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道连狭斜-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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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多愁。偏偏杜甫又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发愁的多事之秋。开元盛世刚刚开了一个好头，盛唐的赞歌还没有写完，“安史之乱”便不期而至，杜甫就要立刻转变身份，从一个盛世的欢呼者、记录者，成为“国殇”式的挽歌撰写人。这样的角色转变是令人痛苦的，遭遇的尴尬，也是所有读书人都不能直面的。大唐王朝培养的一批文士们，在这场动乱中，尝尽了愁云压顶、国破心碎的滋味。只不过，杜甫的味蕾更为敏感，品尝起来更是浸肤入骨。
忧从何来？忧于国势。杜甫的社会责任感与生俱来，儿时捧读圣贤书，家国情怀的文字频频入目，继而是家长的耳提面命，兼以生活中不断的警示案例。杜甫的忧患意识，来自于“承儒守官十一世”的家族遗传因素的深深影响，“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他希望太平盛世能够长久持续。但忧患意识确是被一场内战彻底激发出来了。安禄山兵指长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光景，转眼之间被残酷的战争所取代。乌云压城，大厦将倾，李唐王朝面临着突如其来的叛变，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危机。弥漫的战火，遮住了诗人的双目，所有的闲情逸致，都被刀光剑影吞没了。他的诗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充满了愤怒与伤感。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春望》
一个曾经被皇帝无限信任、拥兵数十万的封疆大吏，竟然充当了抢夺皇权的急先锋。危险是可以想象的，杜甫立刻将祈愿国泰民安这样浅表层面的忧国之心，上升到“毫发裨社稷”的实际行动，在匆匆安顿好妻儿老小的避难之处后，他上路了。他要追赶一群落荒而逃的皇室成员，证明自己的忠诚，尽到自己的义务。
然而这条路，杜甫走得异常艰难，先是被叛军所俘，脱险后，好不容易逃至凤翔，得以谒见肃宗，官拜左拾遗，但又因为被罢免的宰相房琯出头辩护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心灰意冷之下，于乾元二年，弃官西行……“时危报明主，衰谢不能休”，“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乱世之时，报国无方，杜甫饿着肚子，倚望蓬门，仅剩下了一介书生的沉重忧思。面对着一个无秩序的世界，一个不知前途的未来，他大声疾呼：“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杜甫一直在守望着，祈盼着。而此时的他，只不过是个被君王抛弃的旧日臣子，一个退隐于江湖的落魄游子，充其量只能算做一个民间的文人。想想自己一介书生，去国离家，却不被理解，杜甫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涕泪一次次沾湿衣襟。杜甫的诗中，有流不完的泪，数不尽的哭，一场战斗的胜负，都会令他百感交集，泪如雨下。那首被公认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竟然是他微笑之后的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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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杜甫： 忧端齐终南（2）
盛唐向中唐过渡的时期，杜甫从动乱与民生入笔，最为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随之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认同和重视。后来的诗人不断地提到“安史之乱”，警醒当局，杜甫的忧，与屈原的忧，异代同流，都是出于爱国心切。
忧从何来？忧于民生。数年战争，如同一场惊心动魄的暴风骤雨，将大唐盛世的铅华洗尽，华美的霓裳被无情地挑落，露出衣衫褴褛的战后残局。杜甫一直在观察着，忧心忡忡，忧心如焚地观察着。在家中，在酒宴上，在各种场合，他愤怒地抨击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带着困惑，他离开了长安，目光投向民间。在出行途中，他像一个战地记者，看到了饿殍遍野，难民如潮，难道这就是那些御用文人笔下所描绘的盛世吗？
八年的时间，时政倾覆，局势动荡，像一锅馊了几天的粥，蚂蚁、蚊子和苍蝇都掉在了里面。大唐王朝怎么了？所有的人都在试图揭示这匹健壮的骆驼是如何一下子羸弱下来的，大家在迷茫里寻找动乱的根源。杜甫用他的笔，把他的思考如实地刻画了下来。《丽人行》中他痛斥了女宾骄奢、国戚扬威，致使家国不宁。在《兵车行》中，又写到“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在车马扬尘的行军队伍中，看到的是朝廷穷兵黩武的贪婪：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
——杜甫《石壕吏》
帝国的官员臣子，已经丧失了原先的忠厚仁义。为了抓到更多的壮丁，平定战乱，他们不择手段，驱捕壮丁，露出了最为可怕的面目。《石壕吏》中的这位老妇人的三个儿子都在军中效力，两个已经“为国捐躯”，然而还是逃不过这些军爷的骚扰，“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实在不行的话，军爷啊，就让我这个老婆子跟你们去吧，为军队去准备明天的早餐。老妇人的哭泣，如一把锥子，扎在了杜甫的心上。
这场战争，使社会的物质与精神已经迅速衰落到低谷。特别是人的精神情绪，跌落到最低点。杜甫遇到了一个从前线吃了败仗回家的战士，他走到旧巷里，不闻人语响，但听到空房子里狐狸发出的怪叫声，放眼望去，哪里有昔日人丁兴旺、鸡犬相闻的生活气息，亲人不见了，四周的邻居们都不见了，只有一两个老寡妇，枯守着故乡……在“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与“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里，杜甫用最朴白但触目惊心的白描语言，讲述了当时田园荒芜、十室九空、民不聊生的惨况。
诗人回过头来，将目光转向了他一直顶礼膜拜的王朝。朝廷之上，从帝王开始，满朝官宦，都在纵情享乐，醉生梦死地演绎着歌舞升平。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他倒吸一口凉气，目光由忧郁渐渐变得冷峻起来。这个原本秩序井然的格局，到底是谁破坏的呢？
