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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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报纸《民立报》报馆会面，武昌起义之后两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
商团控制了城市，华界自治公所使当地警察保持中立，商会答应给革命者财
政补助。③当陈其美在 １１ 月 ３ 日击败了清政府的守军并占领江南制造局以后，
上海宣布共和。
在作为辛亥革命特征的中国人民团结精神大爆发中，各省市的情况是不
同的。整个资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根据公认是一种例外的上海经验来作
出正确的判断。在广州，１０ 月 １０ 日起义的消息最初只不过促使两广总督张
鸣岐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宣布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并加强省的自治。他
的计划得到绅士阶级的支持，却遭到商人的反对，他们于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爱育
善堂集会拥护共和并宣布广东独立。①但是商人们却不能将他们的决议付诸实
施；直到 １１ 月 ９ 日张鸣岐才在革命力量的压力下离开广州，将权力移交给同
盟会的代表胡汉民。因此，尽管广州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广州的商人在
这次革命中却只起了有限的作用。分裂是他们软弱无力的原因。商会不能支
配其下的 ７２ 个行会和 ９ 个善堂，不能成为整个商人阶级的代言人。这又是经
济现代化的缓慢步伐阻碍了城市精英的团结一致。面对坚持其特权和传统利
益的绅士阶级，商人们只构成一个重要性不大的孤立集团。
因此，商人们所扮演的角色在各个城市里是不相同的。在新近才移民垦
殖的东北地区，他们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只满足于保持秩序和采取“等着
②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 59—60 页。
① 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 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7 年），第 230—246 页。
② 1911 年末出现的上海商会的短命的竞争者，也许正如 J。桑福德所说的那样，反映了商人集团内部的政治
分歧。即使确实存在矛盾，也很快解决了，因为这两个商会在 1912 年初就合并了。詹姆斯？桑福德：《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上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6 年），第 259 页。
③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 62 页。
① 爱德华？J。M。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 年》，第 222—223 页。
瞧”的态度，而在内地各省，例如湖南，竞争只在军队、士绅和秘密会社之
间进行。在沿海地区，如山东、浙江、江苏，或者在长江中游的大条约口岸
如汉口，资产阶级比较活跃。
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在起义中都不是带头人。它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力
量对其他集团造成的当地政治局势作出反应。即使在上海，它也只扮演了赞
助的角色。不过无论如何，它毕竟以同情的态度满怀自信地欢迎革命。革命
事件并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经济危机。交通受阻和流动资金短缺只导致了暂
时的工商业活动衰退。但没有发生恐慌； １２ 月中旬，上海就开始复苏了。
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强调资产阶级固有的内在矛盾，具体表
现为他们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军人一边投身革命，然后——被动荡的规模所
吓倒——又马上打退堂鼓，以保障自己的阶级利益，站到绅士们一边去了。①
１９１１ 年 １２ 月在广州商人中和 １９１２ 年初在成都商人中出现的情绪逆转，使这
种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可信；但是一般说来，似乎中国的商人们并不比他们
的同时代人，更能看出起义的保守性质与作为起义的旗号的革命思想之间的
差距。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
呢？②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
个人角度来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③那么，说地方的精英们
看见他们自己的权力已经建立起来，就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
有什么不恰当了。
商人与精英的联合阵线
在革命的前夜，由于缺乏中央权力，政府当局腐败，常常导致由城市精
英管理市政。“清政权倒台以后，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城市
实际上是由商会和行会协同管理。”④
商界对地方政治与行政生活的干预，反映了城市精英自 １９ 世纪以来在全
国（包括中国内地）所取得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只
不过是延续——并且扩大了——行会联盟的传统，其作用在太平天国起义的
危机时期就已经奠定了。①那时候这些行会联盟已经超出社团组织的框架，致
力于城市集体的公务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推动下，他们尽力弥补政府
当局的无能，并保护他们市镇的切身利益。
１９１２ 年，商会在许多大小城镇已经享有权威，它们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
同。这是个保持社会秩序，与海盗、土匪、毫无纪律的士兵以及秘密会社进
行斗争的问题。商人们和绅士阶层从事共同的事业：在这一由名流组成的联
合阵线中，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不过他们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
出色的。是商会和行会给军队关饷，贿买盗匪让他们离开，开始解散军队，
并在你争我夺的将领们之间斡旋。一位当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
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②
① 董必武：《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②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 41—42、125—126 页。
③ 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 237—250 页。
④ 《北华捷报》，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352 页。
①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第 2 章（转引自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337 页，注 18）。
② 《北华捷报》，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352 页，关于商人在各省城行政中的作用，参看贝热尔：《中国
的资产阶级》，第 69—80 页。
但是不论商界的卷入有多么广泛，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重要性。
实际上他们只是要打进一个早已建立起来的体制的框架里面去，力图纠正其
在运转中的毛病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力，通常只满足于和现有
的当权者协商。真正的当权派是保住了职位的官僚、将领们，或者取得了大
权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
商人，科以苛捐杂税，威胁和绑架他们。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
段（因为他们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并且为统治权的建立出了
力，他们却成了这一权力的第一批牺牲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们并
不准备直接承担传统一直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政治责任。他们的卷入只不过是
