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土地，但土地将被公路穿过的其他地主收买了负责官 员。周荣德：《中国的社会流动》，第 151 页。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25 页。
② 许多抗拒强迫劳动的事例载于《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25— 1028 页。
③ 戴玄之：《红枪会》，第 192 页。关于红枪会，参看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 革命者，1845—1945
代，抵抗士兵的农民自卫一度特别必要，并且很广泛。在南京政府统治的 １０
年中，无论是在半自治的军阀们争夺的边远省份，还是为了抵抗“匪兵”部
队，情况仍是这样：据信那些土匪如果被收编为正规军，他们可能会驯化；
但由于他们的新饷很难按时发放，对他们来说回到老路的诱惑是非常强烈
的。①
龙田事件（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２８ 日）正是这种例证。由于驻在福建福
清县龙田半岛的军队勒索和残暴超出常情，几万农民攻击了 ２５００ 名士兵，这
些士兵——包括他们的司令官——原先全是土匪。他们绑架村民勒索赎金，
拍卖抢来的货物并严刑拷打抵抗他们的农民。最后，当一个士兵试图砍断一
个没有迅速取下他索要的戒指的妇女的手指，接着又发生集体轮奸后，农民
们终于较好地武装起来（不仅有必不可少的棍棒、短刀和长矛，还有手枪和
步枪），根除了这些士兵。据说 ２５００ 名士兵中有一大半被消灭。农民们也损
失严重，但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其实只要正式允诺将这支部队（或者说这
支部队的残部）移驻他地，农民们就会同意停止战斗。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２７ 日，
从福州开来的援军才真正克服了败兵首领的固执（这个首领坚持索要一笔贿
赂，以换取同意换防）。②
正规军不时大肆勒索，虽然其次数少于那些被并入军队的原土匪，却也
同样令人惧怕，有时甚至甚于军队派往进剿的土匪。对土匪进行的讨伐很少
起作用（军队有时会向土匪出售武器和弹药）。有些讨伐甚至比土匪袭击本
身造成更多农舍和村庄被烧，更多农民被杀。①福建的一个地区 １９３２ 年受到
土匪侵扰，当地居民在断定“纠正比原罪更糟”后，一次接一次地发出请愿
书，请求撤回维持治安的军队（无效），“以便他们只与土匪作战”。②
中日战争期间，不仅国民党统治薄弱的省份，而且它所牢固控制的省份，
首先是四川，都成为农民与掠夺成性的军队之间的对抗舞台。于是叙府地区
（位于长江与岷江的会合处）的农民向大刀会求助，他们立即在 １９４３ 年的一
个晴朗的夏日早晨，干预正在盗墓的一群 ７６ 军的士兵。接着，发生了 １０ 天
的战斗，从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７ 日（被称为“骨战”）。结果是，得到增援的 ７６
军赶跑了大刀会——并且以搜寻大刀会会员为借口，继续劫掠，比过去更厉
害。③
盗窃和勒索所引起的暴乱少于征兵制的弊害和军队拉夫所引起的暴乱。
魏德迈将军在一份致蒋介石的著名的备忘录中，提醒蒋氏注意因征兵激起的
肮脏交易和恐怖：“对中国农民来说，征兵就像灾荒或洪水，只是更有规律
年》，第 4 章。
① 吕西安？比昂科：《中国省政的败坏（安徽 1931 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 志》，第 16 期（1969
年 4 — 6 月），第 306—307 页。
② 关于龙田事件，参看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1815（1932 年 1 月 25 日）， 893。00/11837（1932 年 2 月
12 日），893。00PR 福州/48（1932 年 1 月 13 日）和/49（1932 年 2 月 10 日），中美国驻福州领事（伯克）
的官方通信。
① （其他数十事例中）有一例涉及（山东）平度以东地区，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8841，韦伯（芝罘），
1927 年 4 月 2 日中有叙述。
② 同上，893。00PR 福州/57，1932 年 10 月 4 日。
③ 同上， 893。00/15141（高思，重庆，1943 年 9 月 29 日）。
