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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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312 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的新闻媒介可能从未报道
过。）
几个例子。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民协
会处死，而不顾儿子来信保证其父将不反对农会。新化县（也在湖南省）县
长向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控制地方革命机构的一批人利用权力向
其敌人报私仇，未经审判就处决地方恶霸，以便假借官方没收的名义在他们
中间私分财产。根据指控，在“赤色周”中，他们处死了 １０ 多人，无人敢干
涉。他们甚至未经审判就枪杀了征收厘金的负责人；他被拘留，本应交给县
长审判。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在其自传性的记载中描述了对三个人的群众审
判，她作为一个女兵，在晚上看守他们。判决的法官不过是一名经过那里的
连的中尉。三人被断然枪决。②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与武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以及在鲍罗廷与
新从共产国际来的印度人罗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土地革命
应向前推进，还是在此时（即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加以限制。①口头上，所有的人
都同意土地革命是必要的，但如果这意味着大规模没收农地并进行再分配，
这种行动将危及（可能还会破坏）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之间的革命统一战线，
而这条战线是共产国际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当时正在动员继续北伐。鲍罗
廷认为，当“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这一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时，土地革命应予
约束。罗易反对北伐，力主在目前的根据地“深入”革命，即在湖南和湖北
鼓动农村暴动。但是到 ４ 月份，有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在夺取和分有钱人以及
那些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的土地。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含蓄地指出，它们是
贫农自己自发进行的。②
在动乱日益加剧和对好战的农民运动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的时期，中央
土地委员会在 ４ 月 ２ 日至 ５ 月 ９ 日期间召开会议，制订土地政策以供国民党
领导集团通过。邓演达为委员会主席；他最近担任了国民党农民部部长，但
是他的主要职务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其他成员是著名的法学家徐谦和
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顾孟馀，两人在左翼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地位都很高。
两名共产党员是谭平山和毛泽东；前者参加莫斯科的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全会后刚回来，后者是共产党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委员们开了五次会，
但发现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他们决定召开扩大会议来搜集更多的情报和意
见。在 ４ 月 １９ 至 ５ 月 ６ 日期间，扩大会议开了五次，会议参加者有省一级的
国民党领导人、与各省农民运动有关的官员、军事将领和政治官员以及几个
熟悉北方几省——武汉领导人希望通过重新开始的北伐加以控制的省——情
况的人。几名俄国顾问参加了会议，详细介绍了苏联“解决土地问题”的经
② 张国焘：《共产党的崛起》，1，第 606 页。张先生用李立三父亲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农民运动已经失控的
严重程度。县长李先培等人电报的日期是 1927 年 6 月 6 日，电报存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
1—5/704。这个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在与县长的部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但几名为首者逃脱。电报强烈要求
逮捕他们，为民除害。谢冰莹：《自传》，第 120—125 页，但这书本的译文有错误。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 32—83 页，论述了从 1926 年 12 月到 1927 年 5 月的争论，附争论各
方的引文。
② 曼：《中国之所见》，第 27 页回顾大约 4 月 20 至 25 日在长沙得知的情况，林祖涵：《关于湖南土地问
题的调查报告》，有关于他在 4 月底了解的情况。5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问
题议决案”声称：“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
有分配土地的运动。”斯大林在 5 月 13 日的讲话中说，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农民已经“在自下而上地夺
取土地”。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 86 和 260 页。
验，并且提供了他们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土地情况的所有情报。鲍罗廷参加了
一次，提醒不要在目前情况下制订过急的和过激的方案。①
许多小时的讨论和意见冲突的最后结果，是 ５ 月 ９ 日委员们签署的一份
报告和七个决议草案。委员们报告说，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土地问题亟需解
决，但对土地现时应该全部没收和国有化，还是应该部分地没收，则有很多
争论。他们都同意，鉴于客观情况，目前只可能进行部分的，即政治上的没
收。小地主和国民党军人的土地应予保护，因为据认为，大部分军官是地主
家庭出身，并且部队中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敌视农民运动的日益发展的情绪。
中央当局只应订出总原则，而把实施细则交给省当局根据当地情况制订。《解
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指出，大地主和官吏的土地、公地和荒地应分给无地
的和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农民。为了保证土地问题确实得到解决，农
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因此，国民党政府在农民与大地主和其他封建分子的
斗争中应该援助他们。处置反抗者财产的法令草案把以下各种人都定为反抗
者：国民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榨取和压迫人民的人、货币操纵者、
军阀、官僚、贪官、“土豪”、士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财产都应没
收。可是草案还谨慎地规定哪些政府机关应根据何种证据进行没收，一切都
要依据法律。此外，战争时期分配的敌产的收入将用于军政费用。就没收的
农村土地而言，３０％的地将用于农村的改进措施（如设立农民的银行），余
下的留待分配给从战争中返乡的革命战士。受地人不得出售或转让分得的财
产，他死后，这些财产要重新进行分配。更详细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
草案表明，起草人把分出的土地看成是租用地，因为受地人要付租，收入归
政府。
委员会的意图显然是要对没收作出规定，而不是让土地和其他财产被群
