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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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政时期，这时革命党人要依靠军事力量巩固政权。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占领北京后，国民政府宣告革命的第一阶段完成，此时已进入第
二阶段，即训政时期。在这个阶段，革命党，即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
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实行自治。通过选举县长、召开县代表大会
和制定法律，以便县一级能充分实行自治，这样民众才能受到教育，准备进
入革命的第三阶段，即民主的宪政时期。
训政表面上的意思是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党治在制度上
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被授予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
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短暂的会期除外；在 南京的 １０ 年，只召开了
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党治的指导原则和
全面指导党务。
中央政治会议是联结党和政府机构的桥梁。虽然它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但它至少形式上是指导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兼有
立法和行政职能。作为立法机构，它能创制法规或传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
定给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它有权向政府提供一般指导和监督政府。于是，
从理论上说，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的文职部门实际上行使无限的权力。事实
上，中央政治会议也是政府权力之所在，因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是蒋介石。
①
按照孙逸仙的具体规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制定了政府的五院制。
五院制与孟德斯鸠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说相似。然而，除政府
的上述三个分立部门外，孙逸仙又加上两个显然来自传统制度的部门。这两
个部门是考试院（通过文官考试决定政府雇员资格）和监察院（类似旧王朝
监察政策和官吏品行的御史制度）。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行政院院长充
当总理，指导所属各部，如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商业部①等等的工作。
然而，只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结构，或者比如说，只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
的表面关系，将是错误的。因为无论蒋介石在党、政、军中拥有何种正式职
位，他都对整个政体行使最高权力。他执行这一权力极少顾及正式的指挥系
统。何廉曾任蒋介石顾问，②他回忆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真正权力
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③或者，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在
１９３４ 年观察到的，“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如果没有来过南京〕我
将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达到如此明显的程度。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
① 行政院下面未设过商业部，曾设工商部和实业部——译者。
② 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译者。
③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 160 页。
政府的活动；而在别的地方，如果不是瘫痪，至少是听任政策放任自流”。④
由于蒋介石对政权实行高于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挥系统于不
顾，政府——作为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的机构，日渐失去活力。官员们确实
制定了很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计划，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宪法
草案，然而，许多这类政府活动都与政治现实关系不大。因为民事机关既无
经费支付其各种计划，也无权实施其各种决定。例如，在 ３０ 年代，只有全部
预算的 ８％到 １３％拨充民事官僚机构的管理维持费——而军费支出却大得多。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直到 １９３３ 年——竭尽全力限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以
便政府能把和平时期重建的任务进行下去，但是，蒋介石不予理会。这样，
文职政府仍始终从属于蒋介石和军队的利益，从未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把革命运动改造成军事独裁政权，党——国民党——甚至比
政府的行政机关更萎缩。孙逸仙把党看作权力的根本所在，看作宪政以前两
阶段管理民权的受托者，而蒋介石却使党软弱无力。１９２９ 年以后，由于党的
左翼受镇压，国民党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它只不过成为南京政权的宣传、
新闻和历史研究的机构。
党的削弱，连同旧式官僚和军阀在南京政权里的地位显赫，使先前理想
主义的党员士气低落。一位以前的国民党员回忆，他“和许多……同学一样，
原来参加国民党，是相信国民党是唯一能在中国摧毁地方军阀，长期掌握权
力的力量”。然而，由于蒋介石对国民党运动的非激进化，他和像他的许多
人一样，“可以理解地对国民党感到幻灭，我们中许多人事实上退了党”。②
党员资格仍然是政府聘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是，在 ３０ 年代，党成了空壳；
它的作用——正如杨格所说——正在变得“几乎有名无实”。③
然而，国民党继续存在，因为该党的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为蒋介石作
出的决定提供合法的图章。因此，不管多么容易识破，党也提供了一点实质
性的东西，使这个政权能够声称它不是军事的和个人的独裁政权，而是——
依照孙逸仙的教导——代表民众的一党独裁政权，直到民众能担负起自治的
责任为止。
国民党政权在性质上是矛盾的：有时它专横暴虐；有时它又屈从软弱。
国民党政权以集权主义为借口，它的权力主要来自控制了一支优势的军队。
因此，只要为国民党军警力量所能及，不论个人或团体向它的权力挑战，或
批评它的政策，往往会受到它强有力的压制。例如，工会在 ２０ 年代中期力量
强大，组织严密，高度政治化；１９２７ 年以后，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就被撤职，
而由这个政权的代理人接替。工会的指导原则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与雇主
和政府合作。独立工会活动受到禁止，工会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软弱顺从的工
具。
自五四运动（１９１９ 年）以来，学生运动是全国政治中的一个有力的因素，
如今也受到压制——虽然不如对待工会有效和持久。①例如，１９３０ 年，国民
④ 美国，国务院文件 893。00/12824，高斯致约翰逊， 1934 年 9 月 16 日，第 1 页。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第 221 页。
② 王成（音）：《国民党：道德堕落的社会学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53 年），第 150
