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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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状态。①同所有在国外学习的人一样，他们在某种程
度上具有双重文化，既熟悉中国的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
他们作为学者的精英地位，加上熟悉异国方式，使他们与乡村中国愈加格格
不入。他们建立了与西方人文学科传统的共同纽带，这一事实保证了新文化
运动在教育方面不仅促进传播技术，而且它尖锐地引出了一些问题，即在事
实上，也在（同等重要）中国的军政要人的眼中，如何使他们在外国受到的
训练发挥作用，并切合中国的实际。正是这些要人被要求给予教育家们以不
断的支持。②同时，有些学者感到他们的外国倾向有使他们脱离自己背景的危
险，即一种游离于祖国社会的失落感，简言之，即精神上的颓废和情感上的
疏远。双重文化的经历能搅乱一个人的个性。这一问题的程度有多深尚不清
楚。它对于许多“五四”运动的一代人可能更为突出，他们事实上具有三重
教育背景：中国的（传统的和早期现代的），日本的和欧美的。
因此，引进外国知识（技术方面的和价值观方面的）的任务无论在内还
是在外都很复杂。在内，他是受过外国训练的教育家，必须设计出如何作出
最大贡献的自我形象。同时，处于他的环境，他可能面对他应该如何作为的
十分不同的期望。①现代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是行政负担。住宿学校和不久出现
的男女同校是一种新现象，有一种能诱发导致罢课和政治运动的学生舆论和
③ 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 111 页。
① 这种矛盾心理已由李文森特别加以说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阶段和中国阶段》。
② 为获得民国革命一代的教育家所受训练的形式的印象，我们考察了 75 人的经历如下：
上述资料根据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和《辛亥革命回忆
录》（全 8 卷）中名人的代表性抽样。不可避免在分类时有重复。对《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参加过各种
自由维新运动的全部名人的社会背景的进一步调查，表明 1/3 以上是学者官僚阶级出身，弗吉尼亚？E。雷诺
兹：《社会运动：中国领导阶层分析，1895—1927 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 年，
部分 VB：数量综合。
① 为获得 1912—1949 年学术界名人事业活动的印象，我们统计了 173 人所从事的工作的类型。大约 1/3 的
人从事一种以上的活动。 此表根据《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 173 人的传略，他们的专业活动范围从部分
从事（如仅短期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到毕生从事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诸方面工作。人们公认这群人是有
选择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积极地影响近代教育界发展的人物。
组织的无限能量。共和国的新学生与教师一样关心民族命运并负有责任感。
他们时常要求采取政治行动。教育精英们从事的活动从注表可略见一斑。只
有极少数人能够潜心追求纯学术。维持学校运转始终是个问题。
教育家作为一个群体迟早也会面临他们与政府当局的关系问题。持续了
１２００ 年的政府考试制度到 １９０５ 年才被废除，受西方训练的教育家在它的阴
影下劳动，他们继承了多少代以来困扰着中国旧学者的价值观和问题，同时
他们又有在国外遇到的新的价值观和新模式。到 ３０ 年代，他们成功地创造了
较为自主的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较少直接受到政府和官方正统观念的
控制。然而这只是军阀混战年代既无中央政府也无正统观念的暂时情况。由
于学者－政府的传统，中国的教育一直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高等教育过去一直
是为统治阶层的，不是为平民百姓的。要使它从国家的正统观念解脱出来是
不容易的。这就不难理解脱离政治的较为独立的教育形式的成长为什么时断
时续，游移不定了。
此外，民国初年教育不仅得益于中央政权的软弱，也得益于帝国主义列
强的多元化影响。外国人在华利益包括通过基督教教会院校以及设立自主的
教育基金二者来扶植现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权保护。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４９ 年
中国的学术发展可以被看作世界范围的现代知识兴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
人、俄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迟或早全转向西欧寻求启蒙。然而受过教育
的中国精英们涉足国际世界的一个副作用是他们易遭排外者的攻击，被指责
为受外国指挥。这些在外国受过教育的接受双重文化、能讲两种语言的精英
所付出的代价是，在祖国有时感到或显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雇于外国的
人。
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和国外的经历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压力，使他
们一代中某些有政治头脑的一翼转向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学术的一翼也需要
新的信仰体系、新的指导原则。许多教育家强烈地信仰科学的功效。确实，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
曾占重要地位，这种真理成为中国赶上外部世界的法宝。中国的教育家寻求
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解救祖国，这种方法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文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对某些人来说，它是几
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条。一位教育家王风喈教授，表达了 ２０ 年代颇为流行的
态度，声称：
旧的教育体系和旧的民族习惯被破坏了，新的教育——根据科学的教育——已经开始……
我们必须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过模仿得来，必须从思考与实践中得来。西洋教育不能整个的搬
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所以我的结论是，新的教育必须以科学为指
导，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①
民国初年作为教育现代化基础的主要命题是：随着帝制的崩溃，旧秩序
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国必须着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科学”和“科学方法”将证明是新制度得以
建立的最坚固的基础。②
① 王风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第 5 页。王是时在长沙晨光大学任教。
② 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各种见解，见史华慈在《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8 章的概括；又见郭颖
大学：机构的建立
让男女青年进入由系里职员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亚于工业中出现工厂制
度。同样，这在中国漫长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虽然其联贯性还缺乏研究。
