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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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甚至当他们实际上在发泄私愤时，还声称他们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在
行动。两个强大的宗族（侯姓在捷胜，林姓在梅陇）特别为他们所剥削和虐
待的农民所痛恨。对他们的报仇没有什么可挑选的：不管他或她的社会地位
多么低下，只要姓侯，在这个地方，或姓林，在另一个地方，必然会被杀害。
集中在某些地方的中国基督徒在　１９２７　年圣诞节被害，也是地方主义的牺牲
品，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排斥“异类”的牺牲品，宛如麻风病人逃跑
时会像兔子一样被射杀，或者他们不想逃跑时就在麻风院里被活活烧死。
总的来看，农民们的残忍行为有利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计划，而不是打乱
他们的计划。另一方面，后者极有理由担心地方性的团结或敌对会产生不利
于动员的作用。因此，彭湃选择一面红黑两色的旗作为海丰的第一个农会的
标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象征农会所进行的社会斗争超越红旗会与乌旗
会间“纵向冲突”的观念。后来，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无论是谁，只要保护
一个反革命分子，都可能被处死刑。这一措施主要指向藏匿家族中富有成员
财产的农民家庭；这些富人很可能在几周前就受到他们从农会内部加以的攻
击。
６．农民的崇拜。依共产党人的看法，当地的地方主义和宗族权力是封建
主义的残余，与农民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习惯无异。如果说在开始发动农民的
英雄时代，彭湃曾小心地迁就乡村的神灵，那么到了苏维埃专政已建立时，
这样的谨慎已不再适宜了。但是，从胜利的欢欣中首先采取的各项措施，十
分自然地会引出对“封建”思想和行为的攻击，现在还很难对彭湃个人对这
种攻击负多少责任作出评价。城镇的名称被改变了（这些名称大多数都变成
“赤”或“红”）；街道的名称也是如此（这时海丰有以马克思、列宁、罗
莎？卢森堡，或卡尔？李卜克内西命名的街）；孔庙被更名为红宫（而且海
丰也以红场、红桥和红旗自豪）。这只是从这儿向偶像进攻的一小步。这是
赤卫队、先锋队和共青团的支队很快对偶像采取的一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
前　４０　年发动了一次小型的文化革命，摧毁了庙堂里的神像，烧毁了宗教建筑
物，并向依赖农民的轻信而生活的一切算命先生、巫师或风水先生进攻。①
赤卫队员们自己是青年农民，但是他们的长辈却拼命反对破坏已用红漆小心


② 普宁县是同海丰、陆丰两县相邻但无关系的县，也引起彭湃注意，因为他领 导（广东）农民运动的职责
是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彭湃创建普宁农会，造反 农民靠农会集中保卫他们反对当地主要市镇的方氏集团的
事业。
① 关于农民的传统心理及在这段和以下几段提到的事实，见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1929　年）》，
第　319、521、675、732、737—738、767、781—783、789 页和附录，第　204　页（注　32）。



