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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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　149　页。肖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关于其他例子，在河北省，参
阅琳达？格罗夫：《农村社会：高阳地区，1910—1947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5　年　12　月），
第　49—52　页。
①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方显廷：《一位　70　岁中国经济学家的回忆录》。



前的同学和曾在海关和邮局供职、精通现代会计方法的人的合作，于　１９１５
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１９４０　年以前由陈自己经营，是当时最兴旺的私
营银行之一。
还有一批工程师，他们出身小康之家，也在外国受过教育，从事双重职
业——既当公务员又当企业家。代表人物有江顺德（１８８０　年—？），近代油
漆染料工业的先驱之一；和地质学家丁文江（１８８７—１９３６　年），他创办并在
１９２１　至　１９２５　年间管理热河的北票煤矿公司。
最后，实业家中的新一代大量来自华侨，他们和留学生一样对现代世界
有实际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简氏兄弟——简照南（１８７５—１９２３　年）
和简玉阶（１８７７—１９５７　年）——在香港创建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其产品在
泰国和新加坡的华侨社会中行销。战争为南洋公司打开了中国市场。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１７　年间，南洋公司的产量提高了　６１０％。①它在宁波、汉口、上海设立了分
支机构，上海的分支机构在　１９１９　年成了主要的办事处。简照南成了上海市最
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参加了总商会董事会。在他死后，其弟玉阶继承了他
的事业，１９４９　年以后在共产党政权下继续作一位民族资本家。
马玉山（１８７８—１９２９　年）的事业要短暂些。他在菲律宾以饼干生产商的
身份开始其事业。辛亥革命使他回到广州和香港，开设了一些新厂。其后他
住在上海管理各地的子公司。１９１２　年他企图为中国建立新式制糖工业，在吴
淞开办了中华国民制糖公司，上海的资本家们投资　１０００　万两。次年，马玉山
游历西方各国，收集制糖技术情报。他甚至试图在满洲种植甜菜。但不久这
个试验就失败了，马玉山返回东南亚。②
聂云台在上海商界享有特殊的权威和声望，成为城市名流和企业家两代
人之间的纽带。他是曾国藩的外孙，是上层绅士中的一员。虽然居住在中国，
却于英语有精深的造诣。当他　２４　岁时，他的任浙江省长的父亲就让他去管理
一家他自己用公款收购的纱厂。这家名为恒丰的纱厂在战时有了发展；到
１９１９　年，资本已达到　１００　万美元，各车间共雇佣　１３００　名工人。１９２１　年，聂
云台创建了大中华纱厂。他还向益中机器厂投资。他既是一个组织者又是一
个企业家。１９１８　年他参加创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并组建了一个改良原棉的委
员会；他成功地促使东南大学和许多美国专家参加后一项工作。在　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２０　年的危机时期，当上海总商会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互相水火的时候，聂
云台出面调解，由于他出任会长而开辟了和解的道路。①
让我们的回顾到此为止。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威望不那么高
的人。但是加起来也不会很多——也许几百人。这些真就能构成一个资产阶
级吗？
首先必须指出，在这一群企业家出现的同时，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
正在形成。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识分子也大都在国外受
过教育。他们也是在大战开始时归国，拥有新技能和新思想。他们也脱离了
旧社会，并与国家开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传统割断了联系。同时，他们提倡



