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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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实的口语，并巧妙地调动矛盾冲突，作为一种刻画阶级不平等的艺术手段。
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中，他准确地抓住了士兵与军官之间的
矛盾冲突。张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春风》②中，将一所小学作为阶级压迫的
缩影加以刻画。这种讽刺显得愈加强烈，因为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断片的教
育机构，应当是最少腐败的。然而在张的故事里，教师们凶狠而狭隘，而来
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成了教师压迫穷苦学生的帮凶。
① 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 1 卷，第 232—233 页。
② 关于老舍的研究，见西里尔？伯奇：《老舍：自我幽默的幽默作家》，《中国季刊》第 8 期（1961 年 10—12
月），第 45—62 页；兹比格涅夫？斯卢普斯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发展》；兰比尔？沃赫拉：《老舍
与中国革命》；和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
③ 关于巴金的研究，见奥尔加？兰：《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家》出版以来曾
印刷 23 次（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 202 页）。又见西德尼？夏皮罗译的《家》的英译本。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23 页。
② 张天翼的这部小说，连同吴组湘的小说《樊家铺》和其他，收入夏志清编《20 世纪中国小说》。
这样，张天翼在这篇小说以及其他小说中，得心应手地描绘了仗势欺人
和紧张的人际关系，展示了他对人类恶行的真知灼见，而这些行为最终归咎
于社会的大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坚定的左翼作家吴组湘有共同之
处。吴的笔法很少带有张的滑稽或者讽刺色彩，但是它具有“大胆的象征”
与“猛烈的挖苦”的内在力量。①例如，在《官宦的补品》中，一个地主的孱
弱的儿子确确实实依靠农民们的血液和乳汁而活了下来。在《樊家铺》里，
作者大胆地把贫与富、势利与苦难之间的明显差别，表现为母亲与女儿之间
一场生死冲突。②他把那位母亲刻画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并吸收了雇主的
剥削思想的守财奴，从而发出了即使在血亲之间，也存在阶级对抗这样最强
烈的富于戏剧性的宣言。为了强调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吴设置了杀母的悲
剧性高潮，并让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位农家妇女谋杀生身母亲是无罪的
吗？吴就这样通过迫使读者作出肯定的裁决，点出了迫切的经济需要这个关
键问题。
吴组湘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当然不是为了这种手法本身。在这个“左
翼作家当中农民小说的最初实践者”③的作品中，悲剧的强度突出了他对革命
事业的强烈的政治使命感。然而，像茅盾和张天翼一样，吴组湘与其说是热
心于革命的前途，不如说是革命前的痛苦与磨难的现实，尤其是在乡村群众
之中，使他苦闷。吴组湘的作品是小说界一个新趋向的代表。比较有良心的
左翼作家，已不再能躺在上海咖啡馆的安乐椅中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家
了。虽然他们大多数仍住在城里，但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乡村；越来越多
的作家开始表现乡村题材。根据来自台湾的一个国民党学者的表格，在 ３０
年代小说的三个主题——乡村的状况、知识分子以及抗日爱国主义之中，乡
村主题支配了大多数作品。①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五四的主观个人主义
——集中于城市知识分子个人思想情感——的直接遗产被赋予一个社会取
向，这是随小说的范围扩展到农村，以及“现实主义”获得真正的乡村韵味
而出现的。
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正在逐渐呈现——“地区文学”，作者力图摄取一个
特定的农村地区——常常是作者家乡的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乡土）。一大
批创作可以归入这一范畴。除吴组湘的小说、张天翼的某些作品和茅盾的农
村三部曲（都以长江下游的乡村为背景）外，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些突出范例，
如沈从文关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作品（《边城》以及他关于苗族人的故事），
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种以乡土用语描绘的城市环境），以及沙
汀（关于四川西北部）、艾芜（关于云南）、叶紫（湖南西南部的村寨）和
其他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对“大地”的强烈的爱是与
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经济危机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大多数作家确实来自他们在
小说中所刻画的农村地区，他们对自己生长环境根深蒂固的热忱，使乡村的
艰辛和苦难变得愈加悲切。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沈从文对乡土的怀恋，是由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82—283 页。
② 关于 1919—1949 年吴组湘的小说和其他许多作品的英译文，见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
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 年》。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286 页。
① 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 201 页。
作者对城市居住环境感到强烈不安和生疏引起的。②在另一些情况，如茅盾和
吴组湘，乡村几乎被有意识地描绘成为城市罪恶的牺牲品；西方帝国主义的
经济势力从沿海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掠夺，令人们痛苦地想起革命行动的必
要。但是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这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被这些与国民党政府格格不入的文学界的知
识分子痛苦地观察到，并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样，他们的乡村文学无论是讽
