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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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装饰品或日用品，贩运货物，或兜售小商品。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农村调查
表明，每 １０ 户中可能只有 ６ 户——常常更少一些——的收入有 ５０％以上来自
农业。根据这一定义——我将采用这个定义——例如，在泰安县（山东）的
老王庄，４ 户中仅有 ３ 户能被称为农民。③同样，在彰德（河南）①的宋庄，
１０ 户中有 ６ 户是农民。②在华南真正的农民甚至更少一些。哪一种土地制度
起了作用而使农村农户的这种变化成为可能呢？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
我们从设想农村家庭或农户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
素市场）从事经济活动开始。产品市场是农户为取得现金而出售自己的货物，
或是用它们换别的货物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交易场所。它们的位置散布于从
大城市，通过小城镇，直到沿方便道路的村庄或居民点。从农村上市的绝大
部分货物进入定期集市或正规市场，通常这类集市或市场为周围 ２０ 到 ３０ 个
村服务。③也有例外，但是这种格局直到 １９ 世纪后期是普遍的，因为当时城
镇人口较少集中于少数大的中心城市，较多在于有定期集市的地方。④
大多数农户居住在离集市半天路程的范围之内，在阴历规定的日子里，
大批商人、掮客和小贩轮流到这些集市上来。众多的买主和卖主为价格争执
不休，这表明价格竞争是激烈的。一个外国观察者评论说：“没有别的国家
依然完全如此依赖自由竞争和供求法则去进行价格调整。”⑤在有些市场上，
有势力的商业行会可能对交易起抑制作用，但是“为了避免不测和减少风险，
大多数商人都把自己的买卖委托给掮客”，这些掮客在集市上不得不互相竞
争。①
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县有许多商人在竞争，以致没有哪一个买主能垄
断市场。例如在浙江建德县（位于桐江畔，在杭州以南 １００ 公里），１９３０ 年
有大约 １９０ 家大商号，他们全用掮客，并“对他们的生意保密，以致我们对
②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22 页。
③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 2 卷，第 68 页。
① 原文 P′eng…te 译音为彭德，河南省无彭德其地。据后文称袁世凯在 P′eng…te 购买土地。根据中国文献
记载，袁世凯所购土地系在河南彰德。疑原文作者以字形近似，误彰德为彭德——译者。
②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 3 卷，第 22 页。
③ 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 2 部分》，《亚洲研究杂志》第 26 卷第 2 期（1965 年 2 月）；
见第 18—19 页。
④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 103—104 页。
⑤ 艾伯特？马谢：《中国的贸易组织和贸易管理》，《美国经济评论》第 6 卷第 2 期（1916 年 6 月），第
309—323 页，见第 309 页。
① 东亚同文会编纂局：《中国经济全书》，第 7 卷，第 225 页。
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少”。②最后，考虑一下 １９１３ 年至 １９１４ 年汉口稻米的上市
情况：
汉口的稻米交易与上海无异，是通过稻米经纪人的商号进行的。汉口的主要稻米市场在陈
家嘴码头。有 ２０ 家稻米经纪人商号，都与同一个稻米商会有联系，它控制着汉口稻米交易的利
润。但是这些商号无一例在某个固定时间买进大宗稻米，或派出代理人去产地以便垄断稻米供
应，也无一例说明他们采用狡猾的手段与购进稻米的各种商店勾结。不妨说此等现象每年均不
曾出现；就中国商人而言，这一特点十分显著。③
一般说来，这些竞争的产品市场似乎让农村家庭得到公平的价格，因为买方
和卖方都不掌握足够的经济实力长期固定价格。此外，这些竞争的市场还鼓
