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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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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侵略野心。1936 年 12 月的西安事变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日本的政策到处失败。在华北的日军已增加一倍,并正在推行日本-满洲
国-中国经济圈。但很难达到自给。1936 年,亚洲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 38.2%
和出口总额的 50.9%。日本购买的货物 30%以上来自美国,而美国购买 20%以
上的日本出口商品。收支逆差超过 4000 万日元,包括对美贸易净逆差 25300
万日元和对英贸易净逆差 2200 万日元。日本不得不重新估价它的对华政策。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
二者都是在 1937 年 4 月 16 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
的。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
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
治或促进分裂运动。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
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
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对于冀察临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
态度以安抚人民。发展华北经济是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
按新方针通过注入日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的资金来实现。第三国的权利将
受到尊重,而与英、美的合作将得到推进。①
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
坦率的承认。不幸的是,它来得太迟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亲善声明已完全失
去信任;西安事变已使中国空前团结。现在蒋介石的权威有赖于对日本采取
强硬立场。国际环境也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到 1937 年初,全球性
萧条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那年世界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 1929 年的水平,
而贸易额也恢复到 1929 年以前的程度。对外经济问题不再支配工业强国的外
交。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其他首都都密切关心防止战争。最重要的是,富
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愿意改变他在 1933—1937 年间的民族主义的、不合作
的和不一致的外交政策,回到胡佛-史汀生地区争端国际化的策略上来。他批
评了中立法规,确信美国必须再一次在世界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在内维
尔?张伯伦 6 月出任首相后不久,罗斯福就邀请他来华盛顿共商世界问题。
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呼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制
定世界各国均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尽管这些建议毫无结果,但它们表明了美
国开始重返国际舞台。②
在欧洲,国际主义的复苏在 1938 年慕尼黑协定里达到了顶峰。像威尔斯
所描述的那样,“该协定似乎要在公正和法律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新秩序”。
正如 1931—1932 年的东亚,1937—1938 年是新国际主义——有时被称作‘绥


① 《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
② 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姑息政策: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德国,1933—1938 年》。



靖’——的鼎盛时期。新国际主义表明主要强国避免战争的愿望,尽管是以
牺牲小国为代价的。然而 1937 年在亚洲,西方强国并不太倾向安抚日本,也
就是说不愿与日本合作来稳定政治关系。日本已变得比德国更置身其外,更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日本政府如果打算说服其他强国相信它对它的对
华新政策承担义务,那么它需要采取有力步骤才行。1937 年 6 月 4 日近卫文
麿出任首相,其基本目标实际上是恢复在东亚的国际合作精神。广田重新被
任命为外务大臣,而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曾经是他们的首要的目标。但
在这一关键时刻,卢沟桥事变毁掉了亚洲和平和稳定的所有前景。
根据大多数报导,7 月 7 日在北平郊外的开火不是预谋的。①这次事变确
实应当被抑止住,因为当时主要强国已有足够的能力来干预这场战争。德、
英、美、苏很快即将从政治上或军事上采取行动,以缓解日本的孤立情绪。
当其中几个强国于 1937 年 11 月在布鲁塞尔会晤来讨论这一事件时,日本的
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① 卢沟桥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叙述是寺平忠辅的《卢沟桥事件》。



中日战争期间的强国形象,1937—1941 年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双重现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对中国重新
产生兴趣——在 1937 年 7 月战争爆发后变得更加清楚。与战场上的胜利形成
强烈对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战争目的问题。日本为对华战争正投入大量军队(士
兵人数超过 100 万),并于 1938 年 4 月在国内宣布全国动员,使整个国家为
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军
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
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
然而对为什么一定要打这场战争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对这场战争将带来什么
后果,也没有共同的预见。当时日本能想出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建设新秩序
的漂亮措辞。对“新”的强调表明了他们不回到过去的意识。相反,这场战
争将是改变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手段。日本正在实现“改变当前社会和
经济组织”的历史使命。①对国内,这意味着减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响——党
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乐主义。著名社会学家高田保马声称,日本人必须学
会俭朴地生活,使个人的安康与全民族的福利一致。他们必须让个人利益服
从社会监督。对国外,新秩序的概念使这场战争合理化,用高田的话说,“中
国和日本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更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亚细亚
主义或亚洲新秩序),以加强亚洲对西方的集体自卫。②
这样的自我粉饰暴露出日本人对其未来的地位是多么的绝望。对中国呼
吁泛亚细亚主义无异承认这场战争不能在战场上赢得。如果中国人觉得他们
被西方忽视,因此除遵从日本确定的东亚新秩序外别无选择,那么这种呼吁
可能不全是绝望的花言巧语。的确,有一些中国人以前就倾向以朋友对待日
本人,著名的如汪精卫,他们仍抱着维持两国密切关系的幻想。他们相信中
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得到很多援助。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
失算。他们将会发现,远不只是这两个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它越来越成为全
球冲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国家卷进来。
根据中国的观点,这种有利的发展完全不是预先注定的。1935 年共产国
际大会③提出的人民阵线,在 1935—1937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理想多于现
实,主要是因为美、英不愿意把自己与苏联拴在一起,后者可能会把它们卷
入对法西斯国家的过早冲突。此外,苏联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
例如,就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军
事指挥官,遭到枪决。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德国比其他各国更有潜力
援助中国。因为德国同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关系都好,所以在战争初期,中国
人希望德国能施加压力,以节制日本的军事行动。①相比之下,一开始不可能
依靠美、英。这两国仍深受消极主义和孤立主义情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
同情本身并不转变为有效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变化。1937 年底到 1938 年初,美、