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识地要模仿外国模式。然而选择哪种模式恐
怕要受制于外国模式能否与中国的传统或需要共鸣。遗憾的是，传记材料虽
很丰富，但校史却至今不多。下面我们将先看北京大学，然后是私立学校、
技术学校和教会学校，最后是外国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学：１９１２ 年新共和国从退位的清王朝继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规
模小而且颇不稳定的称为京师大学堂的机构。京师大学堂诞生于 １８９８ 年的改
良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化的日本模式，试图满足创办者们所察觉
的中国的迫切需要：让清朝的某些学者－官吏进修，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事务
和状况有适当的了解。在 １８９８ 年慈禧政变中，京师大学堂得以幸免。１９０２
年这所学堂经改组增加了师资培训部，同时合并了同文馆，并在原有的课程
中又增加了基础科学和五门外语。①
２０ 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以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
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②学生质量参差不齐。有些人的思想
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
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闻名。另一些人则在观点上较为进步和大
胆，虽在轻薄和放荡的环境里，他们真正关心当前的问题，并在校园内展开
生动活泼的讨论。③然而政府这一层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
立教育体系的各级相应机构方面没取得进展。
１９１２ 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他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作为
“国家教育改革的起点”。各省代表于 ７ 月在北京开会，制定了新的政策和
相应的法规。①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需将它
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以及提高到现代水平。高等教
育第一次成为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纸上）。
在以后的 ２０ 年内，在中国普遍出现了一批国立、省立和原来私立的各种
学院和大学，目标各不相同。然而，这些学校呈现的经历显示它们具有某些
共同的特点。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构成了国家建设这一重大任务的不可缺少的
颐：《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①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清代轶闻》卷 5，第 1－2 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
略》，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59—160 页。关于同文馆，见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
办洋学堂》。在 1901 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后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如谷如墉领导下的山西大
学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第 1 部，第 295 页。然而，H。S。布伦纳特和 V。V。哈格尔斯特罗姆
1910 年在所著《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中记载，只有一所新大学设在北京（第 223 页）。在 20 世纪 20
年代，年鉴列举 6 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 年》列举这些大学设在
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 434b 页）。
②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 2 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 160 页。
③ 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 集（1976 年），第 268 页。
① 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296—297 页。
一部分，因为它是未来领导者的训练基地；同时，那些积极参加发展高等教
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在晚清现代学校读过书，并曾与政
治运动有联系。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许多人为共和
革命工作过。他们开始相互视为不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标的
同志。因此，没有人反对 １９１２ 年正式发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学令》中的第一
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②
１９１２ 年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学院和理学院实施，另设
商、法、医、农、工等职业学科。一个机构要取得大学资格，必须有文、理
两学院，或文学院和法学院和／或商学院，或理学院和／或医学院、农学院或
工学院。京师大学堂在严复任校长时改名国立北京大学，从 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１６
年底是教育部直属的唯一的国立大学。①
处于新的地位的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并非一帆风顺。事实
上，五年间学潮迭起，校长频繁更换，而校园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这些反
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②蔡元培就任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蔡身为
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 ２０ 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
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１９１６
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１９１７ 年 １ 月就职。在 ５０ 岁时，他得以实
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③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
——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④
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
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
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
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