励每个家庭参与某种市场活动。
“生产要素市场”这一用语，是指农村农户之间就劳力、土地和可贷出
的资金，在经过协商达成契约的基础上，进行交换所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种
种安排，其支付方式可以用现金，也可以用实物。拟租出或租入土地的家庭
通过中间人找到顾主。拟雇用劳动力的农户去城镇市场的特定地区，在那里
每天很早就有一些年轻人和老年人聚集着，等待受雇去干一天工作。需要贷
款的家庭去店铺找商人，或找亲戚朋友商讨贷款。需要现金的家庭，用土地
来借钱。对于小笔贷款，几个月内偿还本息的，可抵押土地作为担保。对于
数额较大的贷款，一年左右无息偿还的，可能实际上是把产权转让给了债权
人。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使用这块土地，也可以出租给借款人或别的
家庭，以收取地租。贷款偿还时，产权又转归原先的所有者。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一起，通过对某些家庭表示收入而对另一些
家庭表示支出的交换行为，把村与城镇联系起来，把农户与农户联系起来。
当农民收获并出卖部分粮食时，那些有仓贮设备又不急需现金的家庭，将粮
食贮存起来以后再卖。首先卖粮的农民获得现金来还债和购物。所以，在收
获季节，现金已正在流回城镇，有些现金则在农村家庭之间周转。在以后的
几个月中，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一些农民出售他们的存粮。另一些农民开始
播种下一季庄稼，而缺少现金的农户则要举债。同时，随着存粮的减少，现
金继续流向农村，而农村家庭之间的借贷也在继续。
所有流向市场的现金，通过掮客和商人成为城镇家庭和供应者的收入，
因为售货给农民的掮客和商人，用他们的部分收入贮存从城镇生产者和进口
商那里得到的货物。使用农业原料的城镇生产者，已经付钱给直接从农民那
里购买农产品的掮客和商人；而这样的开支，最终成为农民出卖他们的货物
时所收到的现金。就是这样，产品市场把村与集镇联系起来，从而完成了现
金流通的一个环节。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直到他们能收获自己的庄稼以前，工资所得或借款
是生存所不可少的收入。在交换关系中联系农户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同，
使农民有可能共享匮乏的资源，并在某种程度上把经济活动的风险和不测降
低到最低限度。在生产要素市场里，农户之间的这些活动完成了流通的最后
一个环节。
② 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浙江建德县经济调查》，第 1 卷，第 6 页。
③ 东则正编：《华中经济调查》第 1 卷第 1 册，第 361 页。
土地和劳力
全中国耕作的特点，是劳动有一定程序和节奏。在东北、北方和西北，
农民在 ２ 月末和 ３ 月轻松地犁地和耙地。①从 ４ 月和 ５ 月开始，直到晚秋，他
们播种、灌溉、除草和收获庄稼。１９２６ 年的一份关于陕西中部泾阳县云罗店
镇周围 ２４ 户农家情况的研究报告说：“根据劳动力在一年中的分配情况来
看，５ 月到 ９ 月是最繁忙的月份。”②另一份 １９２４ 年对山东省潍县农民的研
究报告的结论是，“农事开始于 ３ 月末，到 １２ 月 １ 日结束”。③在中国中部、
东南部和西南部，那里的气候和土壤适合于一年种两季，而不是像北方那样
两年种三季。稻谷在 ４ 月栽种，在 ７ 月末和 ８ 月收获。④然后农民在秋末播种
小麦、大麦和绿肥作物（蚕豆等），并在春末收获。这就是 １９３９ 年上海周围
富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普遍情况：
在上海附近农民种两季庄稼，主要是棉花和稻谷。关于夏季作物，他们
种植棉花、稻谷、大豆和蔬菜，时间是在 ４ 月末到夏末之间。关于冬季作物，
他们种植小麦、大麦和蚕豆，从晚秋到初春之间。他们消费全部稻谷、大麦
和大豆，而把小麦和蔬菜卖给中间商和其他买主。⑤在东南地区，农民从同
一块地里收获两季稻谷，春末播种第一季水稻，晚秋播种第二季。①
生产每一种庄稼需要一定数量的家庭劳力。在潍县，Ｗ．Ｙ．申发现每亩地
上每年耗费的男劳力工时，随不同作物有很大变化：每亩黄豆 ２８．２ 小时；小
麦 ３６．６；高梁 ７２．５；谷子 ７９．０；甘薯 ９１．６；烟草 ２４１．１。②而且，所需劳力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灌溉量。日本研究人员报告 １９４０ 年在彰德县③宋庄观察