页。
③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24 页。
① 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 年》。
党的训练部取缔一切非学术性的学生团体，除非受到党的严格管理。同时，
学生被要求专心读书，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然而，学生依然是这个国家最热
心的爱国群体之一。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和以后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当日本帝国
主义的压力上升，而南京当局看上去是躲在绥靖政策之后时，学生的爱国热
情迸发为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甚至殴打政府官员。南京政权对学生的这些
抗议，最终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
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
有好几千学生被投入监狱。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现，出其不意地搜查学生
宿舍和同学突然失踪，使学生感到恐怖。这样，南京政权在控制作为一股政
治力量的学生运动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为取得这种成功，南京政
权同学生疏远了，在政治上把学生推向左倾，其中许多人终于变成了共产党
员。
政治镇压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主要手段。早在 １９２９ 年和 １９３０ 年，当时
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再也掩饰不了，南京政权就不再能得到民众
的支持。《北华捷报》在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写道，“与不到 １８ 个月前的热情相比，
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①三年后，颇有声望的《国
闻周报》评论说，“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②
南京政权决心镇压这股正在兴起的不满浪潮，加剧对批评政府者的控
制。政治上的反对者遭暗杀；爱报导缺点的新闻记者被逮捕；报纸刊物受检
查。因为政府对领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评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国人管
理的租界，或者是蒋介石的政敌控制的省份，如张学良的湖北省或陈济棠的
广东省，以求相对地安全。所以，南京的 １０ 年时期，中国不乏智力的和政治
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华中地区，对蒋介石政策的反对却是沉默的。
任何组织和群体，若要对该政权的权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
被该政权强加控制，使之无害。
然而，正如阴阳之间的关系一样，南京政权独裁主义的性质，也由它本
质上的虚弱予以平衡。派系活动和贪污腐化，腐蚀了国民党运动早期的革命
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风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积极性。所以，甚至这个政权本
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实现孙逸仙纲领目标的动力、献身精神和效率。但是，南
京政权之虚弱，还因为它在社会上缺乏稳固的基础。所有强大的现代民族国
家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相当大的部分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国
民党人在重视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不信任民众运动和个人的首创精
神；所以他们不能创造出那类基础广泛的民众拥护，在 ２０ 世纪，民众拥护才
能导致真正的政治权力。
由于存在这些固有的弱点，南京政权有时不得不勉强地迁就现存社会秩
序的领袖，最显著的是地主和资本家。确实，这种自我适应引起了许多——
也许大多数——非国民党作家断定，国民党政权是那些阶级的阶级工具。①
而且，事实上，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时的确与这个统治政权的利益颇为一
致。例如，由于地主的反对，南京政权甚至对温和的减租法令也不予执行。
① 《北华捷报》， 1930 年 5 月 20 日，第 297 页。
② 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24 期（1933 年 6 月 19 日），第 2 页。
① 例如，见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19—123 页；小巴林顿？ 穆尔：《独裁和民主的
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民》，第 187—201 页。
而且，南京的领导人有时竭尽全力维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复了共产党人曾
实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后，国民党人的惯常做法是剥夺耕种者，把
土地归还原地主。这种政策有时格外难以实施，因为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掌
握土地已达六年以上，界标和地契在许多情况下早已被毁。
南京政权也与国内更有实力的银行家关系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征收
权交给各省之后，中央政府从未设计出一种以税收或国营企业支持财政的办
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岁入约有 １／５ 来自公债或银行贷款和透支。所以，
南京政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和银行家。而银行则从这种关系中获得
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价——往往仅为面值的 ６０％至
７５％——把公债出售给他们。这样，银行给政府贷款往往可得 １２％到 ２５％的年
利润。②许多同时代人，从而断定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的确，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政权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
们都反对社会革命，都害怕共产党，都对动员农工表示怀疑。但是，它们的
利益有时也相互冲突。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当南京政权采取恐吓、敲诈和绑架的
手段为北伐最后阶段筹款时，资本家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实情。１９３５ 年，政府
又剥夺银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仅仅凭借发行新政府债券，迫使私有的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受这些债券充当资本，孔祥熙一举使政府成为两家银
行的大股东。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金融
机构；截至 １９３７ 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 ７０％。①这些金
融策略，有效地结束了银行家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无疑
地表明，是南京政权控制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权。
地主的长远利益也常常与南京政权的长远利益相冲突。这些地主通常希
望维持乃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组织民团，开办学校，经办工程等地方
项目。他们也收税，表面上用于支持这些事业，可不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