短期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普遍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证明是无效的。
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不但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糟糕。广东省完全变成了
“海盗共和国”。①商人们曾经企图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商捐或统捐的新名
目下出现了。由于政府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
共行政开支。争取安定的努力和统一市场的计划，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
作和不关心农村而注定要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阶层的权力不可
能取代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权力。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力图对具有破
坏性的无政府状态加以限制。和过去一样，无政府状态仍然是帝国体制的唯
一替换物。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
在上海，组织得更好的更强有力的商界精英在摆脱了过去的束缚以后，
继续享受到租界内的安全和秩序。他们抓住革命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
本地和全国的雄心。
在 １９１１ 年帝国的驻军被打败以后，公共租界和华界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
疑地参加了陈其美将军组织的军政府。陈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他的顾问
（虞洽卿和周舜卿）。他将财政事务付托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
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协理；将商业管理交给船东兼工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
则归公共工程承包商李钟珏和粮商顾馨一负责，他们成了陈的顾问。②
上海地处中国沿海，有世界主义倾向，现代化，是最适合于资产阶级的
环境。置身其中的上海资产阶级竭力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如果条
约口岸真像一些作者所说那样，是与内地互不交通的外国飞地，上海的商人
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把他们的活动推广到全中国了。但是沿海的经济却在相似
的程度上既指向内地又指向海外。其繁荣同样地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外
国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
阶级接受了孙逸仙的共和纲领，并参加了他的现代化努力。他们和孙逸仙一
样，并和他一起为塑造一个新的中国而呼吁海外华侨给予援助；他们想要控
制广袤的内地，并将其按沿海的形象加以改造，以便那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
的萌芽最终能够开花结果。
上海商人据估计资助了约 ７００ 万两白银。①促成了孙逸仙于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① 让？罗德：《中国革命生活的状况，1911—1914 年》，第 301、117 页。
② 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东洋史学论集》，6（1960 年 8 月），第 113—134
页（《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特辑）。
① 《北华捷报》，1912 年 7 月 13 日，第 109 页；1913 年 3 月 1 日，第 650 页。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
１ 日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这个新建立的
自认为是全国性政府的纲领，重复了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帝国“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
时拥特权……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
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孙逸
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②
在新任命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
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它们的工作。③银行家沈缦云从海外华侨募得 ５００ 万美元，
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①的共同支持下创建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
南京政府执政只三个月，这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有多大成就。不管怎样，它能
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孙逸仙就任大总统后几个星期，“银行家、富有的商
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很难忍受”。②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
化，这位上海都督有时为得到必要的款项而采取严厉的手段。③当政府决定以
招商局轮船公司作为抵押向外国借款时，它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
强烈抗议。④
在上海出现的这一矛盾，与 ２０ 年代坚持地区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
民党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于要将其活动扩展到
全国，即使以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上海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迫切
要求统一中国的思想。但他们无疑希望在他们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
能迅速扩大其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由于缺乏适当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不能指望得到一个高效率的政党的支
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 １９１２ 年初它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
争，没有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的少数追随者了。面对拥有大多数正规军并得
到官僚和传统主义的士绅支持的北京－武昌轴心，孙逸仙被迫逊位，于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将民国总统的职位拱手让给袁世凯。
就这样，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 １９１２ 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
不错，资产阶级在这段时间里使人感到了它的分量。在各省，它曾协同保证
商业照常继续，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他们对南京政府的支持，阻止
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它未能为了
自己的发展而成功地建立起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它的社会基础的
界限很不清楚，所采取的行动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
企业家们也未能将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未能将立足
于商业与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