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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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此信还宣布国民党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派几名重要同志前往俄国，以讨
论使两国团结的途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仍等待指示，但是汪
精卫公开表示，他相信鲍罗廷能对这件事的复杂性提供详尽的报道。信以“致
革命的敬礼”的致意结束，落款是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①
在郑州，鲍罗廷受到冯玉祥殷勤的照顾，冯下令沿途对他进行保护；鲍
罗廷然后乘火车西行，同行的是几名知道路线的冯玉祥的俄国顾问。在陇海
铁路的终点站，鲍罗廷一行为危险的旅程作了准备，装了五卡车和五辆游览
车的给养，往西和往北经过陕西和甘肃到宁夏城，然后穿过戈壁沙漠而至乌
兰巴托，他们于 ９ 月中到达。经过一段长期的休息后，鲍罗廷飞往上乌金斯
克，在那里乘快车前往莫斯科。他在 １０ 月 ６ 日抵达，时年 ４３ 岁。②这两个有
着对立的社会哲学的民族主义政党这时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党员走向反
叛，国民党人则在不同的派别中间搞不稳定的妥协。对互称“同志”并为了
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割据中拯救出来而多年一起工作的政治家、劳工领
袖、宣传家和军事将领来说，要分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干脆引退了，但绝
大部分的活动家则走这条道路或那条道路。分裂决定了今后几十年中国政治
生活的主要发展进程。
① 汪起草的日期为 1927 年 7 月 25 日的信的原件，存国民党档案馆，445/35。
② 斯特朗的《中国大众》有旅途的报道。到达日期根据 1927 年 10 月 7 日《真理报》。鲍罗廷生于 1884 年
7 月 9 日。他在莫斯科担任过劳工副人民委员、塔斯社社长助理、纸张工业的经理，1932 年起任英文《莫
斯科新闻》的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 1929 年 2 月 26 日至 6 月 29 日期间采访过他 10 次，据他的《人和
政治：一份自传》第 138 页的材料。在《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2，第 632—679 页的一章中，费希尔间
接地叙述了鲍罗廷告诉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情况。鲍罗廷在 1949 年与其他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捕，被
送往拘禁营地，在 1951 年约 67 岁时死在那里。《纽约时报》，1953 年 9 月 3 日和 1964 年 7 月 1 日。到
最近时期，鲍罗廷的名誉在苏联已被恢复，已有关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的学术著作。
共产党人转向造反
共产党反叛的开始
７ 月份的下半月，在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鼓励下和在布廖赫
尔将军及其几个参谋人员的建议下，中共领导集团就四省总起义的计划展开
了争论。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取控制张发奎第 ２ 前线军团中的一些成
员，这个军团已调到江西省北部，其中有一批共产党指挥官和许多共产党政
工人员。反叛的细节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产党员制定，并于 ７ 月 ２６ 日，经
尚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计划回来的瞿秋白、李维汉、
张太雷和张国焘——在一次会议上进行讨论，罗明纳兹、布廖赫尔与其他几
名俄国人一起参加。密谋者希望能够说服张发奎参加，并带领他的部队回广
东；但如果不能说服，那么共产党党员将策划一场叛乱，不论以什么方式去
接管部队。莫斯科已得到通知，但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的代表报告了电报
指示的内容，即俄国人不参加起义；他还说不提供经费。刚与张将军在前一
天进行讨论的布廖赫尔预言，如果张参加起义，将有 ３ 万士兵，这足以一路
打到广东东部，到那时共产党党员能够把张排挤掉；但如果共产党人在南昌
分化他的部队，起义只能争取到 ５０００ 至 ８０００ 名士兵。莫斯科的一份电报提
出警告，除非有把握取得胜利，否则不要起义。因此，罗明纳兹派张国焘当
夜去南昌，把共产国际的含糊其词的指示通知密谋者。①
南昌起义的主要设计师是谭平山、邓中夏、郓代英、李立三、彭湃、叶
挺和后来中央派来监督这次行动的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把起义的 ８ 月 １ 日定
为红军的建军日，以示庆祝。参加起义的几名指挥将领——叶挺、贺龙、刘
伯承、朱德、聂荣臻、罗瑞卿、陈毅、萧克和林彪——在红军中继续其辉煌
的戎马生涯。②计划已经进行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当张国焘前来，试图制止这
个行动时，它已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第 ２４ 师师长叶挺将军准
备接管第 １１ 军，而第 ２０ 军军长、尚未成为共产党员的贺龙渴望采取行动，
以期取代当时正在避暑胜地庐山与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孙科以及其他
将领和权贵人物一起开会的张发奎。③
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地取得胜利。叶挺、贺龙两位将军的士兵于破晓前在
① 本书对南昌起义的描述主要根据这次反叛的计划者和参与者——张太雷、李立三、周逸群和张国焘——
在战败后不久的 1927 年 10 初到 11 月初所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发表在 10 月 30 日和 11 月 30 日的中国共产
党的新刊物《中央通信》上。韦慕庭在他的《战败的废墟》中把它们译成英文，载《中国季刊》，18（1964
年 4 — 6 月），第 3—54 页。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 534—552 页的精采论述的依据，也是这些
文件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史料。他提供了有用的战斗序列表。萧祚良的《从南昌到汕头》，载他的《1927 年
的共产主义：城市与农村之对抗》，是另一篇根据这些原始材料以及张国焘和龚楚的回忆录整理而成的有
价值的论文。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 672—677 页和 2，第 3—55 页，部分地根据他当时的
报告提供了带感情的回忆报导。又见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20—123 页；和雅克？吉勒马兹：
《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 年》，第 150—156 页。
②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 1066 页列出了 40 名已知的参加制订计划和行动的人。朱德给艾格
尼丝？史沫特莱提供了回忆性的报道，发表在《伟大的道路》，第 200—209 页。
③ 汪精卫在 8 月 5 日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提供了起义消息如何报告给这次会议、