①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第　19　页。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　卷，1，第　502—509　页。
① 陈真：《工业史资料》，1，第　397—401　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3　版，第　328　页。聂其
杰编：《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一种以尊重个性主义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制度。②这一新的知识阶层的出现，对
于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种鼓励。这两大集团的团结一致加强了各自的效能。
但是，他们的影响主要在于他们继续和那些城市名流保持联系，在于和他们
自己出身的旧制度下的改良派精英们保持联系。
这些年青知识分子和青年企业家受到他们的先辈很大的支持，这既便利
了他们的行动，又保证了他们的影响和成功。如果没有像江苏省教育会这样
具有代表性和强有力的机构的支持，蒋梦麟的新教育运动能成个什么气候
呢？如果那些传统的商人不把战争爆发后，因自德国进口的染料来源断绝而
进行投机所获的巨额利润付托给穆藕初，他又到那里去筹措开办他的第一个
纺纱厂的资本呢？简照南刚从香港到上海，他就得到总商会的董事们的合
作。以城市名流为一方，以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团结，
是以他们共同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为基础。
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是在第一次大战末期成立的各种商
业协会内部形成的。这些协会与职业或手工业行会不同，也和同乡会不同，
后两者只是在某些方面代表商人们的利益；也不同于帝国行政机关加给当地
社会的那种商会，商业协会是团结一致和自发行动的结果。实际上，这是有
关各方自己采取的主动行为。１９１８　年组成的华商纱厂联合会，赋予了前一年
为争取保留原棉出口税而团结起来自卫的人们以合法身份，当时日本的棉花
购买商正要求废除这种税。１９２０　年，北京的部分主要银行家每星期举行两次
友好聚餐会，结果产生了银行联合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组
织；第一个地区性银行联合会的成立与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全国银行总会的成立之
间不过时隔三年。
这些新的商业联合会的现代性，表现于它们对自己的任务的了解。它们
不再从事宗教或者慈善事业等活动，传统的行会为这些活动献出了它们的大
部分财力。它们采取了国际资本主义以发展、进步和竞争为主旨的观点，它
们开始传播经济信息，并且出版当时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合编的专业评论杂
志。因此，在此后几年中，上海的《银行周报》（１９１７　年）；《华商纱厂联
合会季刊》（１９１９　年）；北京的《银行月刊》（１９２１　年）；汉口的《银行杂
志》（１９２３　年）相继创刊。这些刊物提供了关于当时现代经济部门的活动以
及在其发展途程中所遭遇的障碍的异常丰富而精确的证据，与此同时它们对
研究外国市场的重视，说明了为从世界各种经济激流中寻找中国发展的地位
所作的努力。
这时，阶级利益呈现出一种现代面貌，团结一致不再像过去的行会那样
是既得利益方面的团结一致，而是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的团结一致。发展的
意识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这一群年青的雇主显然只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狭窄的边缘部分。但
是这个先锋队的影响却在商人权力的正式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各个商会被
迫使自己现代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民主化。
在大战刚爆发的时候，上海总商会看起来还好像只是受强大的宁波帮所
操纵的一个帮会联盟。高达数百两的年认捐额将会员名额限制在　３００　人。除
了各帮会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在商会中有代表。作决定的权力由以
德高望重的朱葆三任董事长、３５　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所垄断，他们大都是从


②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第　56—63　页。



老一代商人和买办中挑选出来的。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的影
响，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虽然选举的范围并没有扩大多少，但这个组织
确实自此以后有了稍大一点的代表性。自它诞生以后，上海总商会一直从现
代部门接纳代表。但是这一现代部门的代表一般仍是那些同样与传统商业保
持联系的商人：王一亭、虞洽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会的董事会扩大，
包括银行家（宋汉章、傅筱庵、赵锡恩）；纱厂主（穆藕初、聂云台）；实
业家（简照南、荣宗敬），他们的利益和活动完全是朝向现代部门的。在商
会内，他们的活动继续沿着在各企业联合会的框架中已经开始的方向：传播
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和政府当局谈判协商。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一帆风
顺。上海总商会内部在　１９１９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一场危机。①对抗
并不发源于那些新的联合会，而是发源于一些旧式的同乡会，它们和帮会不
同，一直让小企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１９０９　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
乡会，较它所从属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上级的宁波帮会的贵族气少些。
但是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还要数由汤富福（汤节之）担任首脑的广州帮会。另
外，在商会内部，一个由约　６０　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辞职，并提出一个改革纲领，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
扩大董事会，并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１９２０　年　８　月改选董事会，改革派在
３５　席中占　２０　席。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
者冯小山——都以其广州籍贯和积极的政治活动而惹人注目。许多人简直就
是新一代的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成功地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是他们的影响却可
以从　１９２１　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该杂志对经济发展和政
治参与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
是冯小山，前者　１８８４　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
曾在　１９２２　年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后者也生于　１８８４　年，广州人，是南洋
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上海总商会所拒绝承担的政治先锋队角色，由　１９１９　年春季伟大的民族主
义动员期间诞生并在以后继续存在的新组织承担起来了。上海商业公团联合
会自它在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诞生之日起，似乎就成了当地各种组织的代言人。活跃
分子广州人汤富福、冯小山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经常和
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位的却常是同一些人（尤其
是虞洽卿）。它们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它们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
副面孔。
几个月以后成立起来的许多“马路联合会”，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
的中国商人。它们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的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
上海工部局的税收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这一地方性的冲突在
整个国家的解放斗争中就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上海总商会有时想加以抑制的呼声就在其他的组织里迸发出来
了。“上海商会已经不能像往日那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他的组织推翻了它



①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第 221—247、376—394　页。周策纵：《五
四运动》，第　6　章。桑福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　5　章。



的霸主地位”——上海工部局总董在　１９２０　年这样说。①在这些创建了自己的
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的框架内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要在政治
战线上再显身手了。
自绅士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成了城市精英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它
团结“旧制度”的大部分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勃勃
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他们的社会稳定性，从后者继承了他们的改革与创
新精神。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丝毫没有丧失它的典型性，相反，它似乎真正代
表了当时的城市社会。但是，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
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
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
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