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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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预示着以后从江西到陕北他们将继续完善这些方
法。为了把海陆丰的尝试与随后 ２０ 年的“农民”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现在总
结一下这第一次的实验，它有 １０ 个显著的（中国式的）特点。
１．最初的怀疑。彭湃最初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它显示出把村民与革命
家隔开的一条鸿沟——农民们十分正确地把他看成上层社会的一员。①家家户
户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狗对着这个闯入者狂吠，而村民们惊恐地离去。他
们怀疑这个从城里来的衣冠楚楚的先生是来收税的，或是来讨债的。当彭湃
回答，现在是地主向受剥削的佃户还债的时候了，开始没有人相信（“不欠
别人什么已经够好的了；怎么可能有人欠我什么呢？”）接着向他提问的人
表现出惊恐，匆匆辩解了一下就离去了。村民们根据长期的经验，对这个陌
生人最初的反应是害怕和怀疑。这个陌生人正在力劝农民们把自己从锁链中
解放出来，这完全不起作用——仿佛命运并不只此一次就定下来谁应种田，
谁来收租！如果彭建议的事不可能实现，他准是疯了，事实上他的家庭散布
的谣言就是这么说的，而许多农民也相信。
２．适应和实际利益。彭很快适应了这种形势。②在开始对农民演讲之前他
换了装束和说话方式，通过一个村民介绍，一直等到傍晚（这时田里工作已
结束），他还注意不冒犯他们的神灵。他像一个变戏法的人和魔术师那样去
诱导他们，使他们开心，教孩子们唱他自己谱写的歌，让他们听他带去的留
声机和演木偶戏。③
成年人也开始喜欢这些娱乐了，与此同时，也服下了彭湃为他们准备的政治
药剂。在早期建立农民协会是困难的。但一旦起步，成员们便纷至沓来，从
协会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好处：免费医疗，实际指导，以及进行仲裁以调解他
们的纠纷。由协会管理的药房和小诊所很快受到欢迎，以至必须检验会员证
——它们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农民们学会了写农具和农产品的
名称，学会了检查简单的计算而以前全由地主和粮商们计算，无从监督。协
会不满足于单纯地调解婚姻、债务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也对它的成员
提供人身保护，就像秘密会社那样。一个童养媳——按照习惯住在她未来的
公公家，后者是农会会员——意外地溺水而死。彭和别的会员成功地胁迫多
名为淹死者报仇的寻衅者（女孩的家属）折回，从而增强了协会的权威。
对第二段的总结：这位革命家使自己适应农民社会，有时要以让步为代
价，如对他们的迷信妥协，给一群受惠者（协会的会员们）某些适合他们日
常需要和急需的实际利益，以赢得支持者参加他的组织——且不说他的事
业。发动大多数被争取过去的人参加的实际利益的象征，可能就是彭湃借给
两个最初追随者的三块银元。这两个人的父母看到他们不在地里干活，却跟
着一个说漂亮话的人跑很是生气，于是他们就在父母耳边把这三块银元敲得
叮当作响。
３．激起阶级斗争。看到这银元使最早的一位战士的母亲怒气平息，甚至
高兴起来。但事实上这个战士和少数别的人是因相信澎湃而追随他的，不是
出于个人的利益。他们团结在彭湃周围，要保卫和增进的是他们的阶级利益
（不仅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对于彭湃来说，他认识到这一点，并立刻
① 澎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52—55 页。
②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56—67 页。
称这些由于社会原因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人为“同志”。至于别的群众，彭湃
努力以他们自己不能自发地想到的目标来动员他们，从而吸引农民投入名副
其实的社会革命。
农民协会首先向头面人物对商务的控制挑战。在上面提到的实际利益方
面，农会在公共集市上设立了自己的秤，以防止商人们在称收获物时进行欺
骗。协会还帮助一个拒绝交纳增租的佃户在法庭上得以被宣叛无罪。另有五
个农民曾声称与这个佃户一致行动，也获得释放。这种团结是阶级觉悟的第
一个里程碑，受到农会的积极鼓励——若不说是由农会激发的。农会终于得
以禁止其成员租种被地主夺佃的任何土地。这一纪律性的措施扭转了佃户之
间为租种一块土地相互竞争的通常情况。
这样的团结首先是执行进攻战略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把农民卷入新的
冲突。为了这一目的，阶级关系的实际状态被故意抹黑。协会散布一种过分
简单的图表，夸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①最微小的冲突都被立即抓住，并被故
意加剧，以导致少数剥削者与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对抗。农民的贫困和痛苦
用启示录式的词汇加以描绘。１９２６ 年 ７ 月一场台风造成的破坏被夸大，要求
减少地租 ７０％。大多数佃农本可满足于接受传统的做法：减租与所受损失和
减产程度成正比。一些地主同样准备协商，但是控制农会的极少数知识分子
和农民故意制造对抗。②地主中的一个强硬分子也断定农民协会的过分要求已
无法容忍。彭湃可以庆贺自己已经把海丰县的整个民众分成两个阶级了：一
边是农民，另一边是地主。
农民协会失败后，由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和 １０ 月的两次东征引起的战争风云维
持着紧张状态，并最后把这两个阶级转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每一次反复都
要处决一些人，有时是必然会遭报复的屠杀。在 １９２７ 这一年，４ 月和 ９ 月的
两次起义为 １１ 月建立苏维埃政府铺平了道路。很清楚，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
——实际上是专政——农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的问题，已不再用同样的
措词。即使我们考虑到有强迫的成分，考虑到有超过 ５００００ 的居民从这两个
县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并非全是有钱人，远非如此），也考虑到有许多
农民确实主要出于狭隘的原因参加了叛乱，③事实依然是，大量的农民支持这
个取销了他们的债务，废除了他们的地租的政权（虽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
从积极到被动的同路）。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识地寻求革命，他们发现自己登
上了革命之舟，并且与其说他们是集体化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恢复旧
秩序的支持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这一变革中获利非浅，而害怕地主统
治复辟。
４．由恐怖而极化。还有更紧迫的理由害怕复辟：许多人可能已没有逃避
