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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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
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
本权利的必然结果。币原终于无力说服别人把保持日本与国际联盟和华盛顿
会议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地位。１２　月若槻内阁辞职，结束了日本外
交政策的这一势态。①日本人无视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并企图代之以用武力和
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这就暴露了当国际合作准则不能为
其目的服务时，日本人准备抛弃这一准则。
接下来，摆在其他列强面前的问题是：继续把日本看作国际社会的一员，
还是把它作为国际主义原则的一名冒渎者而将其排斥在外。无论哪一种选择
都会带来风险。如果把日本继续看作华盛顿条约的列强之一，其他列强为了
不疏远日本，就不得不默认其在满洲的行径。否则其他列强就必须对日本施
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恢复理智并保持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强国。不管采用哪
种方法，这些强国都有必要正确运用规劝和强硬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华盛
顿框架作为最佳选择。在上述策略中存在这样一种危险：过分规劝可能会使
日本大胆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而过分强硬又可能驱使日本放弃任何国际合
作的意向。另外一种选择，即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进行惩罚，最好，将失掉
日本作为一个华盛顿强国；而最坏，则将对改变东亚事态进程几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会在一起找出一条解决满洲
危机的合理途径和一个以延续的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解决办法。起初美国和英
国确实试图合作以便在国际框架内处理满洲局势，这是华盛顿会议体系的潜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41—45　页。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47、 80—86　页。



在力量的明证。美国在　１９３１　年末尤其极为活跃，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战后美
国国际主义的最好时光。英国远不如美国主动，但它的确还是同意美国的倡
议，尽管半途而废。
美国对沈阳事件的初始反应是将其国际化。考虑到曾制约战后东亚外交
的概念框架，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应。然而总统赫伯特？Ｃ．胡佛、国务卿
亨利？Ｌ．史汀生和国务院里他们的助手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国际合作这一观
点却不那么容易预测。在他们心目中无疑日本是错的；如史汀生所叙述，关
东军采取卤莽的行动正在公然违抗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秩序。因此，必须呼吁
日本政府谴责军方的侵略行径，并同意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一切争端。史汀生
在　９　月　１８　日后的三个月外交活动抱着这样的目标。他果断地与国际联盟密切
合作，当时中国政府已向该组织提出申诉。美国再没有如此主动地与国际组
织合作过。史汀生派了一名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与国联官员保持密切联系，
并主动促使国联采取行动作为结束敌对行为的基础。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
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进一步战斗并恢复战前状态，这与美国政府的愿望是
一致的。１１　月，国联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满洲形势并提出建议。
美国支持这一步骤，并任命法兰克？麦科伊将军作为该委员会的美方代表。
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勋爵领导。①
美国在满洲危机时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没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认
为劳而无功。当然，最终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但华
盛顿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一个国际框架来解决地区性争端。对政府内外的
国际主义团体来说，这里是美国为国际主义而起作用的罕有机会，它强调先
进国家的责任，如外交家兼学者埃勒里？Ｓ．斯托威尔　１９３１　年所写的那样，“充
当维持人类治安和保护公正和平的代理人”。美国积极准备与国际联盟合作
当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强社会中成员国的地
位。简言之，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不是中国，而是国际性的原则。①
英、法以及其他国家赞同美国的主张。英国作为一个亚洲主要强国，与
美国基本一致，同意必须维护国际合作框架。然而，伦敦更愿意迁就日本在
满洲的权利作为这种合作的一个方面。在本土和东亚的英国官员倾向于同意
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抱怨是正当的，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会中的合作伙伴
地位，向日本作出让步比无情谴责它的做法更有利。②于是到　１９３１　年末，美、
英和国际联盟都有意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解决满洲危机，而不疏远日本。后
者仍将作为解决争端的国际努力的一方。这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要求的，中国
人要求立即终止战斗并直截了当谴责日本，迫使日本恢复战前状态。但是，
中国人对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不断地把它的权威扩张到中国其他地区，并开展各种经济项目以实现现代
化，而满洲危机却迫使蒋政府更关心外交争端。可以想象，大胆反抗日本能
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巩固它的权力。但当洪水泛滥饿殍遍野时，过分卷
入满洲军事冲突会耗尽复兴经济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蒋介石担心对外战争
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派成为民族解放的斗士，并且会削弱南京政
权。只要主要强国，包括日本，遵守国际主义框架，那就符合中国人的意向，


① 加里？B。奥斯特罗尔：《集体不安全：30　年代初的美国与国际联盟》。
① 罗伯特？D。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美国外事官员的训练、观点和作风，1908—1931　年》。
②W。罗杰？路易斯：《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　年》。



