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翻史书-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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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跟《岳阳楼记》写于同一年（庆历六年），其中的意思，比范仲淹要软化得多。“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明明被贬，却如沐春风，乐在其中，其唾面自干的姿态，在朝廷眼中，当然是改造得最好。
　　后来，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受到迫害，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皇上看了，心下宽慰：看来这个苏轼还是“忧其君”的。这是基本被改造好了。
　　再后来，辛弃疾失势蜗居，写《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说：“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皇帝看了怫然不悦。这是完全没有被改造好的老顽固。
　　迁客的文章，在这个角度上，可以做一个类比。
　　读古人文章，切忌断章取义，生吞活剥，否则难免不得要领，甚至理解到岔路上去，反而辜负了古人当时经营文字的本意了。
　　再补充一个细节，范仲淹的文章写成后，题写在岳阳楼上时，并不是用他的字，写字的人是那个“汉书下酒”的苏舜钦。苏舜钦也是庆历新政的同情者，他当时也是迁客的身份，被一撸到底后，泛舟五湖。
　　他犯的什么事呢？此君把卖公家办公室废纸的钱，会几个同事吃了顿饭，席间还听了几支小曲，结果遭到弹劾。有名的“沧浪亭”，正是他在苏州做寓公时置办的房产。
　　滕子京建楼，范仲淹作文，苏舜钦题写，岳阳楼真可谓失意阵线联盟的结晶。
　　庆历新政的含金量
　　庆历新政，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环境，施行的一场正确的改革。
　　范仲淹的方略全对，但是他忘了，仁宗皇帝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投机者，见硬即回。
　　而士人阶层呢？金庸先生曾说，宋朝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是他们最受尊重的时代。结束五代乱局，建立宋朝的赵匡胤认为，文人与武夫相比，光说不练，毕竟还是安全一些的，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且与五代时武将手里有点兵马就想当皇帝相比，文人还是比较讲理的。所以，他给继承者留下了恩养读书人、不砍读书人脑袋的祖训。
　　但他没有想到，文人虽然讲理，却是各讲各的理，而且喜欢上纲上线到君子与小人的程度。从庆历党争开始，党争的硝烟弥漫了北宋的全部政治生活。宋朝是知识分子之间最不互相尊重的朝代。
　　在这样的朝代，范仲淹整顿吏治，拿士人阶层的恩养待遇开刀，无异于与虎谋皮。他试图以身作则，要求所有士人“后天下之乐而乐”，可是谁能听他的呢？范仲淹在相位上时，派出精干，纠弹各地不称职的官员，落实了某一个冗员的问题，下笔勾掉这人的官籍。富弼劝他：你勾掉一个名字，就会有一家人大哭，范说：可是我不勾掉，则会有一路的人家要哭！
　　官场不是战场，杀伐决断者，多欲速则不达。
　　说起庆历新政与后来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区别，那就是：庆历新政是首先拿吏治开刀，是要改变宋太祖以来恩养士大夫的祖制，而熙宁变法则先动财政，绕过庆历新政的雷区。
　　其实，两次变法都是削弱宋代既得利益者的特权，以求改变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不同的是，范仲淹瞄准的是士大夫阶层手里的铁饭碗，而王安石瞄准的则是他们铁饭碗里的内容。
　　这样，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失败都是必然的了，因为改革可以令天下的黎民高兴，但是，辅佐赵家皇帝坐镇江山的却是天下的士人。
　　为什么管仲和张居正却成功了呢？