——每年两次——并造成更多的受害者。”④除只打击最穷的人的征兵制的不
公正之外，还定期征集成千上万的苦力，他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在壮丁
和苦力（常受虐待，经常得不到照顾）中，死亡率都很高，而八年抗战期间
军队对平民的暴行和骚扰更加深了农民对军队的传统仇恨。到 ４０ 年代初期，
征兵的不公正和军队的勒索甚至已成为可与征税相提并论的引起农民骚动的
因素。似乎当时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盛行一时：有些暴乱既是由对田赋征
实不满引起的，也是由对征兵队长的憎恨引起的。征兵队长是对突然扑向在
地里耕作的农民并迅速把他们的双手捆在背后的那伙人的委婉的称呼。在不
到一年里（１９４２ 年秋至 １９４３ 年夏），规模和时间不等的农民暴乱（有些卷
入的人数多达 ５００００，持续时间长达数月）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①
在这些暴乱之后，１９４４ 年又出现了另一次浪潮，当时中国士兵在日军于河南
发动的新的攻势面前溃逃，受到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严重饥荒的幸存者的多次攻
击。②当士兵处于孤立，掉队或受伤时，厄运便会降到他们的头上。关于农民
已不再同情士兵的境况的说法大多是虚构的（毕竟这些士兵都是同他们一样
的农民）。他们最初的冲动是让士兵缓慢地、痛苦地死去。③
一份纲要性的图表（表 ２）列出了自发的农民骚动的各种类型。单独加
以分类的事件（在表的下端）一方面包括持续时间比一般骚动长的极少数复
杂的运动；另一方面也包括频仍发生但持续时间短的大量初级的运动。按照
我们第一个准则（目标）的观点，复杂的运动按定义是混合的。它们即使在
开始时并不指向几个不同的目标，但是由于其持续时间长，随时间的推移他
们趋向于获取新的目标。不过，它们与第一类骚动，即指向政府当局的骚动
（位于表的上方），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初级运动（简单的抢劫事件，有或
没有有限的暴力活动）置于表的右边一栏：饥饿的人群到可以找到粮食的地
方去抢劫或吃大户，也就是说，一般是在富人的家中或粮商的店铺里。
表 ２ 农民骚动的类型
④ 引自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369 页。 关于被征当兵农民的苦难
和兵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 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 35—37
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132—140、143—144 页；和吕西安？比昂科：《中国革命的 起
源，1915—1949 年》，第 155—157 页。关于后期，见苏珊娜？佩珀：《中国 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
治斗争》，第 163—168 页。
① 详细内容：贵州东部和西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991；15095），四川 北部（同上，893。00/14997；
15022；15026；15055），特别是甘肃南部临洮 地方（同上， 893。00/15009；15033；15047；15074；15109；
15112，刊载于 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 20—22 页）。
②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6。1044（高思，重庆，1944 年 6 月 10 日），第 13 页 和注 26。
③ 张天翼：《仇恨》。
按目标分
类的骚动
单独分类的骚动，
指向政府当局
Ａ 、抗税风潮．．．．
土地税＋＋
鸦片税＋
盐税 ａ＋＋
其他 ａ （烧酒捐、屠宰税等）—
Ｂ 、其他．．
反抗政府的创新措施
的滥用权力
抗征夫＋
抗军队＝
指向农村人口中的少数
Ａ 、穷人反对富人．．．．．．
佃户＝
债务人——
农业工人 ａ ——
Ｂ 、世系械斗．．．．
一个社区反对另一社区
＋
因为不是太大就
是太小
大的：复杂的运动 － 小的：初级的运动 ＋＋
ａ 因篇幅所限本章未讨论的项目。
频 度（主观的估计）：
— 极少
－ 少
＝ 一般频度，或变化不定，如军队的案例
＋ 比较频繁