刺的，田园牧歌式的，现实主义的，或鼓动性的，事实上几乎都成为对那个
极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权，表示抗议和不满的文学。
日本人在 １９３１ 年侵占了东北三省（满洲）。随着一群流亡作家从东北抵
达上海，这种新型的地区文学的政治重要性得到了有力推动。这些年轻作家
处于迅速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旋涡之中，他们身为日本侵略的最早见证人，
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名人。他们的作品描绘了遭到异族霸王蹂躏的东北乡
村，为地区文学带来了新鲜感和生命力，并且在流行性和知名度上几乎取代
了城市风格的“无产阶级文学”。
这个东北作家群的领袖是萧军，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除了是第
一个战争小说的样本以外，还以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
闻名。①这部长篇小说在鲁迅的支持下于 １９３４ 年出版，它的简洁的艺术结构
得力于法捷耶夫的《毁灭》。但是如鲁迅在序言中评论的那样，“［它］严肃，
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
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②情感的真挚——萧
军亲身体验的激情，是这部作品立刻流行的原因。但在 ２６ 岁的年纪，萧军只
是一个初学者，他的艺术在后来的作品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例如他的短篇小
说《羊》和长篇小说《第三代》。
在东北作家群中，一位天资远胜萧军的作家是他的妻子萧红。她的处女
作是一部题为《生死场》的中篇小说，也是在 １９３４ 年出版的，但不那么流行。
①萧红凭着她对东北地区的方言和习语运用自如，成功地展示了一幅围绕季节
更迭与人类生命周期的主要阶段——生、老、病、死——转动的农民生活的
可爱的画卷。但是这一自然节律被日本兵打断了，日本兵的出现残酷地破坏
了这个自然与人的和谐的世界。在萧红的其他故事和小品（尤其是《呼兰河
传》）中，农民的生命周期体现在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身上——学童、猎
人、土匪、年迈的农妇、新婚的姑娘，甚至俄罗斯人，在她看来，她们也都
体现东北人民的原始活力。这位很有天才而不幸早逝的女作家，凭着她对故
土的气息和声音的敏感，给读者带来了生动的东北意识；失去东北既是对个
人的打击，也是国家的悲剧。
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是萧氏夫妇的朋友，一个可能更有雄心的小说
家。长期以来，他的作品既未能在商业上流行，也未引起学术上的注意，一
② 关于沈从文对湘西看法的详细研究，见杰弗里？C。金克利：《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7 年）。
① 田军（萧军）：《八月的乡村》，由埃文？金译成英文，附有埃德加？斯诺的序言。关于萧军的研究，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11 章。
② 引自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228 页。
① 关于这部小说的英译本，见萧红著，葛浩文等译：《中国东北的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
关于萧红的研究，见葛浩文：《萧红》。
直到最近。②端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写于 １９３３ 年，当时他
才 ２１ 岁。但是这部小说不同于立即得到鲁迅支援的萧氏夫妇的作品，它直到
１９３９ 年才得以出版。如果说，萧红以素描画家的精细描绘了东北的风物，那
么，端木蕻良对故土的处理甚至更有雄心地将史诗般的恢宏灌注其中。这部
长篇小说是一个地主家庭，从其最早定居东北，直至日本入侵前夕的爱国主
义觉醒的编年史。这部散漫的小说，以其端庄的散文笔法并借鉴电影的技巧，
加上对典型人物的刻画，本来可以达到民族史诗的地位。但端木也许是一个
过于急躁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未能磨炼好讲述生动故事的技巧。这个明
显的缺点，损伤了一部否则堪称辉煌的长篇小说——一部功亏一篑的伟大杰
作，它本来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继《科尔沁旗草原》之后，端木蕻良创作了另外两部主要的长篇小说，
《大地的海》与《大江》，还有几篇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进一步展
示了他作为一个“有描写力的抒情诗人”的才华——一种“以抒情诗式的严
格描写风景和肉体感觉的能力”。《大江》里的两章，被夏志清赞为“现代
中国散文的代表作”。①如果没有八年漫长的中日战争（这场战争耗尽了整个
民族的精力，并剥夺了中国现代作家发展艺术的稳定环境），端木与其他人
的才能会把中国现代小说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诗歌
中国现代诗歌的早期阶段，是以从传统诗歌格律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不
懈努力为特点的。新诗人急于试验新的形式，经常自由表达，不顾诗歌的意
境。胡适、康白情、冰心等早期的五四诗人，具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是构想简
单和想象贫乏。②
直到徐志摩于 １９２２ 年从英国回国，使用西方——主要是英国的——诗歌
形式的实验才认真地开始。③徐的早期小诗，如收在他的诗集（《志摩的诗》，
１９２５ 年）里的那些，是“喷涌而出，无拘无束的激情”的迸发，套用从英国
浪漫主义诗歌借来的夸张做作的形式。他的诗歌技巧在后续的诗集——《翡
冷翠的一夜》（１９２７ 年）和《猛虎集》（１９２８ 年）中变得较为精致。虽然他
在诗歌的韵律与节奏上取得了更大的自由和创新，但他那种受华兹华斯④、雪
莱①和济慈②感发的突出的“外国”情感，读起来奇怪地使人觉得缺乏独创精
神，尤其对西方诗歌的习作者来说是这样。当徐在《重别康桥》和《翡冷翠
的一夜》等外国韵味浓重的诗中，传达令人愉快的异国情调时，或者，当他
将听觉与视觉因素混合以造成一种怪诞的境界时，如在《海的韵律》（受济
② 夏志清教授从事战争小说的全面研究，有两篇论端木蕻良的论文已经完成。
① 夏志清：《端木蕻良的小说》，第 56—61 页。
② 朱莉亚？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 1 章。
③ 关于徐志摩借鉴英诗的分析，见西里尔？伯奇：《徐志摩诗的英中韵律》，《大 亚细亚》新 8 卷第 2 期
（1961 年），第 258—293 页。
④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 年），18、19 世纪之交英国浪漫 主义运动最伟大和最有影
响的诗人——译者。
①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 年），英国诗人，哲学家、改革家和散 文作家——译者。
② 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 年），英国诗人、也是 19 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 — 译者。
慈的《无情的美妇人》启发而作，后来由赵元任谱成曲》）中，徐达到了他
的顶峰。但是当他在后期的诗作中，试图更富有哲理或者将外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