涂过的——以表示对苏维埃有好感——神像。他们把地主家的神像涂成白
色，以表明这些是应该惩罚和破坏的，但是他们却努力保护由大多数道教和
佛教寺庙所代表的民间宗教的中心。他们甚至崇拜一个新神，几乎像对佛一
样地崇拜和顺从，这个新神就是彭湃，他是由上天选来建立新秩序的，一旦
他成为皇帝，和平就能普照大地。对这些农民来说，参加革命主要是盲目地
追随一个领袖（正如他们过去在彭之前追随陈炯明一样）；当然，这并不妨
碍他们祈求神（其他的神）保佑他们的神圣的领袖的事业。正当国民党的军
队、民团和警察即将粉碎海丰苏维埃建立（在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前的第二
次暴动的关键时刻，成群结队的农民带着供品来到庙里，祈求增援部队尽快
到达；的确，这可能代表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即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这是南
昌起义的红军残部，在经历一次小型长征（另一英雄史诗的另一预示）后，
已经抵达汕头。
７．依赖军事力量。在第二次暴动被粉碎整整三个星期后，南昌起义的逃
亡者的一部终于到达海陆丰山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依靠这些由于一连串
的失败，也由于未能获得来自农民的合作而疲惫和沮丧的逃亡者，肯定不可
能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据这些农民的领导人说，他们已准备武装起义。②
然而，不到两周以后，海丰再次落入共产党人之手（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并维持了四个月之久。这次轻而易举地占领不像早先几次那样短暂，主要是
由于两个将军（李济琛和张发奎）之间的对抗，而他们本可以很轻易地防止
或粉碎这次暴动。对于这两个对抗者而言，甚至无需联合用兵，就能赶跑红
军：他们两人不论哪一方，只要对远离广州的海丰和陆丰给予对广东中心地
区同样的战略重视就足够了。简言之，他们双方把跟苏维埃算帐推迟到不再
为更严重的事情缠身时再说。当这一时刻来到时，苏维埃就像用纸牌搭成的
房子一样坍塌了（１９２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①
苏维埃的诞生、生存和覆灭于是说明了那些控制地方或省周围的权力（或
军事力量）的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一般地说，共产党的农
民运动能够扎下根来并存在下去，不是由于有权势的人之间的对抗（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年在广东，除李济琛和张发奎之间的斗争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对抗），
就是由于他们之间所采用的复杂的策略（如　１９２４　年以前，鼓励陈炯明长期
容忍海丰农会活动的策略）。还有一种补充的方式，一旦那些在地区或省一
级掌握较大权力的人断定威胁已过于严重而无法再容忍下去，或它正有利于
他们的对手，②那么力量如此悬殊的事实事先就决定了革命者的命运。
在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官方解散海丰农会至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建立苏维埃之间的这段
时期，彭湃在广东省其他地方的活动不仅证实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初
的“农民”事业的不稳定性，以及地区或地方政治形势的决定作用，它们还
说明了所谓的“依赖性政治”是怎么回事，它就是许多“农民”事业所固有


②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　18　期（1964　年　4　—　6　月），第　20　页。
① 加尔维亚蒂： 《彭湃（1896—1929　年）》，第　697、701、703—704、744—745、 902、905—906　页。
与海陆丰苏维埃维持几个月相比，广州公社只维持几夭 （1927　年　12　月 11—13　日），广州公社的短暂特
征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证明。在 广州，当局不能容忍这种挑战。
② 1924　年　3　月，陈炯明终于下令解散海陆丰农会，这显然是在当地名流使他确 信农会与广州他的敌手（共
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之后（加尔维亚蒂：《彭 湃（1896—1929　年）》，第　539—540　页；霍夫海因茨：
《大浪潮》，第　77　页）。



