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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访问历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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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谈间,黄永玉出来了,手执烟斗,面带微笑,在座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肃立起来。访谈一开始,黄家亲朋拿着相机在不同角度上拍照。闪光灯影里,我恍然觉得这是一位江湖老大主持的英雄会。可惜“黄老大”的听力不太好,只好凑近一些,提高声调,距离感顿时消失了。一会儿工夫,便觉得这位老大不喜欢正儿八经的访谈,更乐意百无禁忌地聊天,“黄老大”的英雄会变成“黄爷爷”的故事会了。
  黄永玉的童年在湖南凤凰度过,读书时以逃学闻名,十二岁离乡求学,在厦门集美中学读书时多次留级,后来校友聚会时,曾经跟他同班的有一百五十来人。1948年,黄永玉从台湾来到香港,起初没有住所,漫画家廖冰兄慷慨地邀请他到家中暂住,那时,廖家三十来平方米的房里已经住了好几个人。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黄永玉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后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同事中有金庸、梁羽生等。在香港,黄永玉与聂绀弩、叶灵凤成为忘年交,日后又与黄、蔡澜成为忘年交。
  李怀宇  在香港罗孚先生家,我们聊到你的一件趣事,说一家馆子童子鸡做得很出名,你和朋友经常去,有一次你们吃到一半发现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你就对着饭馆里饲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给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先生笑眯眯地来了,你交上画,叶先生预付稿费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  有这个事,就是偶然的这么个事。罗孚当时没有跟我去,主要是叶灵凤先生,叶先生当时在《星岛日报》工作,那个店叫“美利坚”,里面有童子鸡,我们那时也没有什么钱,没有常常去。
  李怀宇  那时候还有一位后来很出名的同事——金庸,他跟你同龄。
  黄永玉  喔,查良镛。香港有一家电视台采访过我,请我谈他,我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笑)
  李怀宇  黄应该是后来的忘年交了,他比你小十几岁。
  黄永玉  湖南电视台曾经采访过黄,问他,听说你失恋时黄永玉安慰过你?他说对啊,别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黄永玉老大哥,写诗安慰我。又问,听说黄永玉让你享受“失恋的诗意”,有没有这回事?黄说,这就是放狗屁了,失恋都要上吊了,还能有诗意吗?(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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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3)
李怀宇  你在写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说,他根本没有发掘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黄永玉  廖冰兄这个人,今天你们年轻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像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杀出来的这样一个人,非常勇敢,每天画画骂国民党,在生死边缘战斗着。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敢这样做,所以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战士。这样一来他当然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生活境遇之下,那时候生活又很艰苦,谈不上日子过得好,生活琐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刚到香港,没地方住,他说住到我家里来,我住到他家里大半个月,看到环境很嘈杂,小孩吵啊闹啊,他半夜三更抱着走来走去,这是生活的压力。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画面的组织才能,没有发挥出来。画面的组织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会画画,画什么像什么,组织才能显示一个人绘画的规模,廖冰兄是可以统率很大的绘画的。哪怕他画一张很小的画,画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强。如果他没有碰到“反右”,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受折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一个大壁画家。壁画就是工程,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他是一个很好的统帅,很多年轻人可以跟着他一起画,那种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
  他的文学才能也很高,他写广州的竹枝词,信手写来,举重若轻。我看过他一本书,写他自己的,很了不起,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杀出来。今天你们这么好的环境,小学中学大学出来,就有工作,那时是没有的。有时候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笑),但这个不重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杰出的、少有的艺术家,一个战士。
  1953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徐悲鸿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先住在表叔沈从文家,后入住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2号。“文革”期间,黄永玉因“猫头鹰黑画”事件受到批判。改革开放之后,黄永玉再次到香港,作品渐为市场所重。
  李怀宇  1953年怎么从香港回到北京?
  黄永玉  1948年到1953年我在香港,最初是1946年去的,后来又到上海参加一些美术活动。去香港之前又在台湾待了几个月,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到台湾。我们到台湾,很多画家也在台湾,住了不到半年,后来中共地下党知道第二天中午国民党要抓我,通知我赶紧走,替我买了票,用车子送我,从基隆离开了,到香港,那是1948年。1953年以后我就回北京教书了。
  李怀宇  沈从文先生读过小学,当了教授,你读过中学,也当了教授。两个人好像都没有毕业?
  黄永玉  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说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级留了五次级……有记者花时间去翻我当年读书的档案,找到我小时候的同学,我那个同学告诉记者,黄永玉当年的成绩,每学期的总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当教授啊!我就用老布什的话说,我是没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当教授(笑)。
  李怀宇  当时是沈从文先生写信让你回北京的?
