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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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的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 年》，第 755 页。
设立救济局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 ３ 万元的铜币，用以
兑换工人的纸币。鲍罗廷向会议的委员们保证，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
借口，而外国经济活动的恢复将对工人自己有利。只经过短暂的讨论以弄清
所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后，政治会议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
的工人部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路
线。②
武汉领导人于是果断地行动。陈友仁在 ４ 月 ２３ 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
士，答应为他们的企业改善气氛；然后他试图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新政策
连同对工人的新的约束，同一天在《人民论坛》上宣布。汪精卫召开了国民
党和共产党两党领导人的讨论会；４ 月 ２５ 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湖北总工
会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发表声明，重复了五天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通过的决议中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词，虽然改变了措施的顺序以强调对失业工
人的救济措施。第五点声称，非经贯彻与外国企业和银行达成的协议的委员
会同意，在外国企业和商号不得进行任何罢工。决议最后说，当前根本的要
求是革命力量的革命纪律、自我牺牲和团结。①４ 月 ３０ 日，在孙科主持的一
次所有主要政治和军事人物、军队政工人员和各地方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
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报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
日三国区别开来，但同时强调当前进行妥协的必要性。财政部长企图向会议
参加者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全的；虽然经济环境严峻，但通过与湖南
人民合作，这个城市将从那里得到粮食供应；煤很快就运来；河船现在可以
自由地售盐；政府已购买大量的铜，打算很快铸造铜币；由于存入上海各银
行 １００ 多万元存款，与上海的商业汇款将得到方便；由于限制了印发数，并
以白银作担保，政府的钞票将趋于稳定。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②
武汉领导人还禁止省的领导人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如湖南没收所有美孚
煤油公司的股票和组成一个销售这些股票的委员会的决定。他们派林祖涵到
长沙和派陈其瑗到南昌去解释新的外交政策，他们回来报告，在他们召集的
领导人会议上得到了一致的支持。由于工商业衰退，这几个省的税收惊人地
减少。但是，不可能使革命的狂热冷下来。这既牵涉到感情，又牵涉到力量。
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会的财产、教堂和学校交还给中国看管人，而
在武汉附近，已被中国部队占领的几处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被归还给所有者。
按照工会和业主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解决罢工，证明是困难的，而且拖得很
久（有的谈判拖延到 ６ 月），而汉口的外国经营者在 ５ 月份向陈友仁抱怨，
工会的纠察队对恢复营业仍然在进行干涉。可是，码头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
航运也在好转。较大的中国企业及其工人在恢复营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
难。对失业者的救济到 ５ 月中才开始实施。武汉各种各样纠偏措施的结果，
是工商业在 ５ 月和 ６ 月稍有恢复，但是经济的破坏是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致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 175—179 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 680—682 页，两者都根据存国民党档
案馆的 4 月 20 日政治会议记录。被任命的四人是陈公博、苏兆征、陈友仁和张肇元，陈公博为委员会主席，
以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① 引于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 186—187 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 年》，2，第 112—113
和 115—116 页，有罗赫德的几份电报。《人民论坛》，4 月 23、24 日。艾萨克斯以反对的语气写到武汉
政权采纳的限制劳工和恢复与外国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革命的悲剧》，第 204—206 页。
② 1927 年 4 月 30 日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
真正的恢复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①
试图控制农村革命
武汉政府对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只拥有脆弱的权力；这三省的总人口
约 ８０００ 万，总面积大于法国。在这块广大地区的一些地方，被农民运动活动
家中的激进分子推动的农村革命（因贫困、不平等和缺地而产生）正在取得
势头，运动中处决土豪和佃农夺取土地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中央当局批准。这
些地方性的行动破坏了农村经济，还带来了残酷的报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领导集团都非常关心。怎样才能恢复这些受影响地区的秩序？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的参加者通过一项决议，并于 ３ 月 １６
日发表告农民宣言，强调了党帮助农民的决心。所有地方武装集团必须由新
的农村自治机构控制。自卫队受权推动反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
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党支持农民拥有土地的斗争，并提议没收反革命分
子的土地；这些土地连同公地和寺庙的土地应交给区和村自治机关管辖的地
方土地委员会，再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大部分建议已经以湖南农民协会 １２
月大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并且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全会还授权设立一个中央
土地委员会，以制订新的、更有战斗性的社会政策的细则。①
根据这一指示，地方的组织者，特别是湖南的组织者，在 ３ 月份开始了
一场在农民协会指导下把自治扩大到所有农村的运动。在 ４ 月中，湖南省农
民协会根据第三次全会的决议，向所有县农民协会发出成立农民自卫队的指
令；省国民党宣传部发了一份强调反封建斗争必要性的宣传提纲：它说，支
持农民土地要求的时机已经来临。４ 月底，省农协搞了一个宣传周，为此时
“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了成为激进分子标准论点的理论：必须动员