　　因为，他们不光“先天下之忧而忧”，也能领着士人阶层先天下之“乐”而“乐”。专制帝国时代的新政与改革，跨不过这个看似黑暗的漩涡，绕出来，就成了；绕不出来，国家则必将从内部瓦解。
　　

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1）
——欧阳修《醉翁亭记》写的是什么
　　在欧阳修的著作集里，《醉翁亭记》是极为奇异的一篇。
　　此公在当时的地位，可以比唐朝的韩愈，堪称一代文宗，两宋比他晚的写文章的那些人，个个都有他的文集，所以欧阳修文章一出，则天下传送揣摩。欧阳修作《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及有关《春秋》的文字，就事上疏的奏折，或赠给后辈的序文，都写得言之有物，掷地有声，笔力非常强大。但这一篇《醉翁亭记》却写得弯弯绕绕，神神鬼鬼，轻轻飘飘。不知情的人，只道欧阳修是自诩为“与民同乐”的太守，在无为而治的怡然中，游山玩水，与民同乐，醉饱而还。
　　其实，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是在他支持庆历新政而被贬滁州的第二年，政治上失势，政敌还在监视他的施政、言行与文章。所以，他的心情，不可能如文章里写得那样“乐”，所以，后来很多分析者根据他的这个背景立论说：欧阳修是在强颜欢笑，是在借写乐，来掩饰他自己的“忧”。
　　其实不然。
　　欧阳修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作这篇文章决不是自欺欺人，而是要在政治上达到自救的效果，为后来的翻身而造势。透过史实的滤光镜，俺们就能够照出欧阳修的“醉翁之意”到底落实在了什么地方。
　　醉翁之意不在酒，更不在山水，在乎朝堂上也。
　　前次分析《岳阳楼记》的时候，扑说到了庆历五年，新政被废止，范仲淹、富弼、韩琦等纷纷被逐出中枢，欧阳修因为同情庆历党人并为其张本，也遭到贬逐。但，贬他的理由却不是因为他参与新政，而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私人品行原因，这就给皇帝将来重新起用他留了很大余地。仁宗皇帝也是非常器重欧阳修的文章的，所以，欧阳修到滁州后，“态度”就成了决定他日后仕途是否顺利的最大标尺。
　　什么态度呢？只要他向守旧派服软，寄身投靠，并跟范、富一派声言决裂，欧阳修很快就可以还朝高升，但他也将因为做了变色龙，而被天下人所不齿，被变法派所痛恨。继续跟守旧派对着干呢？那么，守旧派将会加大对他的打击力度，他也可能从此无法再回到朝廷了，很可能会像寇准、范仲淹那样被挪来挪去，最终死在偏远的江湖之中。欧阳修是很想有些作为的，这条路他也不会选。
　　思前想后，他选择了另一种路子，把球踢到皇上脚下，跟皇上暗示：我已经知道错了，已经改造好了，圣朝如果需要我的文章，随时可以召我回去。
　　跟党争的两派，他却都不远不近地敷衍过去。他没有表态。一个“醉”了的人还怎么表态呢？
　　欧阳修主意已定，要在滁州导演出大文章来。他下功夫钻研滁州的历史风土，并出城兜风，实地考察地形，查地方志，为创作找素材。
　　忙活到第二年（庆历六年）的开春，东西成了。
　　于是，便先后有了《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这是一正一奇、一实一虚的两篇文章。
　　我们现在在课本里学《醉翁亭记》的时候，很容易忽略了，同一年，欧阳修还写有一篇《丰乐亭记》。在当时，这两篇记是一同流传于天下的。了解《丰乐亭记》，对我们理解《醉翁亭记》太重要了。
　　《丰乐亭记》写的什么呢？用四个大字就可以概括——
　　歌功颂德。
　　这篇记里，欧阳修通过描写滁州的历史与人情，来歌颂大宋的文治武功和当今皇上的仁德。
　　文章大意是：我被贬逐到滁州的第二年开春，才适应了此地的水土。考察民情，得知城外有一座小山，叫丰山，中有清泉。我到那里，见山清水秀，于是建亭，称为“丰乐”，作为滁州一景。此后，我经常跟滁州百姓一同来这里游玩。考诸史册，才知道滁州在古代是用兵之地，太祖皇帝曾经在这里打了大胜仗，可是我想进一步考据，却发现滁州太平已久，百姓都没有能回忆起兵戈之事的了。如今的滁州，民风淳朴，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社会稳定，我到这里来做官，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可劳心的，我就只好发扬圣朝宽简治国的精神，与民休息，我自己主要是在与民同乐的过程中，宣讲皇上的恩德，作为太守，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文章写得非常实，用的是第一人称，把皇上希望看到的，自己思想改造、感激圣恩的过程写得老老实实，拳拳切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2）
