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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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 15—25 页。
① 何炳棣：《扬州的盐商：18 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954 年），第
130—168 页。
②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 6 章《国家控制与官方主办人》。
③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 380 页。
① 艾蒂安？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 44 页。费惟恺：《中国早期的
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 242 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284—301 页。S。A。M。阿谢德：
量我们也只能像 Ｅ．巴拉兹那样指出：在许多个世纪中，商人阶层的兴旺都与
国家权力和官僚主义的束缚的减弱同时出现。但是，一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
和意识形态的秩序受到削弱，从而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它或迟或早都会为随
着这种减弱而发生的动乱所扼杀。因此，对于具有瘫痪作用的帝国权力与儒
教权力，唯一的替代物似乎就是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勃兴，是由官僚主义束缚的衰落（它释
放了商人们的能量），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
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同时存在而引起的。①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
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
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租界里的巡捕，必要时为从外国居民中招募的
志愿军所加强，保护了这些条约口岸不受动乱与 １９ 世纪末以来各省连年不断
的小规模叛乱的侵扰。并不是说租界里的这些武装力量有什么了不起，而是
来自停泊在各个主要港口和在长江里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
“国中之国”的和平。在这种和平的保护下，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政）
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那些“模范租界”所提供的公用事业，如
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比
美。但是中国的精英们最希望从租界中得到的，似乎还是他们的货物及自己
人身的安全。他们将财产委托给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
开的；而为了反抗帝国官吏的高压政策，他们还可以向会审公廨提出申诉。②
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而不受政府当局的干
扰，导致上海工部局于 １９０２ 年提出，在原则上任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未被会
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移交给帝国当局。在 １９０３ 年的“苏报案”中，这
一原则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证明，当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
的反满新闻记者的时候，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
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③
由于受惠于这些租界发展成的国际飞地，反抗帝制政权的斗争和资产阶
级的形成齐头并进，互相加强。
《现代中国早期的一次能源危机》，《清史问题》，3。2（1974 年 12 月）。
① 详细的分析，参看 M。克莱尔？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 至 1949 年的上海》，载 C。豪编的《上
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费惟恺：《外国在华的存在》（本书第 3 章）。
③ 约翰？勒斯特：《苏报案：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早期的一段插曲》，《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7。2
（1964 年），第 408—429 页。
１９１１ 年：不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
１９１１ 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让我们首先抛弃一种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１９１１ 年的革命不是一
次资产阶级革命。在 １９４９ 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他们的历史用马克思
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 １９１１ 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地描写
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
想成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极其广泛地将资
产阶级定义为除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之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
秘密社会和各种武装集团的头子们在内。这些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这种看法
是不相容的，这样会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基本上属于农业的和带传统性的统治
阶级。①如果根据更严格的定义，将城市资产阶级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
的阶级，那么它显然在 １９１１ 年的事件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这第一次革命—
—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越出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它的控
制。②
在这次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这一局势为自己谋取好处，
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它成功地取得了对它的基本利益的尊重，但除了在
局部地区以外，却未能夺取到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它仍然在资产阶级的命
运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
台——有人评论这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地指明了强大的商人阶
层通过商会这个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①但是在这一特定时
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大部分掌握
在外国资本集团手里。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它因和官僚集团重新
言归于好而增强了力量，但却削弱了它的独立性。那么，它的政治作用的重
要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１９１２ 年，农商部列举了 ７９４ 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 １９６６３６ 个会员。
②由于商会的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为数众多的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
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他们指定的代表—
