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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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场的方式，因为他似乎急于想赢得外交承认给他政府带来的好处。他坚
持蓝普森公使的离去必须被安排得好像会谈只是临时中断，蓝普森答应照此
办理。①
夺取汉口的英国租界
但是在武汉的领导人中，另外一些人反对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尝试。１１ 月
份已经高涨起来的引起汉口英租界惊慌的反英煽动，在蓝普森来访期间受到
了抑制。１２ 月 １８ 日他离去时，公众又系统地受到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宣
传。鲍罗廷显然热衷于使反英的狂热保持炽烈的势头，这可以从他在党政领
导人临时联席会（武汉最高决策组织）上的建议，以及在 １２ 月 ２６ 日举行大
规模集会的武汉市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通过的相应决议中得到证明。曾
在 １９２５ 年夏季因指导上海反英罢工而立功成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劳工领袖
李立三，主持集会并演说，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讲了话。圣诞节备忘录同
一天在中国公布。鲍罗廷提出了一条用来驳斥英国政策的宣传路线，这条路
线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采纳。一个使双方关系发生麻烦的问题，是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７ 名国民党党员在天津英、法租界被捕。经过审判，他们被移交给
中国当局，国民党的办事处被封。仍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提出抗议，宣
布英国应对国民党党员在敌人手里的可能遭遇负责。１２ 月末，此时在汉口的
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他们的七名天津的同志被处决时，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这
个事件成了关于收回外国租界区的宣传论点的部分内容。可是与主要敌人英
②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34—441 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 年》，
第 228—230 页。
① 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 464—467 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档案局见到此电报。
陈友仁在 1927 年 3 月 13 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
政权》，第 89—90 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原始文件。
国的直接冲突必须避免。①
随着反英示威行动的恢复，汉口英租界当局在入界处安置了路障，在那
里配备巡捕、海军陆战队的小分队和汉口的商团。单个的中国人可以通过，
但成群的或武装的士兵则不准。１ 月份的头两天在武汉三镇有庆祝活动和游
行，欢迎——即催促——国民党政府在这里成立。第三天出现了大规模的反
英集会。那天下午，大批中国人聚集在一处路障外面聆听宣传队几个队员的
长篇反帝演说。当有人突然开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掷石块时，群众仇恨英国
帝国主义的情绪被煽动起来。这就导致了使用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和愤怒的群
众之间的冲突。５ 名中国人和 ３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受伤，虽然没有人开枪。
当有人报告这一危险的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它立刻决定设法阻
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使用的办法是说服群众疏散，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
陆战队，而留下由部队支持的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
的敦促而散开，徐、蒋二人答应在 ２４ 小时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
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作为最后通牒
递交），以避免五卅事件和 ６ 月 ２３ 日事件的重演。商团撤离，海军陆战队返
回他们的舰只。华人巡捕在 ４ 日代替了他们。
但是事实上路障此时形同虚设。在煽动者的驱策下，群众冲进了租界，
总领事不得不要求中国部队维持秩序。次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离
开，当暴民向巡捕房投掷石头时，局势趋于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
捕房交由国民党当局负责。英、美的妇女和儿童被送上船而去上海，男人则
集中在沿江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一旦情况需要，他们就能够迅速从那里撤
离。国民党人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样，不是通过预谋，而是通过对形势
发展的危险性升级作出的反应，英国租界就从英国的控制下被夺了过来。１
月 ６ 日，九江的一小块英国的飞地也由于群众的行动而被接管，英国人没有
抵抗，但发生了许多抢劫和破坏。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国
民党的威信。它们也带来了没有预见到的后果。①
一个后果是内地来的传教士难民日益增多，他们奉领事之命离开布道地
前往安全地点。另一个后果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担心，那里是外国侨民
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上海显然是国民党军事讨伐
的下一个目标。根据英国远东海军总司令和上海总领事的预测和估计，伦敦
的内阁就派一支大为加强的军事力量去保护租界使之免被强行接管，进行了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 93—98 页。鲍罗廷概括他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们当前的政策是要
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 12 月 20 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
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敌意
的。英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
华捷报》，1926 年 12 月 24，转引于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68 页。12 月 26 日反英集会的一份
报道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383—384 页。
① 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 99—104 页，报道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国闻
周报》，4。2 和 1 月 3、9 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 1927 年 1 月 16 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384—393 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
1，第 562—566 页，有一份回忆的报道。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84—497 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
案和国民党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没有计划去夺取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 E。S。
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 年 1 月 15 日，第 46—47 页；关于 1 月份的事态，见《自由西报》。
辩论。１ 月 ２１ 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完整的英国师，而