可是，如果仅仅有这一篇文采欠缺的《丰乐亭记》，宣传效果远远不够，欧阳修还需要一篇真文字，需要能够传扬天下的好文章。他先推出的《丰乐亭记》，相当于体操比赛里的规定动作，把有可能妨碍文辞之美的要素，在这一篇里先都说到。
　　接下来，他再落笔，就可以任意挥洒了。你再看《醉翁亭记》究竟怎么写的——
　　开头第一句，就是虚的：“环滁皆山也。”
　　这第一句话太有意思了，因为滁州城周围只有一座山，就是琅琊山。前面提到的“丰山”，严格意义上讲根本算不得山，只是小丘而已。
　　可为什么下笔就是“环滁皆山也”呢？整得滁州像一座山城似的。
　　这便是唐宋文的新套路，是把文人画的法式引入到文章结构中。“记”，在韩愈之前是实录某件事情的文体，从韩愈开始，文以载道，主题先行，“记”里边可以有引征，有抒发，有夸张，甚至虚构的成分。这就与文人画相通了，王维《袁安卧雪图》把芭蕉画在雪地里，他还喜欢把本不在一季的桃花、杏花、芙蓉、莲花放在同一画面里头，能够通过对线条、形体和颜色的把握，达成和谐的效果，从而开辟了南派文人画的自由境界。唐宋文取该法式作文章，对文章意境的表达和主题的完成有同样效果，大笔轻挥，随意点染，便是一派主题化的山水意境。所以，范仲淹《岳阳楼记》可以忽阴忽阳，苏轼《后赤壁赋》可以凭空拈来一鹤，欧阳修《醉翁亭记》也可以给滁州城外加上群山环抱。
　　所以，皇帝看这篇文字，看第一句就明白了：这篇文章的事情都是虚的。而欧阳修的政敌们，也根本不可能把这文章里哪一句话坐实了。当时，看了这篇文字而慕名到滁州赏玩的人，也不会细究为什么滁州外边其实没有群山。
　　看南派山水的人，会迂直得去考察实地的形似吗？后来的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云：“野鸟溪云共往还，《醉翁》一操落人间。如何陵谷多迁变，今日滁州竟少山？”这就是不明白文章为什么而作，于是处处拿尺量的人，这是很煞风景的。
　　因为这五个字实在太妙了，一下就把读者带到玄中，所以，后来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写道：“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的《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周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不过，这个肯定是炒作了，以欧阳修的大手笔，他的文章主题是什么，早已明白于胸，不至于下笔就跑马，而且滁州城外没有环山，点染尚可，非要细描的话，几十个字的篇幅，都写什么呢？
　　回到文章。山势已成，镜头切进。走进琅琊山，峰回路转，有溪，有泉，有亭，建亭的是谁呢？是山僧智仙。这位智仙实在很有“商业头脑”，就泉酿酒，还造了一座酒亭，支局邀太守来饮宴。
　　很明白，智仙的“经营”不可能是真事。林语堂《孤崖一枝花》写“老僧酿酒”，与此是同理，都是修辞里的借取法。反之，如果不拉来智仙，而愣笔实写太守径直带人进山，造亭题字，然后饮宴作文，自编自演的色彩就过浓了。
　　再往下，还是虚的。欧阳修自己出现在镜头里，称为“醉翁”——这回不用《丰乐亭记》里的“我”了，改了第三人称（小朋友们请记住：写自夸的作文，一定要用第三人称）。
　　欧阳修写这篇东西时多大岁数呢？不到40岁。固然古人三十即可称老叟，但欧阳修把自己归入“老翁”一类，还是为了表明：自己对政治上的敌人已经没有威胁了。
　　至于喝酒喝“醉”，更不可能了。古人酿酒，麦芽糖指数要比今天的蒸馏酒高得多得多，欧阳修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喝醉，无异于自杀。
　　到了晚上，游人散了，“禽鸟”乐了，这是什么禽鸟？别处的禽鸟都是夜倦归巢，偏此处的禽鸟越到晚上越精神，莫非是猫头鹰一族？
　　——这禽鸟也是虚的。
　　山不是真山，水不是真水，鸟也不是真鸟，亭子是后修上的，但太守偏偏又自称“乐在其中”。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呢？
　　那就是国泰民安的气氛和宠辱不惊的忠忱，两者之间实现了共鸣。
　　这才是欧阳修想要表达的。　。　想看书来

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