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历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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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昵崛怂担冶饶忝切腋６嗔恕Ｄ忝窍衷诳嗄盏氖牵忝怯幸恍┛诺淖龇ㄊ艿较拗啤Ｎ颐窃�80年代做编辑，经常是上边跟我们说：“你们开放得还不够。”（大笑）这就应该感谢邓小平和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管我们最多，常常批评我们不够开放，我想你也应该很高兴挨这种批评吧（大笑）。以前有这种批评，现在是没有了。我赶上了好时候。改革开放应该就是这么过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啊。按说我的专长，我在编辑部多年负责的是马克思主义史，我特别研究苏共的马克思主义史，我当然是斯大林主义者了，不是任何异端思想。但是，真正让我转过来，还是改革开放的大形势。
李怀宇 那些老先生都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都知道什么是科学民主。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五四的文化气氛在1979年又回来了，那些老先生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以后，把那种风气带到《读书》这里来了？
沈昌文 是的，那些老先生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吴祖光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他们风格就不一样，但思想是一样的；姿态不同，思想还是五四的。
李怀宇 当时《读书》杂志汇集了各种流派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办成小圈子内的同人杂志，你又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度呢？
沈昌文 那些老先生非常注重各种流派的交流，不同的言论可以在一个杂志里进行讨论。我在《读书》杂志里边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远在一个穷乡僻壤的中学老师，看了我的文章给我反映，我觉得他的反映真好。所以，我对每一期的读者来信都非常注重，我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读者来信，看看读者有什么反响。这些读者中可能有的是甘肃某一个县的中学老师，而我在北京的大机关里，以前根本不会在意他们。但是后来看了他们的来信，发现他们的思路跟我们很合拍，大家容易取得共识。这样的来信我还保存很多很多，有时间的话，我还想重新整理，现在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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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4）
沈昌文主持《读书》杂志，按他的说法是“出于无能”：“好在编辑部里边实际办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种种指教窒碍甚少，关系容易融洽。我以后常说，我们的这种方式，可称‘谈情说爱’，办法是同各色各样的作者、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而所有这些，说得难听，实际上还是一种对知识资源的‘贪污盗窃’，只不过彼此都心甘情愿而已。”（《阁楼人语》自述）抱着开放的心态，《读书》注意介绍海外、港台的文化现象和思想。同时，沈昌文善于将《读书》杂志的资源转化为三联书店的出版资源。
李怀宇 你有时间的话，把跟这些人的交往再写一本书，不要只出一本《阁楼人语》哪。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很多搞外文翻译的，把外国的思想介绍到《读书》杂志里。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沈昌文 外来的东西开头真正得益于冯亦代先生。冯亦代先生是真正的外国通，他了解美国，写过很多东西，他本身也有很多研究。并且，他善于启发别人来做这些事情。更主要的是，他给我介绍朋友，于是就开了很多专栏。后来，朋友约得多了，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图书。举个例子，比如《第三次浪潮》，我跟韩素音一起吃饭，我一点没有想起来要跟韩素音谈书。我就问韩女士：“我马上要到美国去访问了，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好啊？”韩素音当然指点我，说：“你注意，第一要衬衫，第二要皮鞋。你不要以为披在外边的衣服要像样子，但是美国人最看重的不是这个，而是你的衬衫和皮鞋，这是身份的标志。”就在那次吃饭，她跟我讲了，美国出了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出版以后很有影响，大家都惊讶了。我们决心由此突破，大力引进新思潮。
从《第三次浪潮》开始是美国新思潮。后来，我接受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现在对出版界还是有用：就是我们要研究这个新思潮的来源。因为，中国目前还处于很多新思潮的前身阶段，更别说十几年前。所以，我们中国的问题跟那个比起来，我们觉得太远不可及了。像现在考虑新左派的观点一样，我对新左派观点也很佩服了，但那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发达了，自由主义变成一个普遍观念了。任何一个观念都有错误的地方，如果社会上普遍自由主义观念占统治地位了，新左派思潮应该说是很有作用的。这个观点也是在很多老人家的启发下，我才开始做。一开始是房龙，房龙一下子轰动了，一本《宽容》出来，一印便是十五万册。现在很遗憾，三联不印房龙的书了，都给其他地方印了。我记得《宽容》有十个译本，他讲的都是资本主义中期的事情，对中国特别有用。可能在美国已经不需要讲“宽容”了，如果讲“不宽容”反而可能还能引起注意。对于中国，尤其是当年，特别有用。
李怀宇 你们那时候已经想到，三联书店可以借助《读书》杂志这个平台发展出版事业了？
沈昌文 对。主要是跟《读书》杂志连在一起，就是这些人，这些作者就是《读书》的作者。所以我现在还是主张，出版社要办杂志，通过杂志了解思想界的脉搏，最主要是知道脉搏，很多事情就可以做。当然，要有上面掌权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要把上面的精神跟各方面的思想协调好。然后出书，我们很堕落的思想是，看了我的书以后怕产生很激烈的冲突，怕产生很危险的思想。就让他去产生吧，你不要介入，你介入就很麻烦。我为了保全我的帽子，为了保全我的看法，这是我当时的“反革命策略”（笑）。
我经常告诉我们的编辑，最后的结论你不要下，我们只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告诉你历史的经验。因为在中国编刊有一个好处，中国发展得比较慢，历史经验太多了。而且我发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做的事情都是各国做过的，很少有没有做过的。一直到现在，传统思想、国学等，尽管外国没有国学，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房地产，你去查外国的历史，都是外国做过的，还有城市改造、环境等问题，我们要吸取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出版界就是要提供一种氛围，提供一种材料。可以作结论的作结论，但是尽可能不要作结论。因为你要相信，别人比你聪明，读者比你聪明。我们做编辑的可以不怎么介入，要介入也不要介入。人生的乐趣也在于此，太介入就太烦恼了（大笑）。