—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算在内，商人阶
级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 １５０ 至 ２００ 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 ０．５
％。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
数目就比军官（１７０００）、 ③
学生（３００００）、归国留学生（３５０００）、④官员（５００００），
甚至比上层绅士（２０００００）⑤都多得多。商会多达 ７９４ 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
①M。克莱尔？贝热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历史评论》，230（1963 年
10—12 月），第 403—436 页。
②M。克莱尔？贝热尔：《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
第 229—295 页。
① 《北华捷报》，1913 年 11 月 1 日，第 352 页。
② 参看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 380 页。
③ 张仲礼：《中国士绅：对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之研究》，第 117—120 页。
④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 年》，第 367、64、73 页。
⑤ 参阅本页注 3。
全国。由于上述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
数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条约口岸，尤其是上海——这些人最
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虽然在全人口中只占少数，商人阶级却是统治集团中
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绅士阶级联合在一起，这个阶级主要指占主导地位
的条约口岸新的现代化中国的精英。
在那个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打算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也可看作一种由意
识形态所决定的现象。这个阶级的出现正值自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
义在全国传播，在 １８ 至 １９ 世纪的西方，这些思想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
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由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新军军官介绍进来
的思想体系（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的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引
进的意识形态与本国的实际联系起来。反清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
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吻合，使他们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地加快了。
资产阶级十分活跃地支持反对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同样从他们的支持中
得到好处。当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的时候，当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著名
人物的影响来弥补之际，资产阶级表现出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
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与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
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在这里，
也像在许多其他领域里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们在
频繁旅行中和商人阶级建立联系就很重要了。不过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
乎为大陆上的资产阶级所拥护，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更激进。在条约
口岸里的企业总是密切地和绅士阶级结成联盟，与他们一样信仰真正的社会
保守主义，并无疑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抱更现实的观点。通过商会，商人们在
立宪运动中甚为活跃；１９０９ 年他们被选入省咨议局，１９１０ 年又参加了争取召
开国会的斗争。①
海外华侨梦寐以求的是用建立最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方法，恢复
祖国的国际威望。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财政上支持孙逸仙的活
动。１９０５ 年孙逸仙被知识界和军界接受以后，他和商人们的牢固联系仍一如
既往。当然，海外华侨参加反对派中的激进派这一事实，不可强调得太过分。
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能赢得他们的海外同胞的理解，并从他们那里
得到很多财政援助。此外，在清朝政府的最后几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们也
在海外找到可贵的合作者，如富商张弼士从新加坡回国，帮助盛宣怀发展国
家的铁路系统和建立商部。①而中国境内条约口岸里的商人们虽然参加了宪政
运动并支持改良政策，却也并不妨碍他们在时机到来时转而投身革命阵营，
支持起义，并管理地方事务以等待新政权的建立。
商人与革命起义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武昌起义是由军界发动的。商人们并没有直接参加，
虽然他们促成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局势。１９１１ 年春夏震动了四川省的反对铁路
国有化风潮，得到了重庆和成都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积极支持。是年 １０
月，武昌商人迅速地起来支持军队的起义者。１０ 月 １２ 日，起义者向商人提
出保证，宣布：
①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第 53 页。
①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 131、164、168、183 页。
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②
作为对这一保护的回报，商人们参加维持秩序，并组织民兵搜捕抢劫犯
和纵火犯，商会会长甚至被任命为治安负责人。商会立即向起义者贷款白银
２０００００ 两。
在上海，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义以后，而是在以前为它铺
平了道路。①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商人们与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朱少屏，银行家沈缦云建立
了联系。沈缦云是新成立的爱国组织中国国民会的正式代表，他还是商务总
会的一名董事和上海华界（即租界以外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区）自治公所的
成员。同时，对 １９０６ 年建立的商团进行了改组，将其置于统一的领导之下，
原来估计为 ３５０ 至 ７００ 人的有效兵力，在 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初增至 ２０００。至少
在政治上与公共租界的志愿兵中的“中国连”相联系的这一上海国民志愿队，
交由华界自治公所的首领李钟珏（平书）指挥。李属于当地绅商精英中的官
僚派。不过在上海，精英们组成了统一战线。②不论他们的出身是商人还是文
人，居住在租界还是华界，似乎都同样地同情革命。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和爱
国心是不是足以解释这种一致呢？人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起带头作用的为数
不多的领导人组成的精英组织的作用呢？他们顶多只有几十个人，却领导着
商会、商团和华界自治公所。由于陈其美和李钟珏经常在由沈缦云出资经营
的革命报纸《民立报》报馆会面，武昌起义之后两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
商团控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