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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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3 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 13—15 页； 《红旗飘飘》，第 11 集，
第 166、171 和 210 页。
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①
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
所理解。《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
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②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
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因此审讯是在
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③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
有多少缺点，它恰给中共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
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④
假定毛提出的群众路线已赢得党的领导人的赞同，那么其他苏区接着也
会接受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和机构。的确，在鄂豫皖苏维埃，动员群众的
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与中央苏区相比，或许不那么注意经济工作，而更多注
重解放妇女。⑤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张国焘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为唤起群
众的一种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红军保护群众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许更多
依靠强制，而较少依靠细致的说服；以致军事上的挫折常导致他的群众工作
的崩溃。①张国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众路线就不同于毛泽东的群众路
线。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判断，湘鄂西苏区在鲁莽而顽强的贺龙领导下，在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年间似乎曾建立起一个比较周密的群众组织的网络。他的苏区通过开
展生产和垦荒运动及反对迷信、吸毒和赌博的运动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福利问
题。但是夏曦，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②在别的
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
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而在海南岛，３０ 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
敏指挥的 １２０ 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③④——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
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
领导权。⑤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
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
① 《红旗飘飘》，第 1 集，第 74 页；第 7 集，第 79—108 页；第 9 集，第 176— 178 页；第 11 集，第 151、
200—208 页；《星火燎原》，第 4 集，第 266—268 页。
② 苏维埃法典在 1933 年 10 月 15 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 16 卷；特吕格弗？勒特 菲特：《中国共产主义，
1931—1934 年：民政经验》，第 5 章 B 节；曹伯一：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04—406 页。
③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13—414 页。
④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353 页。
⑤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462 页和第 6 集，第 379—380 页；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 2 卷，
第 192 页。
① 《剿匪战史》，第 4 卷，第 685 页。
②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100—102 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617 页。
③ 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 94—95 页；《星火燎原》，第 2 卷，第 510—522 页。
④ 根据 1991 年 7 月 31 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⑤ 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 53 期（1973 年 1 — 3 月），
第 59 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49— 151 页。
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李大钊和陈独秀
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
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 １９２７ 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
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
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
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在这种
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
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
共产主义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
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
的“铁的纪律”。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
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那种
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①
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
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
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
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 ２０
年代后期和 ３０ 年代初期他认为 １９２７ 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
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②１９２９ 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
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
留地表示赞同。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
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共产党。①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
理性上的诚实。②李昂却迥然不同。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词为其
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黑暗面
和阴谋。他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独裁”，说它“比希特勒更暴虐”。③龚楚是
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除去他
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 １１ 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
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
背离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１９７１ 年在香
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④
分裂和叛变的过程未必拖得很长，通常从意见分歧开始。当这些分歧增
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49 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 志关系》，《中国季刊》
第 21 期（1965 年 1 — 3 月），第 46—59 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 12 月 10 日，第 7 — 8 页。关于陈独秀分裂 主义的其他原因，见林
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 9 卷第 8 期（1934 年 12 月 11 日），第 296—300 页；和托马斯？C。郭：《陈
独秀（1879—1942 年）与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第 8 章。
① 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 30 期，第 18—19 页。
② 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在 这方面中共的学者没有分享
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 翔实的叛徒文献。
③ 李昂：《红色舞台》，第 189、192 页。李昂甚至自称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 上书，第 75—76 页。李
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④ 龚楚：《我与红军》，第 2—10、445 页。
强时，行动者的信仰体系本身瓦解，导致逐渐背离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
身则经历一个否定并与同志疏远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分裂主义者需要一种
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则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这种转变是从
比较连贯的逻辑上的思想转向不那么严谨的思想（如从共产主义转变为孙逸
仙的“三民主义”），那么这种转变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恰当的，令人想到
机会主义和十足的背信弃义。龚楚的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一过程。他似乎难以
让国民党确信他的真诚，因此国民党派他去破坏赣粤边界的一些红色游击
队，甚至试图搜寻赣南的项英和陈毅。①其他的叛徒，如顾顺章、孔荷宠等，
或者被国民党捕获，或者向国民党投降，几乎与思想无关。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
章《苏区的毁灭》一节）。他于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
１０ 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 １９３５ 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
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然后是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和 １１ 月对他斗争（即“对
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
党罪行。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毛泽东，
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
事业完全失望了。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
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苏维埃没
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
和占有地盘的一种借口，对国家的富强无益。②张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
想，他发现了民族主义和蒋介石。他赞同毛泽东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
纲领，但指责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夺取政权和地域的原则。他认为毛只不过是
“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叛徒”，而蒋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努力应当无保
留地得到支持，因为这场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蒋的统一中国的工作
也应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反封建的。当张国焘从“左派白日梦”中猛醒过来，
看到蒋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模式时，
他对自己的转向问心无愧。根据党章，党员是可以自愿离党的；因此张认为
既不存在出卖，也不存在变节的问题。在个人对党疏远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之下，他对毛的敌视也不容否认。在他离开中国共产党整整 ３０ 年之后，他仍
怀着强烈的感情描绘他的这位老对手——“专横跋扈”、“不讲理达到野蛮
的程度”、“狭隘”、“自私”、“目光短浅”、“冷酷”、“诡计多端”、
“虚伪”，甚至“渴望成为中国的帝王”。①
① 《星火燎原》，第 4 集，第 117—118 页；《红旗飘飘》，第 3 集，第 229—233 页。
② 《明报月刊》，第 57 期，第 95 页；第 61 期，第 83—84 页。见载在《明报月 刊》第 62 期上的《张国
焘敬告国人书》（1938 年 5 月 20 日）；一种较早的版 本发表在张国焘、柳宁等：《一个工人的供状及其
他》，第 4 页。
① 《明报月刊》，第 56 期，第 86 和 93 页；第 59 期，第 85—86 页；第 60 期，第 85 页；第 61 期，第 93—94
页；第 62 期，第 85—88 页。又见张国焘为龚楚 《我与红军》所作的序（第Ⅲ、Ⅳ页）。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自第一次统一战线在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崩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一直
是在中国农村建立避难所，在那里有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导革命
走向最后胜利。对一个被查禁和受迫害的党来说，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
择。这些避难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它们的创建需要一支军队，这就是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儿戏般地提出三点意见
的原因。这三点意见是：从华中向东推进，击败蒋介石；向南进军，夺取广
州；或者加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没有武装力量，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
②后来，到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武装革命而
策动兵变和组织工农武装。③这一思路发展成为共产国际 ７ 月举行起义的号
召。
１９２７ 年的起义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响应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