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印度营。作出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它
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即英国可能试图重新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
英军将协助孙传芳阻止实现夺取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很快放弃
了用武力重新占领上述任何一个租界的想法。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他公使
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在 １ 月 １１ 日来到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
间关于汉口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 ２ 月 １２ 日。对国民党一方来说，谈判带来
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对
英国人来说，谈判被认为是一种考验，看它在处理与国民党人的关系时有没
有实利：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挽回面子，以及确保国民党人不企图
用武力废除条约的条款。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谈判场所，国民党外交部在 １０
月 １０ 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反英和反基督教的运动将停止。为了报答的确出
现的这种暂时的宁静，欧玛利在 １ 月 ２４ 日说服汉口的英国社区恢复营业。由
于可以觉察到的危险，停业已在 １ 月 ５ 日开始，但作为一种对已经在为贸易
不景气和失业而斗争的城市的经济压力形式，停业仍在继续。１４０ 家中国银
行中大约 ３０ 家银行在阴历新年（１ 月 ２６ 日）破产。陈友仁还发表了一项声
明，大意是国民党政府愿意选择谈判和达成协议来解决它与外国列强之间的
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方案：
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治理租界，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
后一个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
任主席，中国人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
作出的。协定预定在 １ 月 ３０ 日签署，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 １ 月 ２７ 日到达
上海，并且得知更多的英国分遣队在来华的途中，新问题出现了。陈友仁这
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打算用于防御；他还威胁说，除非途中的军
队停止前往上海，否则他不在协定上签字。妥协的办法是，陈外长正式声明，
他的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地位，而英国外交大
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定，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剩下的
英军将留在香港。作了这些姿态以后，陈友仁－欧玛利协定在 ２ 月 １９ 日签订，
关于九江的一个类似的协定在 ３ 月 ２ 日签订。中国一方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
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它的迎合国民党人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已
经赢得了一次加强他们对其南昌政敌的相对地位的胜利。①
① 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98—530 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
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党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
2343—2378 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 101—103 页；蒋永敬：《鲍罗廷》，
第 104—109 页。蒋先生认为鲍罗廷在订协定时图谋拖延。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被派别活动搞得四分五裂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存在着不团结，而
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和独立的目标的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指导国民革命的工
作的状况也带来了不团结。关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形式，还没有
一致的意见。到 １９２７ 年初期，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军
事讨伐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什么——矛头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权力机
关应设在哪里——武汉还是在南昌？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问
题——国民党内部哪一方的领导人应作出重大的决定？在权力问题后面存在
着一个更加造成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它以
什么速度进行？一个类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
国主义的运动。那一年头三个月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造成了国民党领导中
间的分裂、４ 月份的再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内对共产党员的一次清
洗。
当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启程北上，到武汉去成立国民党政府时，他们分两
批从陆路前往蒋介石已在那里设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南昌。经过为时一周
的几次会议后，第一批人前往汉口，于 １２ 月 １０ 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
这个集团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
的临时联席会议。他们选举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顾问。这个属于约法之外
的小团体很快成了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篡夺了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权
力。左派占优势，联席会议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①它开始行
使的权力很快受到另一个在南昌的有威望的集团的挑战，这个集团不但包括
蒋介石，而且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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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几名部长也一起来到。
在 １ 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的南昌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
趋庞大的军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的
企图是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朝东北方向前进。
布廖赫尔将军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反对。
双方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
意味着控制富饶而比较工业化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有潜力成为首都的南京。
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可能意味着与俄国援助的冯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