报复的希望，因为他们曾卷入抢劫、放火和杀人，总之，他们实施了“红色
恐怖”。①苏维埃当局曾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
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通过变得确信旧秩序已
①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93—94 页。
② 在农会内的若干反对派中，至少有一派主张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台风事件 （见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1929 年）》，第 311—314 页和霍夫海因茨： 《大浪潮》，第 161—164 页）说明利用环境以达
到群众动员的新阶段的策略。
③ 和 1928 年 1 月初陆丰白旗派的情况一样（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779 页）。
① 关于海陆丰的恐怖，见加尔维亚蒂：《澎湃（1896—1929 年）》，第 704—784 页各处和第 825—849 页。
经被摧毁，决不可能恢复），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
可能后退或开小差。总之，这个计划是从海陆丰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
“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
意见的人中，出现了公开的、甚至戏剧性的处决反革命的场面：“这些罪犯
该不该杀？”甚至被邀积极参加屠杀。从而也有了组织“人头会”的习惯，
它预示着（通常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诗人普雷韦尔所描绘的“人头宴”。②
但是在海丰没有宴会；只是把新近砍下的头穿在讲坛上方的一根绳上，为演
说者激烈的言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
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
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
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①
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
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
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
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
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
一种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
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
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
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那个捷胜的官
员曾处决 １００ 多位农民，并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强迫他的父亲和兄弟亲临
刑场。一不做二不休，有时亲兄弟被迫处死亲兄弟，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
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
５．地方主义的动机。复仇者们就这样对官员和地主以牙还牙，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由彭湃和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煽起的行动不可否认成功地
激起了阶级仇恨。但是，正如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２８ 年冬在海陆丰所表现的那样，
这种复仇需要被压迫阶级报复的气味少于不久前氏族或村庄血仇的气味。它
使曾挑起红旗会和乌旗会之间冲突的敌对和报复的传统永远存在下去。精心
安排的折磨和吃人肉只是以相似的方式，重复这些冲突的记录所一再证明的
做法。①这样的记录决没有被“现代的”农民运动所打断；恰恰相反。宗族和
社区的领导人通过恢复他们传统的组织，作为对共产主义者到来的反应。他
们甚至利用这个机会来和对手或可恨的邻居算旧帐。但是这些自觉的反应和
蓄意的考虑，与自发的对共产主义斗争的评价相比，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
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冲突（或者说最熟悉的冲突之一）——红旗会和乌旗会之
间的地方战争——的一段新的插曲。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当革命军打着它的红旗从
海丰出发，经过陆丰的一些村庄时，受到包括地主在内的所有人的热情欢迎。
这些村庄是属于红旗会的，他们款待自己的伙伴，确信这是来帮助他们反对
② 雅克？普雷韦尔：《谈话集》，第 7—18 页。
① 彭湃：“阶级正义与受审判的人无关；这是内战中的必要措施。”圣茹斯特在 国民公会上说：“你们在
这里不是给一个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过一 项国家紧急措施。”
① 关于旗派、氏族和地方主义，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518— 521、777—783、
827—828、848 页和各处。
依靠乌旗会的敌对的村庄的。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斗争的情况怎样呢？的确，有时地方上的冲突和相邻
社区间长期的对立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对抗。让我们考虑一下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发
生在广东东部普宁的战斗，它使一边为强大的方氏家族与另一边为邻村农民
相互对立。两个阵营的地方主义动机都是强烈的；但方氏一姓就占县里这个
主要市镇 ２００００ 居民中的半数，他们控制了全县大部分经济活动。②当地方主
义使城镇与农村对立时（上面提到的捷胜的情况也是这样），它自然带有一
种社会性色彩。当整个村庄，不论贫富反对其他村庄时，上述说法就是不真
实的。坚持当地的地方主义实际上从传统上由乌旗会控制的陆丰县某些村庄
排除了共产主义农民运动，只能被农民协会和当地积极分子的地方主义所强
化，甚至当他们实际上在发泄私愤时，还声称他们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在
行动。两个强大的宗族（侯姓在捷胜，林姓在梅陇）特别为他们所剥削和虐
待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