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5）
李怀宇 现在回过头来看，像五四时期《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它也是有一批作者提出有影响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不是相同的，多元化的思想同时也带动了出版事业，所以才形成了繁荣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氛围里，你做的哪些书是值得回忆的？
沈昌文 特别有一个类别，像《美国读本》。因为要了解美国经验，大家说了很多美国的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人没有看过《独立宣言》。所以，我们专门编了《美国读本》。那么我现在喜欢讲的一个故事跟木子美有点关系。因为我很早就注意到了，性解放是思想解放的一个前奏，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许多革命前辈思想解放，他们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婚姻不自由。这是我翻看三联书店编辑的许多革命前辈事迹的目录知道的，夏衍很早就翻译了《妇女与社会主义》这些书。所以我就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因此我做了一本很得意的书，就是《情爱论》，俄文的。我一看到这本俄文书就大为惊讶，因为我很早就想出这方面的书，但是找不到一个理由。这本书提出一个观点，正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才强调肉欲。如果性爱的问题上，只讲感情，就是唯心主义的，对不对？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排斥肉欲，我觉得这个观点新颖极了，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讲，我这里好通过。一出版几年就印了一百二十万啊。这本书是我觉得很高兴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又作了一些有关的书，蔼理士的《性心理学》，潘光旦的译本。潘先生我过去认识，他是上海人，跟我很谈得来。还有其他一些有关的书。所以木子美现象一出来，我当时就跟很多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你是不是去做木子美是一回事，但是从思想情况来说，思想解放到一定程度，就要解放到这个层次。
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我讲一个列宁的例子。柯伦泰夫人是列宁培养出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长，当时不叫“###长”，提法是“教育人民委员”，她在性的问题上非常开放。她提出一个主义列宁非常反对，中文翻译为“杯水主义”。她认为，女性要解决性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像喝一杯水那么简单。柯伦泰夫人年轻时候美貌过人，当年她高兴的时候情人是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他们两个人高兴了就去外地“喝一个礼拜的水”。回来以后，俄共中央委员会要处理，有人当时提出来要枪毙，报告给列宁，列宁说枪毙太轻，要给他们两个更重的处分，就是立即结婚（大笑）。所以这种问题，必须很好地处理。如果采取特别处理，就不好。因为当时俄国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情况，人们思想解放，什么都可以解放。为什么说老爷们的东西是解放的，但是姑娘们的东西就不能解放呢？所以，必须进行讨论。我比较赞成李银河的意见。后来我就退休了，但是我在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出了不少书。
李怀宇 在港台方面，罗孚先生当时介绍了一批香港的作家，像《你一定要看董桥》就非常有影响，后来又有作者介绍台湾的东西，这种东西当时你怎么看？
沈昌文 开阔了眼界，主要是香港。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又跟台湾的关系比较密切了。原因也很简单，三联书店成立了，可是国内的出版界有分工，比如，文学出版社可以出文学书，中华书局可以出古典书，三联就没有分工。我当时就用了一句列宁的话，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面说：殖民地已经分割完了。那就逼着我非要跟其他出版社“打仗”，我也要抢着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抢，一方面要开辟新领域。这个新领域根据《读书》杂志的经验就是港台，于是我们就很成功。后来，我们就更成功了，我把我的副总经理董秀玉派到香港，做香港三联书店的经理。这样，我们就把蔡志忠漫画垄断了，全部由我们出版，并且将他的版税存到三联书店，用他的版税买了房子，给三联书店做职工宿舍。蔡先生觉得很好，也很支持我们。所以，三联书店内部叫我“卖蔡”的总经理，说我“卖蔡”起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过去的国学基础，我后来很奇怪，“蔡志忠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通过蔡志忠来进行国学的启蒙。一方面我觉得高兴，一方面我也觉得很可悲。中国的读者啊！好多年轻人，跟他说起《论语》、《庄子》、《孙子兵法》，都是蔡志忠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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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6）
李怀宇 据说许多海外华人还让子女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金庸的武侠小说签给三联书店是怎么回事？
沈昌文 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时是我联系，后来已经不是我当家了。金庸是罗孚先生介绍的，他们是好朋友。1989年，我到香港，老罗给我郑重介绍，金庸很重视我，谈了很多条件。可是那一年国内多事，我忙于这里的事情，也就搁置了金庸的事情。后来等我退下来，董秀玉主持工作的时候，又重新跟金庸提过去的事情。所以，金庸的收入不在我任内，我任内是“卖蔡”。
李怀宇 蔡志忠与金庸两个人都研究佛学，不过金钱观不太一样，蔡把钱看得轻，金则看得重。
沈昌文 那的确是。后来董秀玉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才有金庸的武侠小说版权给了广州出版社。
1994年，沈昌文、吴彬、赵丽雅、陆灏协助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书趣文丛》，署名“总策划：脉望”。“《书趣文丛》的面世，确实在读书界引起一些波澜，一方面使‘书话’类图书走俏，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读书方式、方法、目的’的种种思考。同时，我们也经常听到询问：‘脉望是谁？’上面已经说过，它是几位爱书的人；但是知情者还是说，脉望的那双大眼睛颇有些像戴着一副大眼镜的沈昌文先生！”1996年的一天，在上海一间咖啡馆里，沈昌文、陆灏、陈子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