＋＋ 很频繁
按目标分类的骚动中，我们了解到指向政府当局的骚动最为频繁。不仅
置于该表右边一栏的骚动发生次数较少，而且我们划分的这两类子目的社会
意义也非常不同。“Ａ”类骚动（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到的唯一的一些）
是穷人反对富人。“Ｂ”类骚动（世系械斗）使庞杂的社区对立，每个社区均
由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构成，富人或者保护穷人，或者操纵穷人，不论怎样，
都是他们组织穷人。纵向运动如在清朝一样，纵向的社会冲突（世仇族间长
期争斗）会使两个宗族、两个村庄或两群村落为某一争议——诸如用水（或
防洪），一块清理过的土地，森林的开发，坟地或控制当地市场等而相互对
立。①在易发洪水的安徽与江苏北部边界，四年内曾四次成为与管水有关的冲
突的舞台。１９３２ 年 ６ 月，萧县（江苏，现属安徽）居民所进行的排涝作业和
疏浚工程给宿县（安徽）造成淹没土地的威胁。因此，宿县 ２０００ 多名武装的
农民开始填平那些不久前才挖好的水渠。一场使用了火炮的冲突导致萧县几
个村庄被毁（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１ 日）。次年，只是由于军队的干预，才阻止了丰
县和沛县（江苏）农民毁坏河堤把威胁性的洪水导向邻县。１９３５ 年 ３ 月，又
重现了 １９３２ 年的骚动模式：萧县村民疏浚淮河一条支流被宿县居民蛮横地阻
止，接着发生械斗，造成多人死亡。１９３６ 年 ５ 月，另一场冲突再次把萧县和
宿县的老对手投入对抗。②
① 萧公权：《农业中国：19 世纪的帝国控制》，第 361—366 和 419—429；哈里？ J。拉姆利：《械斗：中
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7 期（1977 年 11 月），第 1—39 页；罗伯特？B。马克斯：
《海本县在海本农民运动前夕 的社会变迁，1870—1920 年》，第 17—29 页。
相邻社区间的反复冲突造成了敌对和争斗的传统。利益的冲突会使这种
传统保持活力，但渴望复仇也能刺激这一传统，以致极为平常的事件也会引
起新的敌对行为。村民们为了自卫和保卫社区的利益，在必要时会向秘密组
织求助，或自己组成敌对的组织，如广东海丰和陆丰的红旗会和乌旗会（详
见本节后文和下节）。受到威胁的社区重新复活其秘密社会的一个例子是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出现在邻近镇江（江苏）的四个县的小刀会。小刀会的成员都
是从江北来的移民。同时本地人组织了一个敌对的社会：大刀会。１９２８ 年 ９
月，小刀会 ２０００ 名农民会员在丹徒县残杀了 ２００ 人，并烧毁了六个村，它们
被认为因建立了大刀会的地方分部而有罪过。①
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敌对把每个村一分为二，而广东东部的红旗会与
乌旗会却体现真正的村际联盟，这种联盟是在 １９ 世纪当新的集镇建立时形成
的。在两个集市之间的无人地带建立起来的新村落，和处于集市边缘的弱小
氏族——它们寻求逃避牢固地盘踞市镇的氏族的控制——倾向于同他们强大
邻居所属组织的对手结盟：如果最近的市镇被红旗会控制，就与乌旗会结盟，
反之亦然。于是，到 １９ 世纪末，海丰和陆丰两县已被敌对组织的真正的（红、
黑）棋盘所覆盖，它们极化成两大对抗阵营。这些组织有点像布列克的圆头
会和长头会，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依然非常活跃。②
这样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比江南受威胁社区重建的小刀会以更大
的规模组织起来，并具有更大的潜在破坏性。但是规模的不同不应掩盖这些
不同的组织所参与的纵向冲突的共同性。尽管小刀会与大刀会之间的分界线
分裂了每个村庄，它却没有把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分开。两个秘密社会间的
对立所表征的真正分立，是在当地人与外来人（少数与北方结盟）和当地出
生但尚未同化的新近到达家庭的后代之间的分立；这一伙外来人经过一、两
代后仍未被同化。①同样，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广东东部特有的地区性
冲突也没有把富有的地主与他们的佃户或其他少地的农民分隔开来，而是使
敌对的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