张发奎想前往南昌而没有成功和汪精卫对这件事大发雷霆等有趣的内容，根据国民党档案馆所藏的会议记
录，转载于《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 485—488 页。
城内解除了对立部队的武装，朱德带来他的教导团的残部，成为一个新的师
的骨干。密谋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弹药，从城内各银行和省的金库中得到巨额
的现洋和钞票。但是，政治上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周密地制订出来。领导集团
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行动，他们宣布了一个 ３１ 人的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
会，提名诸如邓演达、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陈友仁、张发
奎及其两名被取代的军长这些不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和 １７ 名共产党员为委
员。出席的仅有的几名“主席团”成员是谭平山、贺龙、郭沫若和恽代英，
所有成立的各种名目的委员会的领导都是共产党员，只有贺龙和郭沫若除
外，据报道，两人在征途中入了党。①在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领导人声
称它有合法性，但是后来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土地革命、对地方权势者的
态度和理财方法等问题上没有一贯的政策；他们甚至就前往广州还是前往广
东省的东江区的问题，以及就进军的路线发生了争论。
军队在灼热的 ４ 日开始进军，沿途损失了很多装备。由于开小差、痢疾
和战斗伤亡，部队的力量削弱了。蔡廷锴将军带了他的第 １０ 师逃到浙江，只
留下第 １１ 军的第 ２４ 和第 ２５ 两个师。在瑞金和会昌附近的战斗中遭到严重的
伤亡后，进军者把伤员留在福建西部汀州的一所英国教会医院中接受治疗。②
军队在途中得不到支持，因为在多山的江西东部和福建几乎没有农民运动。
经过一个多月行军到达福建－广东边境地带后，行进的部队短暂地控制了潮州
和汕头（９ 月 ２４—３０ 日），但不能获得群众支持，虽然仅在一年前，香港的
罢工和抵制运动在那里曾经非常活跃。到 ９ 月底，已被击溃的部队已完全失
败。第 ２４ 师和第 ２０ 军的残部设法向沿海的陆丰前进，彭湃组织的农民运动
在那里仍有力量；但在那里，贺龙的几个师的师长倒向敌人一边。许多共产
党的领导人于是乘小船逃往香港，有的则乘船前去上海。周士第指挥的第 ２５
师残部和朱德率领的充当后卫的部队逃进山区。后来周士第、朱德率领他们
的部队穿过江西南部，然后分开，朱德带领 ６００ 名左右装备很差的士兵于 １９２８
年春季在湖南南部与毛泽东会师。①
南昌起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九江和武汉地区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嫌疑分
子，许多人被处死。但是，大部分没有南征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躲藏起来，
逃过了清洗。他们正在秘密地制订计划，准备在秋收季节发动一系列农村起
义——一般地说，当必须交租时，农村就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秋收起义
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罗明纳兹在 ８ 月 ７ 日召集当时还在的党中央委员
开会，以改组领导结构，同时批判了过去的错误——错误归咎于中国的而不
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和批准新的政策路线。约 ２２ 名中共党员在罗明纳兹
的“指导”下，在武汉开了一天会；其中 １５ 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
不足总数的一半。他们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新的大会召开
前处理党的事务。党这时将保持严格的集中和高度的秘密。①８ 月 ７ 日的会议
①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 31 页。
②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 205 页。在回忆 1937 年的这件事时，朱德似乎仍有深刻印象，他说，“在
这所外国医院中的傅医生和英国医生竟照顾我们的伤员！”
①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 247 页。
① 这些叙述根据李又宁的慎审的研究《瞿秋白传》，第 232—248 页。李博士确定了 14 名会议参加者，并
指出以下的人为新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罗亦农、彭湃（缺席）、苏兆征和蔡和森；候
参加者还发了四份文件。据报道，一份文件是罗明纳兹口授的，它指责过去
中国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特别指名批评谭平山，还批评了党的创始人陈独
秀。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条造反的路线：共产党将设法推翻武汉和南京的两个
政权，将在客观情况许可的省组织起义，期待在将来成立苏维埃。起义将在
“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旗号下进行。②
原来的计划号召秋收季节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进行农村起义，但
大部分江西的领导人在南昌起义后向南方进军而离开，使该省不可能再举行
另一次起义。新的政治局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党南方局和省党委的书记坐镇广
东。他们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个省发动广泛
的农民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
长沙以东的湖南省地区。密谋者命毛泽东负责湖南的行动，与省委书记彭公
达一起工作。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也参与制订计划，但不执行湖北南部的任
务，这项工作由匆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指导。预定两省爆发起义的日期为
９ 月 １０ 日。①农民起义将进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政权，进而
成立人民政府。起义必须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方面作精心准备，一旦发动，
决不能退缩或后退。农民必须组成主力部队，虽然现存的部队和股匪如果改
弦更张而为革命事业服务，能够用为辅助部队。“耕者有其田！”“抗税抗
租！”“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这
些应该是唤起农村群众的口号。杀阶级敌人和地方官员将促使农民投入广泛
的农村起义和夺取县城。然后，武汉和长沙将随之起义。这就是逃亡的政治
局的理论。要加以贯彻就更困难了。
在湖北南部，起义在 ９ 月 ８ 日晚过早地开始，同时出现了一连串的抢劫，
特别委员会还夺取了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但是当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按计
补委员 4 人为张国焘（缺席）、张太雷、毛泽东和彭公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