接下来的杜甫，开始悲秋，开始掉发。他的头发，有一半为自己的国家命运愁白了。带着深深的忧愁，他选择了继续出行，一路漂泊，耳闻目睹的人间惨况使他黯然神伤，十多年间，写下了一千多首感怀悲愤之作。杜甫这一次出行，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悲壮的出行，直到他后来怀忧而逝。
忧从何来？忧于贫病。杜甫没有钱，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为生计犯愁。他没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除了满腹诗书，他几乎身无长物，没有谋生的本领和手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靠别人的资助和救济度日。在长安时，他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寒酸生活。李白曾经就笑话过他，为何如此消瘦，是不是做诗太辛苦？李白的生活与杜甫是不可比的。李白常在醉中度日，有酒有肉，有车有马，过着名士的生活，虽精神失意但物质生活是富足的。而杜甫，穷酸得一直依靠别人。这对于一个有志向的文人来说，是一种无奈的、不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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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杜甫： 忧端齐终南（3）
更为悲惨的是。当杜甫从京城赶回奉先的老家，进入家门，迎接他的，不是一派欢声笑语，而是妻子的啼哭呼号。他的幼子，已经因为饥饿而死。自责的眼泪，潸然而下，作为一个父亲，一代文宗，他竟然无法使自己的一家衣食无忧，这怎能不使他心力交瘁？自己还在朝中为官，追逐着流血的仕途，居然家中饿死了人！自己平日里夸口文章如何出众，下笔滔滔，却换不来一个幸福的家庭。悲愤交加，心痛难忍。可怜的杜甫，只有在文章里才能显出“好论天下大事”的文雄本色，生活中的他，鲜有笑颜。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杜甫还惦记着什么，“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他牵挂着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心系着镇守远方的士兵。他只有不停地写诗，排遣心中的悒郁。这种忧患，是发自内心的。高尚，却令人辛酸。
杜甫后来投奔世交兼好友的成都节度使严武，被表为节度参谋、校检尚书工部员外郎，得到照顾与资助，确有几年生活是安闲的。杜甫也可以静下心来，一门心思地创作。晚年在成都搭建三间茅屋，原指望将就着栖身，却被一阵秋风吹得支离破碎。他由此又有联想，即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喟，觉得还不够，又加了一句，“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如果真有一座宏伟广厦，可以包容天下无房者，我老杜就是冻死也知足了！这样的愿景，多少年后，还在人们耳边传唱。
严武死后，杜甫顿无所依。又去投靠高适，见面不久，老友病亡。而蜀地内乱又生，这时的杜甫，明显地感觉到老了：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登高》
老境多悲秋，在瑟瑟秋风中，他抱着多病之躯，再一次登高远眺，猿啸哀哀，落木萧萧，诗人摸着一头的白发，回想起一生的艰难苦恨，两行浊泪，悄悄滴落在杯盏之中。
关于杜甫的死亡，新旧唐书俱有记载，说是因为他浏览一处景物，被洪水围困数日，饥肠辘辘，后来县令迎还，吃牛肉喝白酒而死，并非若干年后元稹根据其后人“病死舟中”的墓志记述。死于牛肉白酒，甚是奇特，郭沫若先生又考证为牛肉变腐，系食物中毒而亡。亦有人持医学论观点，为久饥之后的暴饮暴食所致。唉，作为一代诗圣，一生之中，确是饱少饥多，令人叹息。
杜甫的诗很难使人变得快乐轻松，只会使人变得严肃深沉。每读杜甫，我总会找出他先前的文章来读，希望看到他快乐的往昔。我喜欢他那首著名的《望岳》，神采飞扬的青年杜甫站在泰山之上，激情无限。早年的他，也曾一览众山小，晚年的他呢，却是忧端齐终南。一座大山是他理想的起点，一座大山是他失望的终点，横亘于两座大山之间的，是他不尽的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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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岑参： 负剑出北门（1）
岑参：负剑出北门
以我阅读唐诗的经验，读边塞诗如饮浓茶烈酒，寥寥数笔，金戈铁马、沙场浴血的情状便跃然纸上，使人身临其境，血脉贲张。我没有任何提剑啸傲的军旅生活背景，但在我的朋友中，有不少从战场前线上役后归来的战士或将官，他们那些慷慨赴边的戍守经历，以及关于异地风情的回忆，充满着神奇的力量。这让我常常联想到唐朝的边塞诗人——岑参。
在《感旧赋》中，岑参很自豪地称，“国家六叶，吾门三相。”在他出生之前的近百年间，岑家先后出过三位宰相，曾祖、伯祖、伯父都因为文墨不凡而名动朝野，一门三相，堪称奇事。曾祖父岑文本一直跟随于唐太宗李世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官至中书令，荣兴一时。杜确在《岑嘉州集序》里也说，“（岑参）曾太公文本，大父长倩，伯父羲，皆以学术德望，官至台辅”，可见岑家的文墨功底，前后相继，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得到了皇室的认同。
可惜这样卓著的家族声望，未能惠及到岑参本人。家道中衰，一落千丈，父亲在岑参年幼时便撒手人寰。唯一遗传到他身上的家族优秀因子，便是读书求学的好风气。岑参从五岁开始，便接受严格的启蒙教育，此后遍览经史，及至成年，才情满腹。
开元二十二年，岑参背着书，出发了。和许多才子一样，往返于长安与洛阳之间，献书求仕，寻求支持，以期获得一官半职。何况，他有一个显赫的家庭背景，再加上异于众人的杰出文采，或者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寻求高层支持，献书露艺，以图仕进，这在开元初期，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求官定式。
但是，开元中晚期的唐朝，已经开始剑走偏锋。李林甫等人把持朝政，对于贤能者的选拔使用，已经远不如盛世之初的求贤若渴。李林甫当宰相不久，就曾经给唐玄宗开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玩笑，兴师动众地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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