① 长谷川正:《对立战争论》,第 164 页。
② 高田保马:《东亚民族论》,第 69、77 页。
③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0 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 定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
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 线——译者。
① 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年》,第 232—233 页。



英、苏三国合作采取重大步骤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国的德国却转而更
靠拢日本,中日战争使世界主要强国重新组合。首先,它导致苏联与英美二
强互相更关注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联合作出反应以抑制日本。苏联在许多
方面都采取主动。尽管斯大林不愿与中国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纯粹的双边关
系,然而他却同意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坦克,只要蒋介石保证不用它们反对苏
维埃(这是 1937 年 8 月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大意。)但这只是援助中
国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苏联的外交官们渴望通过苏联 1934 年参加的国际联盟
进行工作,并向美、英和其他国家靠拢,对日本实行联合制裁。②苏联期待华
盛顿会议签约国聚会,并派一名代表参加 1937 年 11 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会
议。这是苏联首次参加涉及远东的国际会议。
尽管布鲁塞尔会议并未产生苏联所期望的国际决议和承诺,但它清楚地
标志一个要点,就是苏联同美、英一道寻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国,
以“加强国际安全”,像莫斯科杂志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塞尔的微小成果—
—代表们仅仅反复阐述列强的愿望是找到一个与 1922 年的九国公约相容的
解决办法而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决议——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
该会议清楚地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因此是与罗斯福总统 1937 年 10 月的检疫
讲话①一致的。在那次讲活中,罗斯福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孤立世界上的
侵略势力。到 1937 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
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国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国决定承认满洲国。到 1937
年底,希特勒已决定并吞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创造一个扩大的和经济
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国,为最终对苏联的“圣战”做准备。但是有必要通过与
日本缔约使英国在亚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罗马轴心会在欧洲遏制英国一
样。德国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须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承认满洲国。
希特勒愿意采取这些极端步骤,因为他预料要同英国摊牌,也因为有人使他
相信,由于他对日本的援助,中国注定要输掉那场战争。这场赌博将使德国
付出巨大的代价。
1938 年初,中国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鲁塞尔会议至少已表明关心
远东局势的多数国家一致同情中国。苏联正向中国提供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
大炮。俄国飞行员正到达重庆。更为重要的是,美、英尽管很谨慎,也有迹
象要在亚洲事务上共同行动——正如美国海军的罗亚尔?E.英格索尔舰长于
1938 年 1 月去伦敦就对日联合战略同英国交换信息时所显示的那样。②重庆
现已得到美、英、苏无可怀疑的支持。中日战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与它们
的全球政策相适应。满洲危机曾动员列强维护它们被迫放弃的现行国际关系
框架,而这一次西方列强决心反对日本,可能还有德国重新确定世界事务格
局的企图。在正在形成的组织反对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国将扮
演主要角色。这个正在出现的同盟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由苏联倡导的较


② 内森?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 1939 年》,载伊恩?尼什
编:《20 世纪 30 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第 39— 40 页。
① 1937 年 10 月 5 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检疫隔离”演说。他说:“爱好和 平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
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 家”。他建议采取“检疫隔离”的方法来对付主张孤立
的政策,各国政府断绝 同侵略者的正常联系,施加压力,以维护世界和平——译者。
② 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 年》, 第 34—35 页。



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延续。另一部分是闲置数年后复苏的英美合作计
划。二者均计划遏制法西斯国家,特别是日本。但它们有不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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