农民支持国民党政府以拯救这个政府，但是为了动员农民，政府必须解决他
们的土地需要。它争辩说，土地问题解决，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财政问题，因
为新的有地农民由于不再向地主交租，能够缴更多的税。解决土地问题将为
未来的繁荣经济打下基础；但是如果农村中现存的封建制度不根除，将一事
无成：地主必须打倒，耕者必须有其田，有其政治权力。①到 ４ 月份，省农民
协会估计湖南有 ６００ 万名会员，虽然在六个月以前，会员还不到 １４０ 万。②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186—194、228—229 页；查普曼：《中国的革命》，第 134—136 页。关于罢
工的解决和救济措施，国民党档案馆有 5 月和 6 月劳工和外国资本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汉口总领事罗
赫德 1927 年 6 月 6 日致国务卿：《5 月份工商业评论》，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第 59 案卷组。
① 3月 10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全文引用于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1927 年的国共分裂》，
载《亚洲研究杂志》，29（1969 年 11 月），第 129—130 页。又卡罗尔？科德？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
对农民运动的政策，1921—1927 年：国民对社会革命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 1978 年博士论文，第 7 章，
第 61—62 页，根据 1927 年 6 月 30 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的文献汇编，国民党档案馆，436/138。蒋永敬：
《鲍罗廷》，第 268—271 页引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宣言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
359—365 页。12 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332—340、373—374 页。国际
共产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 139 页。
① 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第 7 章，根据国民党档案馆藏当时的文件。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 269 页，4 月 19 日凌炳的报告：湖南 500 多万组织起来的农民代表了约 2000
农民万。曼：《我在中国之所见》，第 27 页，他大约在 4 月 20 日在长沙被告知，在 75 个县的 53 个县中，
不少于 513 万农民参加了协会。林祖涵：《湖南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和党的状况的调查报告》，5 月 2 日
（1927 年），国民党档案馆，湖南 5/53：现在（大约 4 月 30 日）65 个县有农民协会，会员超过 600 万。
不管实际的数字究竟多少，农民协会的迅速发展可能给了组织者一种新的力
量意识，强行加快农村革命的步伐。
有许许多多的旧帐等待清算。在 １９２６ 年的后半期，许多地方的有地绅士
已经试图镇压日益高涨的威胁其威信、权力和财产的农民运动。他们已经组
织成保护财产的社团，使用地方民团镇压新生的农民协会，查出活动分子，
准备逮捕和处决他们。③大部分镇压可能最初来自地主一方，但是从毛泽东 １
月份调查长沙周围几个县的报告和 １ 月 ８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它说，“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之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
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所表示的惊恐来看，在 １９２６ 年后期，湖南、
湖北和江西的某些地区，形势显然开始转变了。①
在农村，理论正被转化为行动。反对土豪的斗争意味着逮捕和杀人；争
取土地的斗争导致地主的逃亡和分他们的财产。湖南财政委员一份关于省农
民协会处决人的报告——他关心的是，恐怖最终使税收减少——在 １ 月底引
起了武汉联席会议的一场争论。应怎样控制这类行动？董必武报告了湖北几
个县处死人的情况；他认为政府应对群众的要求采取宽容态度。鲍罗廷建议，
人民应获准独立地行动，但应将处决的要求报有权决定这类案件的地方党政
机构。联席会议于是决定，革命政府禁止人民及其组织执行处决；他们必须
向地方党政机构提出控诉，那些机构将决定适当的处分。决定还规定了在省
一级设立一个具有批准处决最后权力的革命法庭。显然中央当局希望把农村
的惩罚性暴力行为置于某种控制制度之下。３ 月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一
个杰出年轻共产党员夏曦以赞赏的口吻报告说，到那时，他列举的八个县的
党部通过处死和拘禁，能够代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辩论继续在第三次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进行，毛泽东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董必武介绍了国
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办地方恶霸的规定，包括按照罪行大小把他们处死
或终身监禁的规定。宣布判决的县法庭就是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指定的群
众在县长主持的会上以多数票选出。以类似程序选出的省的上诉法庭有最终
的权力。长沙的省的特别法庭在 ４ 月 ５ 日成立，根据一份敌视它的史料，它
像县一级的特别法庭那样，批准了许多集体处决的要求。长沙城中充满了从
其家乡逃出的人。另一个湖南共产党领导人凌炳在 ４ 月 １９ 日向中央土地委员
会报告说，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处死了几十名“土豪劣绅”，但这还不够。他
争辩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是农民自己的卫队的力量。①
在革命的狂热情绪中，有许多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以下所举不过是
林提了 6 个共有 160 万会员的“最先进的县”的县名。但他的数字都以 10 万计。1926 年 11 月的数字载《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258—262 页。
③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 302—306 页；书中有当时左派的长沙刊物关于反
农民运动和残酷杀害的报道的引文。李坚持被杀的农民比被杀的土豪劣绅要多得多。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英文），1，第 21—59 页，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十四
件大事”。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 428 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257—264、269 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 49—51 页，推断处决的
地方恶霸为数不多，但没有可以证实的证据。李锐：《初期革命活动》，第 306 页，说被农民直接处死的
不超过几十人。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统计到 5 月初期已报道的处决的湖南土豪劣绅，发现“全省约 119
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312 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的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