因为那样南京政权就能继续努力以恢复主权。按照这种方式，沈阳事件不仅
要求日本，也要求中国利用国际主义这一手段。③
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无论是实际
的，还是潜在的。１９３２　年　１　月以后，当关东军占领锦州而海军陆战队在上海
登陆时，日本的一意孤行已经明白无误了。与此同时，关东军推动满洲独立，
得到当地各种日本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曾充当单方面解决各种悬案的急先
锋。对所有这些组织来说，满洲独立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还有象征意义。
独立将保留该地区的丰富资源和战略地位供日军使用。它还象征日本领导下
的亚洲统一的理想。扩张论者接受石原的观点，主张把满洲变成一个中、日
和其他民族——东亚的‘五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和平而稳定的地区。这
是作为一个比西方帝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或中国民族主义——它们曾毒化
中日关系并只有利于西方影响在东方长期存在——更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提
出来的。①
这样，１９３２　年　３　月宣布的满洲独立就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界标。日
本正采取单方面的步骤来照顾它自己的利益，并建立了一个在它统治下的稳
定的地区，据称这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势力的地方。文官政府尽管不满
意，但实际上没有阻止过这种扩张。②在关东军的推荐下，内田康哉继币原担
任新外相，他毫不犹豫地赞成承认满洲国。这发生于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在
国际联盟调查团提交报告两周多以前。没有什么更清楚地暴露日本对国际权
威的蔑视了。李顿的报告包含很多安抚日本的章节，假如当时有一个愿意继
续与西方合作的强有力的领导，那么东京接受这份报告并不困难。但这种情
况已不复存在，报告的发表激怒了日本的官员和政论家。若遵守报告的建议，
日本就得与列强合作以重新规定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同意满洲保持半
自治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并同中国和其他国家协力推动满洲的经济发
展。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将延续东亚外交的国际性框架，而这正是日本军方当
时竭力想要避免的。日本将走自己的路，不管列强有何反应。
列强的反应也开始变化。在同一个水平上，他们继续在现有条约框架和
国际联盟内合作。但由于这条途径开始显得越来越无效，美国和英国不得不
寻找其他替代办法，美国主张把国际性和单边行动结合起来，从而使日本就
范。如史汀生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所说，“我相信，新的联盟方法与‘老外交’的明
智混合能独自获得我们正为之奋斗的实际效果”。①“新的联盟方法”将包括
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维护和平。它的表现之一是史汀生在　１　月向英国建
议，两个大国共同谴责日本在上海的行动违反了　１９２２　年的九国公约，指望日
本会在这种压力下被迫退却。所谓“老外交”，史汀生起初并不指联盟或战
争计划，而是指美国单边行动以维持现状。这种想法包含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７
日发表的史汀生原则里面，它宣布美国不会承认“通过使用与巴黎和约的条
款和责任相悖的手段所产生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这里巴黎和约是指
１９２８　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项没有英国合作的单边宣言表明了华盛顿
与伦敦之间正在趋向明朗的微妙分歧。美国正在超越迄今采用的徒劳无功的


③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68—73　页。
① 马克？R。皮蒂：《石原莞尔与日本同西方的对抗》。
②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80—81　页。
① 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　1931—1933　年远东危机》，第　110　页。



步骤，采取进一步迫使日本遵守国际合作准则的措施。尽管没有暗示美国有
力的措施将被用来实现这个主义，但含意是明显的。史汀生的声明使美国这
个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与向这一体系挑战的日本对立起来。显然，两个这
样的强国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



国际主义的瓦解

在国际性和单边性这两种方法中，第一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关于
日本将让步并在国际社会中恢复其责任感及和平立场的假想，在冲击下，一
天天地维持着。更麻烦的是，英国不倾向坚持这个超出它　１９３１　年所做的事的
方法。尽管在满洲及其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被认为是重要的，伦敦不愿与华
盛顿联合而过分强烈地谴责日本。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强调，英国将继
续通过国际联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不致把英国的外交看作是倾向于针对他
们的英美联盟。作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如果所有的活动都在日内瓦进行，
日本更可能愿意合作。然而日本已经指责李顿调查团。因此，英国反对与美
国的联合行动等于拒绝加强现有的国际性框架。
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经济区域主义的倾向造成
的。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已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开始瓦解，而在　１９３２　年其崩溃的迹象已明白无误。日本在　１９３２
年抛弃了仅在两年前重新采用的金本位。在满洲，日本显然打算将这一地区
变为本土的经济腹地。在日本控制下的满洲经济发展的最后方案还没有形成
以前，沈阳事件的设计师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已构想出许多有关铁路建设，盐、
铁矿开采，纺织品生产等项目。他们的想法是把满洲作为日本经济圈的一部
分，几十万日本人将在那里定居并从事生产活动，与本土形成共生关系。①
日本不是推行经济区域主义的唯一国家。德国早在　１９３３　年纳粹上台前，
就在实行专制的经济政策，寻求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关税同盟，并
采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出口贸易。英国正召开一次英联邦国家会
议，以求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贸易优惠体制。由此而来的渥太华协定（１９３２
年　８　月）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英国赞同经济国际主义时代已告结束的普遍忧
虑。法国也将其关税提高，致使美国采取报复性的贸易限制。总的说来，１９３２
年标志着世界经济明确地开始分化为国家主义的和地区主义的两个子系制。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专制的趋势，讨论继续国际合作就是一
句空话。因此，伦敦对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并不关心。尽管战后国际性框架还
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强国果断地做出努力，
才能复兴合作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
１９３３　年后，列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