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历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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钡模话闶侨骄浠熬统惩炅恕；褂幸坏悖颐浅臣芡ǔ２皇俏宋颐橇礁鋈说奈侍猓且蛭渌说奈侍狻Ｎ颐堑幕橐錾钍呛芎托车摹５搅吮本恢钡轿依习槿ナ溃颐敲刻焐衔�10点钟喝茶，有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大笑）。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外国一个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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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3）
李怀宇 “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与昆曲名角顾传的交往好像没有你们这样顺坦？
周有光 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的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相识，顾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
李怀宇 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相爱也是很有一番波折的。
周有光 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大笑）。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笑）。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李怀宇 张充和与汉学家傅汉思的爱情又是怎样的？
周有光 当时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是德裔美国人。在校园里就相识了，后来二人发生恋爱，解放之前，二人回到美国。今天四对夫妇，顾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2004年10月，她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行过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周有光著作等身，《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大学教材的基础，《世界文字发展史》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他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李怀宇 你和沈从文先生的交往是怎样的，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周有光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后来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笑）。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阅读了大量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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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4）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李怀宇 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周百科”，就是沈从文先生给你起的？
周有光 “周百科”是沈从文开玩笑的话（大笑）。到了后来就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其实，《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笑）。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了一封十张纸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缘定今生，他们决定在1933年4月30日结婚。婚后，他们拿了张家给张允和的两千块钱嫁妆到日本留学，抗战胜利后又到美国工作和学习。周有光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
李怀宇 你先是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周有光 我的留学应当说很不顺利。第一步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年轻，有左倾思想。1933年，我就去日本，很快就学会了日语，我那时候想跟随河上肇先生，当时他是左倾的经济学家，我对他十分钦佩。我本来在著名的东京大学读书，而他在京都大学教书（京都也称西京）。我就去考西京大学，结果跑到西京大学，河上肇已被逮捕了。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两年就可以。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我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所以，我在日本就只读了一年，主要也不是读经济，因为那些经济课程我都修过。我基本上都是在学日文，一年时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而当时张允和在日本怀孕了，提前回了上海，我随后就回了上海。
回国以后我就准备去美国读书，但是当时钱不够，我就找工作，准备攒钱去美国。结果却遇到抗日战争，全家逃难到后方。在四川抗战八年期间，是最困难的年头。我在银行里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
抗战胜利以后，农本局取消，我们就回到银行。银行派我到美国，负责银行与美国的联络工作。1945年我去了美国纽约。在美国的时候，我主要是工作，业余读书。当时很用功，一下班我就到纽约著名的公共图书馆读书，晚上10点才回家。晚饭也在图书馆里吃，很便宜。图书馆非常好，因为每天都去，图书馆的人就问我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经济，他们就以为我是搞研究工作的，就给了条件很方便的“研究生房间”，我借的书不会被拿走，可以放在里边。我就利用每天下午晚上来读书。周六周日我在大学里听课。工作的原因，我没有修学位；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我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所以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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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5）
李怀宇 有人写文章说，你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你在美国时与爱因斯坦交往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 我到了美国不久，有一个中国朋友是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时间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但是，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李怀宇 1949年你为什么回国呢？
周有光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能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当时，中国解放后，在外国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外国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中国和美国相差得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笑）。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藏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共产党长期骂帝国主义，骂帝国主义最坏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而我任职的公司就在华尔街（笑）。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的待遇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中国一个世纪以来风浪不断，文化人的命运随之起伏。周有光坐看云起后追忆：“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