  黄永玉  那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先生也写信,这是我们老这么讲,人家喜欢说是沈从文写信让我回去这么一个故事。事实上我也很想回去。那时候也不了解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虽然我多少年来一直是左倾的,拥护共产党,但也没有真正认识共产党……广义地来讲,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拥护社会主义,其实我懂得多少社会主义呢?回来总是开心的,那毕竟是自己的祖国。
  有很多人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因为他是我的亲戚。而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我的是左翼文化,从小就是鲁迅先生创造的木刻协会,我们是在党领导的木刻协会中成长起来的。沈从文是我的表叔,又同是凤凰人,人家很容易把我跟沈从文牵在一起。其实我在50年代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这种关系重新结起来,他是我很亲的亲戚,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两个事情:成长的过程是左翼文化影响,亲戚是我们尊敬的长辈沈从文,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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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4)
李怀宇  50年代初期,沈从文先生的处境也不是很好。
  黄永玉  我们每个星期多少天都在一起,我去看他,他也来了,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天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到我家里,我就谈到解放以前同党的关系,我们感觉领导我们的党是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我们也不是党员,但是感觉到在他的领导下,真正是奋不顾身,吃饭、穿衣、走路,一切的生活都是自己料理,但是上头一有指示马上行动,毫不考虑个人问题,不讲“没有钱怎么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都是自己去打算、自己去找,不用拿津贴的。具体的领导都是我们的老前辈,是李桦、野夫、陈烟桥这些老木刻家,一年开两次全国性展览会。那时不像今天的展览会这么简单,没有经费,周围都是敌人,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在老大哥家里拼命地工作,总得管饭吧、管交通吧,什么都不管的(大笑)。这样的状态底下,感觉到这么好!
  李怀宇  那时候许多文化人都是有这么一股激情的。
  黄永玉  是的,不要说在上海,就是在香港,解放了,我跑到旺角买了一块木板,这么高,这么长(用手比划)。自己用三轮车运回到住的地方,自己刨,找一个帮手,我就画稿子,刻了整整九天九夜,手都起泡了,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那时候也没有可能去拍照,发表都没有发表过,稿费都没有拿。我们义卖慰劳解放军,到了香港华商总会卖那张画,两三千块钱,当时的两三千块了不得,全部慰问解放军。“文革”时把这张画当作“黑画”,说歪曲解放军的形象,说把解放军画得那么矮什么什么的。我心里想,你们这帮人,我当年是怎么样工作的,你们是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你们有我们当时那样有出息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讲我?当时心里这么想,也不敢说,历史给人很多的委屈啊!二十多年就这样浪费了。所以有一次我讲:他妈的,这么美好的时光就这么浪费了。我也不是懒惰的人,很愿意工作的,要是我现在只有五十岁多好啊,但没办法。
  李怀宇  你在中央美院任教时,记下的当年徐悲鸿和一位裸体模特老头儿的对话,我印象很深。徐悲鸿了解到老头儿曾经是厨师时,说:“喔!厨房的大师傅,了不得!那您能办什么酒席呀?”老头儿眼睛一亮,从容地说:“办酒席不难,难的是炒青菜!”徐悲鸿听了这句话,肃立起来说:“耶!老人家呀,你这句话说得好呀!简直是‘近乎道矣’!是呀,炒青菜才是真功夫,这和素描、速写一样嘛!”
  黄永玉  这话说得多好啊!
  李怀宇  当年你住在中央美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2号时,邻居都是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张仃这样的大艺术家。当时的环境下,大家艺术交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黄永玉  在困难情况下,我也还是能“偷安”的,一般很适应生活,没有感觉像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那么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大革命”,其他的不正常我还能忍受,我以为是“革命的需要”……当时香港的亲戚要寄东西给我,我写信阻止说,不要寄了,和人民一起经受困难,我觉得很光荣。“文革”来了,我感觉越来越不正常了,到了“文革”末期,我感觉有大问题了,很不正常,这个事情都是逐渐认识的……林彪掉下去以后,我们都觉得很震惊,也很高兴,觉得“四人帮”跟着就要完蛋。结果出人意料的是“四人帮”不但没有完蛋,还掌握了运动的旗子,又批林批邓,我就感觉到这里头有大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就感到周总理受委屈了,过去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的党过去团结得像一个人……过去没有怀疑的事,没有想过的事情,自己暴露给我们听到,给我们看到。
  李怀宇  画不了画,写不了文章,会不会痛苦呢?
  黄永玉  不痛苦,自然的事情怎么会痛苦呢?痛苦是对比了之后才会有痛苦。比如说,我们在干校,每天哪里有空去痛苦呢?每天大家去劳动,劳动完睡觉,第二天还要劳动。除非你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才会痛苦(笑)。这个事情不要说我们,古代划船的奴隶,锁在铁链里,不见天日,每天就是摇呀摇的,从历史来讲,他是痛苦的,但是他在摇的时候,仅仅是希望活下去,别死,来不及想我痛苦呀我怎么样怎么样。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小组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为什么还愿意接受改造,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发言,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笑)大家就来批判我,说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认识了共产主义的原理啦,认识了社会主义的好处啦。我们都没有那么清楚,他们怎么就那么清楚了呢?不太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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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5)
李怀宇  当时那个“猫头鹰黑画”事件出现以后,你是怎么对待的?
  黄永玉  反正没有这个事情,他们说有,一定有一种很大的力量使我很被动。如果有机会跟他们辩论,几句话就可以驳倒。所谓的“黑画”,那个“猫头鹰事件”,他为什么说我画猫头鹰一只眼睛开一只眼睛闭,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让他说为什么,他也是说不出来的。不要讲出意思来画画,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前,另外一些人在领导国家的时候,每一样东西都要有意思,没有意思就是坏。上海有个画家画一个笑眯眯的苏东坡,叫《中苏友好》,苏东坡和他爸爸比,小一点,和他弟弟比,大一点,就不是大苏,不是小苏,是“中苏”,笑眯眯就是友好。还有一个画家画一张《又红又专》,画一块砖,红砖,就是又红又专。现在好了,就是不是太有意思的东西也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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