的缺乏自主性，这些事业只是由于省当局的庇护，才得以一再免于失败。如
１９２４　年广宁（位于该省的西北部）的事例，作为同盟者甚或是保护者出现的
正是世俗的当局。这次出来说情的正是彭湃本人，新近在广州掌权的国民党
的农民部书记。正是他说服了省长把敌视农民运动的广宁县长撤职，这甚至
发生在后一任省长之前，更为合作的后一任省长廖仲恺派去一支突击队，帮
助广宁的革命新手们的农民事业。①
对外部支持的依赖性自然使农民运动极为脆弱；在广东的革命军启程北
伐后，广宁的农民运动并没有维持多久。
８．非农民的领导层。广宁农民运动的倡导者是一些在广州接受过中等教
育的当地人；②简言之，是“留学生”彭湃——他属于海丰巨富家族之一——
的朴实的复制品。这些从该省东部到西部发动和组织广东农民运动（这一官
方标记在大多数情况下掩盖了共产党的控制）的人，无论其智能、地位和社
会等级如何，都共有社会精英的身份，这就把他们与农民分开了。这固然会
使他们与农民的初次接触较为微妙，却大大地方便了他们渗透到当地政界中
去。
勿庸置疑，海丰的地主们本会立即镇压一次纯粹的农民运动，但是他们
在回击农会在彭湃的指导下越来越放肆的积极活动之前，仍然等待了很长一
段时间，无疑，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依靠陈炯明所体现的地方当权者的
坚定的支持，而且显而易见，也因为彭湃和他的同伴们都出身于当地最好的
家庭并且都曾受过教育。人们不能把彭湃这位海丰县的前教育局长（年仅　２６
岁！）当作粗俗的农民领袖来对待。如果彭不是上层社会的一员的话，这位
海丰农会领导人与陈炯明之间的关系简直就不可思议，彭曾在陈的司令部拜
访过他，为农会的事业辩护。诚然，陈本人曾是一个革命者（从　１９１１　年的第
一次革命开始），仍保留很多改革倾向，而不是一般的军阀。但是，在那些
地方，即使地方当权者出身于更为传统的官宦阶层，而革命者来自比彭低的
知识阶层，革命者依然会从有影响的家庭之间的关系网中（从这些家庭的受
过教育的后代之间的友谊和共同利益中）得到好处。这些家庭的大门对他们
是打开的，而对农民却是关闭的，并且这些家庭还保障他们，至少在起初，
相对地不受损害。
有时，城市化的知识分子从外部操纵的已作准备的农民运动在学校假日
或学生返乡时发动。①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对农民群众的赞助是多么真诚
和深切，它几乎总是尾随并源出于一种更为普遍的反抗。１９２１　年秋，由彭湃
和海丰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在名称上（《新海丰》）或内容上都与
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或提出的主张，没有显著差别。只是他
们写的可能更热烈，他们的调门更激动，以及他们的紧迫感和对折衷措施的
反对更为绝对而已。但是，《新海丰》衍生于《新青年》及其与五四运动激
进的后继者同出一源，却是不容否认的。②彭湃和他的朋友们的革命倾向，与
和他们同辈的其他革命者一样，都是由同一源泉（民族的和意识形态的，而
不是社会的，更不是农民的）激励起来的。后者也和彭湃他们一样，几乎全


①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　8　章（特别是第　189　和　197　页）。
②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　181—183　页；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414　页。
① 关于广东，见康拉德？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　年》，第 48　页。
②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205—212　页。



出身于最优越的社会阶级。中国的革命以一种非常典型的方式开始于使处于
危机状况的上层社会的成员之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这一代人与下一
代人之间）对立。这些背叛自己阶级的家庭后嗣，在接受动员农民群众的战
略以前，已脱离了自己的家庭。
９．组织。实际上，动员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一事实直截了当
地为罗绮园所承认。罗与彭湃在一起，是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彭湃的主要广东伙伴之一。罗非常直率地说到“利用他们［指农民］作为
基本力量”，并且同样直率地说，给他们一些好处，让他们团结起来。①在
２０　年代，在海丰和广东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种联盟，这是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最
出色的成果，但是，这是一个不明确和不平等的联盟，农民之所以参加联盟
是着眼于得到经济性质的具体要求的满足，而不清楚他们的领路人要把他们
领到多远。
这些来自农民外部的领路人给农民带来了有效的组织，没有它，农民运
动注定会失败。但是，凭借的正是这种组织，这些领路人才得以保证运动的
方向。应予强调的是：共产党人所提供的组织给了农民运动它一直所缺乏的
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也削弱了它的独立性。于是农民运动从属于革命运
动（１９２７　年以前是国民党，以后是共产党）的利益和总战略。
在海陆丰，彭湃像一个独裁者一样集各种权力于一身。但是，他是以协
调其他所有机构的活动的一个组织的书记的资格，正式行使这些权力，这个
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是广东的一部分，包括海丰和陆丰）特委。农
民们无法把他们的政府（“海丰苏维埃人民政府”，只是在苏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