众自发地夺走。可是无人能回答顾孟馀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湖南和湖
北搞农民运动的同志能否断定，村民们是否将遵守在委员会房间中精心制订
的这些规定？
委员会还全力处理租佃的复杂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规定，佃
农缴租不得超过其收成的 ４０％，不得再缴其他的东西。它甚至详细提到租
约、永佃、缴租时间、困难时减租，以及中国租佃制中的其他复杂问题。委
员会显然希望国民党将开始真正履行其保护佃农利益的未兑现的诺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正在为制订一项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斗争，有的
最高领导人极力主张克制，而在省一级工作的人则要加快步伐。５ 月 ９ 日，
即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送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
多少更为激进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①没收一切公有田地以及祠堂、寺
庙、学校、基督教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此等土地是否
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农民，应由土地委员会决定。地主的地产应通过土地委员
会转给耕种土地的人，但是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予没收。无地的士兵
在革命战争结束后，可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没收的土地，除缴纳国家的累
进地税外，免除一切杂税，而地租率应减至相当于地税的水平。耕种非没收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276—308 页，提供了最后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和辩论的记录。霍夫海因茨：《中
断的浪潮》，第 36—45 页，有关于各会议参加者采取的立场的生动而颇不相同的记载，它部分地根据本文
作者对存于国民党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所作的笔记。以下的论述根据这些笔记作出。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 16，第 254—263 页。
土地的佃农应永久享有租佃权，只缴纳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税。地
主及绅士应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被解除武装而代之以农
民自卫军。积欠的债务将被取消，利率将根据法律降低和予以限制。这种稍
微更加激进的土地革命的处理方式，以及决议案序言中成为决议基础的分
析，使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有了支持社会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
—的记录，但社会革命仍要一些规定来指导。
当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在 ５ 月 １４ 日交到国民党政治会议等待
作出决定时，几个领导人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认为如果它被通过和公布，它
将对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机会产生不利影响。结果，投票赞成决议（它虽然
将保密）的三人——林祖涵、吴玉章（两人是双重党员）和邓演达——的票
数被他们的八名同事的反对票数所压倒。拟议的法令被“暂时”搁置起来。
其他决议中有几项被通过，虽然没有全部公布。结果，由于战场上的事件以
及革命根据地内部不久发生的事件将使武汉领导人为革命立法的这些努力归
于无效，这些决议通过与否都没有什么区别。
士兵决定问题
５ 月份，国民党的两派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的一翼进入河南，
而南京集团则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从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
汉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防卫部队，以防对方进攻。武汉在唐生
智全面指挥下的推进先遭到吴佩孚的残部、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的对抗。南
京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的更强大的鲁军。到 ６ 月 １ 日，冯玉祥的国
民军与唐生智的军队在京汉铁路与陇海路交叉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经撤至
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部队拿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叉的徐州，孙传
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他们的部队。①日本政府因战役推进到山东而
有点担心，那里有许多日本侨民，于是派部队到青岛，后来又到省城济南，
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一个抗议的浪潮。
武汉的进攻以张发奎的第 ４ 前线军和唐生智统率的第 ３５ 军和第 ３６ 军开
始，兵力约 ６—７ 万人，他们沿铁路朝吴佩孚及其将领残留的地区——河南—
—的边境北进。吴佩孚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希望联合张作霖反对武汉和共
产党人，另一派则选择冯玉祥。第二个集团中的几个人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
的津贴，他们开放了进入河南的道路。吴佩孚试图在驻马店死守，但在 ５ 月
１４ 日被彻底打垮。这样就结束了他长期而辉煌的戎马生涯。吴佩孚逃到四川
东部而受杨森的保护。②他的战败打开了与有重型武器装备的、由张作霖之子
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张发奎的“铁军”于 ５ 月 １７ 和 １８ 日在
河南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向东疾进，几乎未遇到抵抗就
得到最大份额的战利品。武汉军队伤亡约 １４０００ 人，冯玉祥只损失了 ４００ 人。
① 这些战役的报道载《北伐战史》，3，第 677—755 页，附地图；《革命文献》，15，第 2412—2492 页，
附文件；乔丹：《北伐》，第 129—132 页；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 220—224
页，附地图。
②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 年》，第 143 页，有吴佩孚部下的派别活
动和吴战败的报道。国民党档案馆，441/22，一份 1927 年 4 月的军事预算和帐目表明，4 月份靳云鹗收到
32 万元，魏益三收到 10 万元，樊钟秀收到 44000 元，武汉集团希望与之联合的冯玉祥得到 73 万元，冯在
武汉的代表得到 37360 元。除张发奎外，冯的津贴比其他将领多，张发奎为他的两个军获得 90 万元多一点。
汉口的医院充满了伤员。③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先锋的南京的行动代
价要小得多。
武汉政权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北上，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以保护湖南、
湖北的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从而给其敌人制造了大好时机。北伐初期倒向国
民党一边并得到第 ２０ 军——他自己的川军——军长任命的杨森将军，抓住这
个机会从其根据地万县向东进军攻打湖北西部的宜昌。守卫宜昌并接受武汉
军事委员会津贴的第 １４ 独立师师长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