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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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袁世凯的经济政策，参考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
第 154—178 页。
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它的黄金时代的决定性的动力来自别
的地方：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改变了的国际局势。
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１９１７—１９２３ 年
不过，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有限参与和它对社会动乱的保守反应，还
不足以驳倒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
响。虽然引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 １９１１—１９１３ 年所发生的事件没有多
少用处，但是也许对较长时期的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演变的观念
（从“封建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
到阶级社会的演变）就应该代替革命性的决裂的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
的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 １６ 至 １８ 世纪在传统经济中出现的所谓资本
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演变后来在 １９ 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它仍在继续，成为 ２０ 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因此，不可能把像资产阶级的兴起这样一个发展包括进一次单一的革命事
件。
但是，在 １０ 至 １５ 年这样的一个不长也不算短的期间内，辛亥革命是否
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和促进了一个真正的
资产阶级的兴起呢？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在提到“野蛮的资本主
义”以及据认为是由它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的时候，曾经强调指出资本主
义的兴起是多么迟缓。①在中国，情形却截然相反，革命后 １０ 年，在 ２０ 年代
初，民族资本主义就开足了马力，新一代的企业家就已经出现，他们直接与
工业生产和对工资劳动大军的剥削相联系。但是这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
进步，更多地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较少地受惠于一
场早已被军人接管了的革命。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受制
于外部的国际关系的演变。
战时与战后的繁荣，１９１４—１９２３ 年
大战把 １９ 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了的一部分市场归还中国，致力
于他们自己之间的斗争的参战国，无暇顾及中国。欧洲的衰落有利于恢复民
族工业的发展，也助长了日本和美国势力的扩张——这就为新的困难和未来
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同时，战争显著地增大了世界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属、植物油）。
作为初级产品的一个主要供应者的中国，正处于满足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
再者，西方列强增加了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等采用银本位币制的国家的采购，
刺激了 １９１３ 年墨西哥关闭它的银矿以后已经开始上升的国际银价。这样，中
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它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
三倍。可是，虽然外债的负担因此而减轻了，进口，特别是工业设备的进口
却并没有受益；因为尽管战争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对这一机会的
掌握和利用，却受到其“不发达”的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当时中国经济所
依赖的那种半殖民体系的活力又正受到波及全球的战争的损害。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用于商业性海运的吨位减少，其结果是运费上升，
从而妨碍了国际贸易。外汇管制以及法国和英国在 １９１７ 年实施对丝绸和茶叶
的的禁运，使一些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口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事
工业，又对中国采购工业设备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而刺激民
① 弗朗索瓦？富列：《对法国革命的思考》。
族工业增长时，这些工业要获得所需机器却变得十分困难。①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期，中国的发展水平不能使它从外国势力相对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
益。不过由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只是降低了好处而不是造成直接的损失。对
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只是到和平恢复以
后，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 １９１９ 年，现代经济部门才开始收获世界大战和重新恢复的和平所提
供的利益。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但没有减退，反而加剧了。战争的需要被建
设的需要所取代。１９１９ 年上海的出口值较前一年提高了 ３０％。由于银价上涨
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的汇率的升高，出口的这种猛增尤其惹人注目。但是
需求紧急的欧洲买主宁愿出高价。由于海运能力增加和战时工业转入平时，
中国的实业家们能够回到西方市场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购买纺织
设备所花费的钱，从 １９１８ 年的 １８０ 万两增加到了 １９１９ 年的 ３９０ 万两。①由于
各种条件异乎寻常的配合，中国企业能够从以前由外国进口货所开拓的国内
市场需求得到好处，并从外国竞争的减弱、从购自欧美市场的设备，以及从
有利的汇率得到好处。
对外贸易经历了直至 １９１７ 年的中等程度的增长之后，其价值又由 １９１８
年的 １０．４ 亿两增至 １９２３ 年的 １６．７ 亿两。出口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有进展。②
进口的增加不那么快，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消费品，特别是棉纺织品（中
国的纺织工业正在发展）的进口下降，耐用商品则上升了，１９２０ 年占中国在
国外采购总值的 ２８．５％。③进口与出口增长的差异促成了贸易的平衡。１９１９
年的逆差不超过 １６００ 万两。④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然属于“不发达”经济
的类型；但这种贸易已经不再是附属型经济的了；它大致相当于现代国民经
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
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要。缺乏海运能力和设备，１９１９ 年以前妨碍了现代工业
的增长，但并没有影响手工业。在 １９１５—１９１６ 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
