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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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
军事强国，与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成长相匹敌。日本已开始成为国际社会
中可信赖的一员，后来背离了。这种情况绝不应允许在中国重演。与中国保
持合作的最好保证是开始让中国更充分地与其他强国联系起来，使它不致于
自行其是。尽管这种想法给大部分英国官员的印象是美国的浪漫主义，但美
国成功地召开了莫斯科会议，美、英、苏、中四国外长签署了一份保证战后
继续合作的宣言。此后两个月内，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这
确实是三位领导人战时合作的高潮。尽管第四位领导人斯大林未到开罗，因
为他对参加对日交战国的首脑会议犹豫不决，但开罗会议刚结束，斯大林就
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因此实际上正式
形成了四强合作的框架。在开罗，罗斯福和丘吉尔认可中国坚持的领土变更
要求，即台湾和满洲回归中国，以及朝鲜“在适当时候”独立。１２ 月 １ 日的
开罗宣言提到了上述的变化，但对琉球的未来地位未置一词，这表明美、英
不赞同中国认为该群岛应归还中国的立场（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华盛顿官员曾
作出结论，如实现彻底的非军事化，该群岛仍可归属日本）。中国人感到振
奋，因为他们的领袖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地位，他们的国
家被确认在战后国际伙伴关系中将起广泛的作用。《大公报》社论宣称，三
① PREM4，28/9 和 30/1，伦敦档案局首相文件。
② 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制订，1939—1945 年》，第 553 页。
强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决远东问题的基本办法。现在四
强将“把太平洋的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中”。①不幸的是，开罗会议是英美中战
后合作协议的顶峰，接踵而来的是失望和幻灭。到 １９４４ 年初，两件重要的、
彼此有关的事使平稳过渡到战后秩序化为泡影。一件是苏联对日开战的前
景，另一件是中国国内形势恶化。
苏联对日开战是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经中国人同意，认
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中国人要求保证它不致降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
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向盟国，特别是向美国重新要求更多军事援助。开罗
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 １０ 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
以保卫国家，抵抗预料的日本的攻势，也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人领导的中国，
准备迎接和平的来临。由于当前必须接受苏联在亚洲组建武装，如果中国将
保持战后国际合作的伙伴地位，那么中国与苏联势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如克拉伦斯？Ｅ．高斯大使从重庆发回
的海底电报所说，莫斯科会议和开罗会议已经表明盟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
的愿望，现在无需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来证实那一决定。②对蒋介石更糟的
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美国官员开始对他的领导地位怀有疑虑。
在开罗，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重庆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派顿？戴
维斯会见了罗斯福，并表达了对蒋的批评意见。１２ 月 ３１ 日，戴维斯写信给
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
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
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
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
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伦理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把这样
一个人作为联盟支持的唯一对象是错误的。戴维斯断言，真正的中国——更
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
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人。他们感
到共产党人更像生气勃勃的“民主联盟”中的组成部分，应得到盟国支持。
如果中国势将成为国际合作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较好的办法是不仅同国民党
人打交道，而且要与共产党人合作。高斯断言，国民党人“肯定正在漂离互
利世界经济的自由原则”。而另一名官员指出，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我
们将在他们中间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诚的支持”。①
对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认识经历 １９４４ 年而得到
证实。那一年日本对国民政府控制区的一号攻势（见第 １１ 章）是一次卓越的
成功。相反，华北共产党人却扩大了自己的地盘。１９４４ 年 ７ 月，经蒋的勉强
同意，美国派了一个观察组去延安。他们被所发现的事物深深地打动。外交
官约翰？Ｓ．谢伟思报导，“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正会见不同的人民”。
他和他的同僚发现延安充满了活力，在那里领袖与群众一样，都在为打击敌
人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而献身。毛泽东告诉谢伟思，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在战时
和战后同美国合作。共产党人必须用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军官训练，而且
美国必须停止只同重庆打交道，而应向国民党人施加压力，使它同其他集团
① 《大公报》社论，1943 年 12 月 3、7 日。
②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 年》，第 156 页。
① 总统秘书档卷：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件（海德公园）。
分享权力。①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同其他强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中作为一个要
素出现了。援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并使这个国
家保持分裂。但是，为了使权力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
较少分裂，必须有一个各种派别的联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装力量的统一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去实现。
两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而且哪一种都不能保证有效。况且，两种可能
性都会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卷入中国国内政治。无论选定国民党人为继续支
持的对象，还是施加压力使之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美国以及在程度上差一
些的英国和苏联将起决定作用。如果国际合作包括中国，这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强避免卷入中国政治的唯一办法将是放弃合作方案，并回到较早的由列强