到的情况如下：
这个县甚至农业也极端依赖人力。在灌溉条件好的农业地区，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在宋庄
种植主要作物所需的劳动投入是不同的，如有灌溉，所需劳力甚至更多一些……种植棉花，仅仅
灌溉就要占总劳力投入的 １／３；种植谷子，灌溉要占总劳力投入的 １／４。④
农户耕种较多土地，超出一定农田规模时，他们对每单位土地的劳力投入下
降，每单位土地的产值和产量也下降。在满洲，日本人在 １９３３ 年发现，２３０
个村庄的 １００４７ 户农民中，当农田达到 １５０ 亩后，单位土地所用的役畜数开
① 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 177—178 页。
② 吴华宝：《陕西永乐店的农业经济》，《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 9 卷第 1 期（1936 年 4 月），第 171
页。
③ 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中国经济杂志》，第 3 卷第 2 期（1928
年 8 月），第 653 页。
④ 《中国经济杂志》（1927 年 11 月），第 921 页；《中国经济全书》第 8 卷，第 31—32 页；《中国经济
月刊》（1926 年 8 月），第 295—299 页。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第 667 页。
③ 见前有关彰德的译者注。
④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 118 页。
始下降；而达到 １０００ 亩后，劳动量就减少。⑤卜凯也在报告中提出；当农田
规模扩大时，人力等价劳动单位量就上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农田到达一
定规模后，每公顷农作物的产量和劳力投入均有所下降。⑥１９３９ 年，一个日
本人在江苏松江县四个村的调查也发现，在华中劳力投入与农田规模之间也
有同样的逆向关系：
我们观察到农田不足 ４．９ 亩时，每亩要用 ５０．４ 个工；农田在 １５ 亩到 １９．９ 亩之间时，每亩
用 ３１．５ 个工；农田超过 ２０ 亩时，每亩用工不多于 ２１．１ 个。所以，随着农田规模扩大，单位土
地的劳动量有下降的趋势。规模最小的农田使用超出农户需要量的劳力，并且雇工，即使它们
的劳动能力比大农田为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①
这个日本人没有说明为什么这种逆向关系是显著的，但这是表征前现代化农
业，甚至现代化农业的一种关系，近年来已成为一项大力研究和理论探讨的
课题。
这种土地制度有明显的局限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连续不断的活动，在
土地与劳力之间要求保持一定的关系。如果这一关系出了偏差，例如在整地、
灌溉或除草的过程中抽走了劳力，就一定会降低产出的水平。１８６９ 年冯？列
区荷芬在浙江杭州附近旅行时，就注意到这一重要事实。
这片休耕（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的地区，曾是一片沃土，供养过大量的人口；至今大部分
还没有耕种。原因似乎在于中国利用土地的方法取决于一定规模的有效人口；如果规模太小，
甚至不能耕种一小块土地。此外，中国人的有限劳力补充和落后的农具，似乎是劳动组织十分
紧密，工作如此辛苦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国家，耕地的规模，似乎与一定数量的人所能提供的
肥料的数量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如果这些人中有一部分由于疾病或战争死去，所提供的
肥料也就下降。于是潜在的耕地规模就要减少。因此如果有一半人口死亡，就有一半土地不能
耕种。②
然而，这就是家庭农田得以供养中国众多人口的土地与劳力之间的关系。
村庄和农户
农村家庭的组成，少的为 ４ 至 ６ 人，多的可达 ３０ 人，居住在大小不等的
村庄里。在气候恶劣的东北，由于有大量肥沃的土地，自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后，新的村落迅速出现。这些拥有 ２０ 到 ５０ 农户的新村落，接纳了来自北方
各省的移民，并向他们提供了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