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商业资
本主义扩展到与主要城市邻近的农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制
油各业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这时的手工业常采用
改进了的技术和来源于工业的原材料（绵纱、化工产品），表现出力图适应
的能动性，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过渡性的现代化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例子。因
此我们不能同意 Ｈ．Ｈ．福克斯那种为他许多同代人所接受的意见，说“工业的
进步只限于最主要的条约口岸”。①
沿海城市中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更加普遍的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毫无疑
问，它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 １９１２ 年到 １９２０ 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
１３．８％。②（这样迅速的增长率只是到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５７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① 贸易（1915、1917、1919 年），上海和广州的报告。
①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1—1922 年》，第 1004—1006 页。
②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第 73—124 页。
③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72—73 页。
④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第 23 页。
① 海外贸易局：《中国的贸易与经济状况》，H。H。福克斯的报告。
② 张长治：《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
期才再度遇到。）首屈一指的例子是绵纱。全国的锭数从 １９１９ 年的 ６５８７４８
增到 １９２２ 年的 １５０６６３４，其中 ６３％属于中国厂主。③１９２８ 年所登记的 １２０ 家
纱厂中，有 ４７ 家是在 １９２０ 年到 １９２２ 年这段时间里建立的。自 １９１７ 年至 １９２２
年，开办了 ２６ 家面粉厂，④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
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黄金时代的
热情很少扩展到重工业。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
荣，完全是由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消失而消逝。现代煤矿和铁矿仍然是
７５％至 １００％都掌握在外资手中。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目。①上海及其
附近一带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影响了天津，并在较小的程
度上影响了广州和武汉。
在整个繁荣时期，贸易和工业的增长都得到信贷发达的支持并受到物价
和利润上涨的刺激。妨碍了对外贸易业务的外资银行的衰落，并没有影响国
内市场，国内市场资金的供应一直由中国控制。相反，国内金融市场向民族
工商业提供了大量财源，例如社会显要和买办们的大额资金，前此为了安全
的理由一直主要供给外国企业，现在却转向民族工商业了。中国的新式银行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的。仅在 １９１８ 和 １９１９ 年，就创办了 ９６ 家。②
但是其中的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密切关系。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和数十家省银行都属于这一类，还有许许多多的“政治”银行，它们的创办
人都来自政界或者与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银行的活动都只限于处
理国家资金和贷款。另有 １０ 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则纯粹在商业
基础上经营；但是，它们参与向民族工商业提供资金的活动继续受到古老的
市场结构的阻碍。在战前，中国没有证券和商品交易所。设在公共租界的上
海股票交易所只进行外国股票的交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建立与成功激
发起许多仿效者。１９１２ 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 １４０ 家，大多数只买卖它们自
己的股票，几个月之后发生了称为“信交风潮”的股票交易所倒闭风，才将
这股雨后春笋般的交易所创建浪潮煞住。①
为了向企业提供资金，新式银行也不得不像旧式钱庄那样提供直接贷
款。但是新式银行要求顾客以财产抵押或货物抵押作担保。而钱庄却接向来
的惯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靠信任”提供贷款，这就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尽管新式银行有了引人注目但本质上是投机性的发展，真正的商业银
行还是“钱庄”。１９２０ 年上海有 ７１ 家钱庄，而在 １９１３ 年还只有 ３１ 家，１９２０
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 ７７０ 万元，是世界大战前夕的五倍。
由于缺乏证券交易市场和国家贴现制度，上海金融市场上各银行间互相
贷款的利率（银拆）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其月平均数由 １９１９ 年的
０．０６（每千两每日 １ 分）增至 １９２２ 年的 ０．１７。虽然这一增涨可以用纯财政
的理由来解释（外国银行将黄金运回本国的储备中心和国际黄金市场上的投
机抢购），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需要起了作用；例如，为出口而在市场上
③ 严中平：《统计资料》，第 134 页。
④ 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第 2 章。
① 《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并参阅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
工业的发展》，载德怀特。H。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 231 页。
② 刘大钧：《中国的工业与财政》，第 48 页。
① 余耀枢：《论交易所之失败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2。8（1922 年 8 月），第 8—13 页。
购买农产品就要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
根据不同种类的调查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推论出的物价指数，不可能加
以精确的分析。②但它们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批发价格增涨了 ２０％
至 ４４％。这和同时期内的西方国家相比是不算大的；这是因为和工业品价格
猛涨相反，农产品价格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除了某些供出口的
产品外，农产品价格稳定较多地表明年景好，而不是表明市场疲软——也就
是表明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和工业品价格上涨这是繁荣的
互相补充的标志。
在这一繁荣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 １９１４ 至 １９１９ 年，纺纱厂每
支纱的利润增加了 ７０％，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 ７４％。①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
利润增加了 ２０ 倍，有些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