处理事务的策略，把中国降至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员的地位。当然，这将
使中国 １９３１ 年起反抗日本在国际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这些是严肃的两难论，当时各强国并没有去寻求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并
不奇怪。在 １９４４ 至 １９４５ 年期间，最有影响的外部因素美国实际上同时执行
着三种方案。第一种也是华盛顿最希望的一种，是鼓励中国采取和平手段取
得统一。１９４４ 年 ７ 月，罗斯福总统对这一企图采取了戏剧性的方式。他请求
蒋介石任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所有军队的司令官。他希望统一的指挥将为建
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铺平道路，而联合政府又将保
证中国在战后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伙伴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如重庆大使馆强
调的那样，中美合作因此随国民党人实行国内改革和分配权力的愿望而定；
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①
蒋介石开始有些犹豫，然后断然拒绝了罗斯福的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
的请求，从而使这一计划夭折。这个想法受到共产党的支持，但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才不为蒋所接受。他不愿顺从地放弃他的权力，猜想美国不愿与它战
时盟友摊牌，决定孤注一掷。他是对的，罗斯福退让了，史迪威计划流产了。
帕特里克？Ｊ．赫尔利将军作为特使被派往重庆以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政策
当时在他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这是第二个
方案。尽管赫尔利愿为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从未偏离对蒋
的支持，从而逐渐使共产党人与美国疏远。
美国不会放弃推动中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统一的想法，但不会再采取史迪
威插曲时的戏剧性做法了。史迪威在 １９４４ 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迈将
军接替，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同其他列强密切合作的观念的消失。
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看不到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感到气愤。在
史迪威插曲后，美国新闻界开始反复评论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不会团结战斗
而宁愿打内战。这种发展的必然后果是第三个主题的出现：美国赋予中国的
不仅在战时，而且在胜利后作为伙伴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一点恰与丘吉尔首
相的看法吻合，他认为美国被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幻觉迷惑了。丘吉尔在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写道，“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仅一个
月以后，随着史迪威纠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幻想正在消
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内部不和以及“中国军事上荒唐的失败，尽管美国
①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年》，第 183—187 页。
① 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 199 页。
已做出努力”。②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里，艾赛亚？伯林大约在同时作出这
样的评论，“在官场上对中国的评价从没有更低过……中国正在得到吐勃鲁
克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地位提高了”。①伦敦的战时
内阁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磨擦，英国的地位已得到
改善”。②
在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之间的冬季，美国把它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到这样
一种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强合作正蜕变为三强联盟。１９４５ 年 ２ 月，罗斯福、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如中国当时及以后正确判断的那样，这
次会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式伙伴关系的观念。在雅尔塔，斯大林再
一次保证打败德国后大约三个月向日本开战；他也重申了他的条款，而三位
领导人同意战后苏联将重新得到南库页和千岛群岛，租借旅顺口海军基地确
立在大连——将国际化——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满洲铁路——将设置一个
中苏联合机构来管理——上的优势权益。没有同中国磋商作出这些让步使苏
联在东北亚建立强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同时使中国的地位相应降低。丘吉
尔和罗斯福都是这样看待形势的；苏联在亚洲也像在欧洲那样将获得有影响
的地位，苏联的这些势力范围，连同英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决定战后全球
的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战后四强合作前景已经消逝。而美、苏、英——越
来越明显，前两者将与众不同地成为一对超级大国——将作为和平后世界的
决定者和保证人。这样的安排把中国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雅尔塔会议承认
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观点，在中国政治中，
蒋介石应保留统治者的形象。③
苏联的兴趣是和蒋打交道，并使他承认雅尔塔会议在满洲的让步。当然
斯大林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但显然他不相信他们不久将成为政权的有力
的竞争者。他也不坚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最关心的是占领东北亚战略
地区，而且他断定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国协商，他向罗斯福保证，
苏联将同国民党人谈判使满洲协定合法化。而重庆所担心的是牺牲中国主权
和大国地位。唯一能表明三位战时领袖愿意视中国为主要伙伴的是，他们依
然保证中国作为将建立的新联合国组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也将增
设法国为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考虑在满洲的让步和中国的分裂。
这三个大国发表了一个关于解放后的欧洲的宣言，要求每一个被解放的国家
建立代议制政府，而对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声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愿
意让中国自行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代议制政府，中国要求作为一个大国可
能是令人惊讶的，但这三个西方国家既不鼓励产生这样的政府，也不支持这
些要求。
这就是 １９４５ 年初一度强大的民主伙伴关系的情况。中国曾被完全结合到
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去，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
却使这个全球性民主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