２０—３０％在当地出售，另外 １０％运到城市地区，３％出口。同 １９１０ 年以前比
较，后两类分别增长 ５—７％和 １—２％。章有义编的定性数据资料也证实了
２０ 世纪商业化的增强，尽管他的初衷是为了说明本国和外国帝国主义商人的
① 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 476—480、622—641 页。
② 同上书，3，第 480—485 页。
③ 《农情报告》，7。4（1939 年 4 月），第 49—50 页，见李文治编：《农业史》，3，第 708—710 页。
活动给中国农民带来有害后果。①但是，在比较商业化的长江流域各省以外的
地区，除了有商业头脑的富农，大多数农民跟市场仍然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
如果我们记得商品作物（绝大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在 ３０ 年代占农产品的 １７
％，那么珀金斯对商业化程度的估计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粮食作物产量
的 １／４ 弱是农民卖的，并大多是在地方集市上卖的，不大受国际价格趋势的
影响。甚至在湖南主要的稻米市场和中国最大的市场之一的长沙，３０ 年代的
价格波动主要只同本省的收成和地方政治形势有关。对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
来说，全国物价平均下降 ２５％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比这少得多，可能只有
５％。就是说，萧条的影响——和其他价格变化，上升或下降——对中国的内
地省份来说，也许还比不上不可避免的气候波动造成的灾难。
中国的农业养活中国的人民，甚至在最低限度的消费水平之上产生一个
小小的“盈余”。总的说来，按照最终用途，食物消费相当于国内支出的 ６０
％，而个人总消费占 ９０％以上，留下几乎无足轻重的数目用于公共服务、政
府消费和投资。①正如表 １２ 所列人均农业产值 ３８—３９ 元所表明的，这明显地
依旧是一种“贫穷的”经济，人口的大多数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中国粮食的亩产量用国际标准衡量决不算低。例如，稻米
略高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比 ３０ 年代的日本低 ３０％——是印度和泰国
的两倍或三倍。小麦产量同美国差不多。不过，一个农民工作一年的平均产
量在 ２０ 年代的中国只有 １４００ 公斤；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 ２００００ 公斤——
高出 １４ 倍。②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是：４／５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这一产业
技术和组织上的特点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增值明显地低于发达的经济和中国
经济的现代部门。
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障碍，也许是私营部分或北京政府和南京
政府未能集中和分配资金、资源和技术——这是重要的和继续不断的新投资
所需要的。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国本土的年投资总额大概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 ５
％。由于政治领导软弱、中国的继续分裂和战争与内战的迫切需要，农业部
门没有能力满足城市对食物和原材料需求的任何大的提高，或增加出口以换
取工厂和机器等主要的新进口货物。这对结构改变的缓慢起了一份作用。剩
下的一个办法是对缓慢增长的农业部门实行“强制储蓄”，但这对软弱的国
民政府来说是行不通的。
对中国在 １９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