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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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
① 关于联合会，参看《五四运动》，第 648—664 页。关于上海工部局总董，参看费唐：《费唐的报告》，
1，第 126—127 页。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权的本来就并非情愿的合作，没有能持续多久。政
府的独裁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苛捐杂税，在商人中引起了不满，这在上海总商
会中引起了反响。商人的嘴可以被强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他们的同情
迅速冷却。②１９１５ 年各省反对复辟帝制的叛乱、１９１６ 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
再加上官办银行延期付款的命令，这些合在一起把市场搅乱了，其结果是资
产阶级与政府分道扬镳。
由于没有可能改变政府政策的方向，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
身，梦想在社会内部创造出一个安全与繁荣的孤岛。在仁爱传统的鼓舞下，
他们想象出一种模范社会——有时甚至达到了想要付诸实现的地步。张謇要
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买了 １０００ 亩地，想在那里建设一个
模范区。①
走向政治卷入
另一方面，中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要求某些制度的改革——统一币制，
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这既是对中央政府的性质和活动的挑战，也是对
中国由于各种国际条约导致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战。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野
心必然将它引上更广阔的战场；日益众多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命运
是和国家及社会的一般演化分不开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活，吾人不
能脱离纷乱而无组织之今日中国社会而自成一体。”②
在 １９２１ 年的商联会年会上，汤富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要求参与政治。
和过去不同，这已经不是支持这个党派或那个党派，拥护这个强者或那个强
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没有的……”各商会应该把
某些直接的责任承担起来：
面对目前境遇的商人们，现在应该是抛弃过时的不过问政治的传统的时
候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参与所谓肮脏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
是因为商人们允许它肮脏。各商会过去一贯坚持不过问政治，但是今天，这
种不过问已经变得可耻了。③ 穆藕初用稍微平和一点的语气重复了相同的意
见：
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旧观念今天已经没有用了。团结起
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
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企业
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①
资产阶级因在经济发展中碰到各种制度性的障碍而突然出现的政治觉
悟，是受到五四运动奋发精神的激励而产生的。国家的前途，国家的经济发
展，以及中国资本家在国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成了每一次讨论的中心话题。
一切都由同一个固定不变的事实引发：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只有一个药方：
发展工业；只有一个建议：中国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汲取教益，但必须避
② 《北华捷报》，1916 年 2 月 19 日，第 467 页。
① 《中国经济公报》，1922 年 12 月 23 日，第 2 页。
②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 年 5 月）。
③ 《北华捷报》，1921 年 10 月 15 日，第 151 页。
①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密勒氏评论报》，1922 年 12 月 23 日，第 140—141 页。
免出现劳资冲突。这些成了孙逸仙在 １９１８ 年停战以后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发
展》②一书的主要论题。这是一本带有圣？西门式的工业抒情诗调子的著作。
同样的思想在约翰？杜威于 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２１ 年间在中国各大学所作的讲学中得
到进一步发挥，并在他的影响下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张东荪、胡适）加以捍
卫，还在一个短时间内得到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陈独秀的支持。③
五四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部分地由国家控制的发展，是建立在一个新的生
产者阶级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个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又包括工人阶级。在
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２０ 年期间，强调的重点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面对发展任务的中华
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①
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年期间爆发争论之前，经济发展的迫切性似
乎要求将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等不同的选择作某种融合。当时中
国的政治思潮以极为典型的方式追求乌托邦而开始了它的学徒时期。
直接或间接地集中于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讨论，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
上海总商会接待了杜威和罗素。张东荪，就他主办的《时事新报》来看，似
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他支持他们在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
享有崇高的威信，以至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他在《中国的国际发展》
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②
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思想更多地源于企业实践而不是理论的推
想。在这方面，战时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
资产阶级似乎更多地注意到后者带来的好处，较少注意到前者带来的麻烦。
它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眼前的兴高采烈胜过了对未来的
捉摸不定。资产阶级的乐观情绪和理论家们的乌托邦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
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凑到一起了。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
发表的宣言所表达的思想，全都集中在某些自相矛盾的伟大主题上：既要民
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宁。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
外法权，还有恢复海关自主。①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
当时促使城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是起辅助性
作用。和大城市中所有精英们一样，企业家们也受到他们中的一员——银行
家赵锡恩——所谓的“社会不公”的损害。“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
他性集团，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的生活
方式全然不顾及他们的主人和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们的感情”。②
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被统治国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
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的活动领域。中国
的商人因此发现他们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受到竞
② 此书原用英文写成，后来成为《建国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
③ R。W。克洛普顿和吴群真（音）编译：《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 年》。
① 孙逸仙：《中国的国际发展》第 2 版，第 158 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3 月 26 日，第 176 页。
① 参看 1921 年 10 月在上海举行的商教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 年 10 月）。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2 年 12 月 16 日，第 86 页。
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 １９１２ 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
上致词，强调他们的责任说：我真诚地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
看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民谋福利。③
但是资产阶级虽然要求控制经济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利，却也认识到
经济发展有赖于外国的合作：“如果现在我们想给我们的工业以新的推动力，
我们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国外引进机器……如果国
家企图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一目标是无法达到的。”④
就这样，中国的企业家们寄希望于外援。“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
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①但是他们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
作决不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国家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②它不
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③为了建立在中国的法国商会的
主席昂希？马迪埃所谓的“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
人的明智与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的政府，废
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④由于受到威尔逊的幻想的迷惑，中国实
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１９１８ 年，他们热情洋溢地欢迎美国总统的特使百万
富翁查尔斯？克兰，这位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表示他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
的愿望。
由于缺少资金，这种不可避免的依赖别人的善意的想法，包含着将本来
是未雨绸缪的努力变成乌托邦的危险。中国资产阶级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面对的
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这个问
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怎样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
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一虽然很少付诸实施但现在已经变得尽
人皆知的思想，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它与 １９ 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
的国际外交概念相冲突；并且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根本不承认国际间
有什么互利关系的儒家传统，背道而驰。
这种国际合作的主旨，与国内政治方面实现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
思想，正好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当时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的雇
主的忧虑；聂云台、欧朋（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
恩元都属于这一类人。无论如何，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 Ｃ．Ｆ．雷默、歇伍
德？艾地等人自 ２０ 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由于这些影响的汇合以及帮会的
传统，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它追求的是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
起来。１９２０ 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
①在效率的伪装下承认了社会进步的必要性。穆藕初在他于 １９２０ 年创办的一
家新纱厂的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
③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议记》，《银行月刊》，1。6（1921 年 6 月）。
④ 工业高级官员叶恭绰对北京商会的报告，《北京政治》，特刊，1920 年 1 月，第 21—22 页；1920 年 1
月 29 日，第 147 页。
① 穆藕初语，转引自《北华捷报》，1923 年 1 月 23 日，第 95 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第三次决议案，《远东商业公报》，1921 年 10 月，第 17—18 页。
③ 穆藕初语，转引自《北华捷报》，1923 年 1 月 13 日，第 95 页。
④ 《北京政治》，特刊，1920 年 1 月。
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3，第 292—294 页。
决不可以浪费掉”。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资产阶级认为它与工人阶级是互
相依靠的，主张制定“民主实业的新制度，实行业主与劳工的互助”。②而这
种认识在某些工人团体中得到了响应。③民族工业正遭到外国的竞争，对共同
危险的认识加强了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的进展不是对大家都有损害的斗
争的结果；不是抛开资产阶级而是要和资产阶级一道取得进展，要依靠资产
阶级的主动精神。胡适认为，“在充分明智和强大的公共舆论形成之前，在
有效的法律通过之前，要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只有靠聪明的雇主如聂、穆诸
先生自愿地执行一种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④
上海的中国报纸一再重复“聪明”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这个话题。
它们强调“中国资本家的觉悟”的必要性，并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自由主
义大报《申报》要求提高工资，并且解释说，这并不会损害股东们的利益。
实业界为普及教育而作的宣传坚持社会团结的主旨，其直接的目的显然
是为工业提供它所需要的职工。不过 １９１７ 年创刊的出版物《教育与职业》坚
持说，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工业与教育协调一致发展的结果：“雇主与学
校合作，工作与教育并进”。①
在 １９１９ 年，中国资产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