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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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小的实际情况的叙述，而应解释为断言从此以后，共产党人争取．．领导民
族革命是适当的，并非全然不切实际。
如果毛泽东确实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他并不经常公开地讲，那么他谈论
“统一战线”，是否完全毫无意义或虚伪呢？或者，换一种讲法，这样的联
盟难道不会必然具有“从下面建立起统一战线”的特点，也就是企图动员国
民党的普通党员反对他们的领导的特点？并非必然，特别是如果我们像我在
上面做过那样，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毛泽东的分期观：在 ３０ 年代末期，共
产党人寻求维护他们的领导权早就合情合理了。因为合情合理的东西并非在
任何特定的时候都是得计的，或者说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如果来自日本
的外来侵略，变得如此严重，甚至威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从而
使得中国内部的政治改革成为不可能，以致共产党人的首要政策目标不是反
蒋而是抗日；如果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比共产党强大，而且愿意抗
日，那么暂时承认国民党在这一斗争中的支配地位就是合宜的。
上面已经谈到，毛泽东到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已认为有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必
要，并且在 １９３６ 年末同意蒋介石应为这一联盟的名义上的领袖。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里，毛泽东甚至承
认国民党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作用，而且在战后的建国阶段的领导作
用。在题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的一段话里，他表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国民党有它光
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
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
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
发展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于的地位。……只要在
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①
虽然这个报告表达的是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曾经采取的最温和的路
线，它却决不像乍看去那样，是一张空头支票。上述引语中的最后一句话所
说的“只要”一词，严格地限制了毛泽东向蒋介石让步的范围。毛泽东认定，
从长远来看，蒋介石和国民党天生地就不可能坚定地支持统一战线和抗日战
争，他期待着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必将有终止的一天的到来。此外，虽然这一
报告最早的 １９３８ 年的版本没有像《毛泽东选集》中重写的摘录那样，说到共
产党的人领导；但是它确实说到“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
团结自己，才算在民族战争中尽了自己最大责任”。他简洁地把这些责任解
释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①很明显，如果国民
党在领导中摇摆不定，它的领导地位将由那些已成为“先锋和模范”的人所
取代。
最后，毛泽东在他的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报告中建议应该恢复“党内合作集
① 《论新阶段》，《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198 页。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43—244 页。
团”，共产党人应该再次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建议有双重意义，但
也模糊不清。因为他虽然预先表示向蒋介石提交全部具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
员的名单，从而满足蒋介石在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改组”之后定下的限制措施之一，
他还试图说服蒋介石把国民党改变为“民族联盟”。这第二建议的目的是过
于明显地要削弱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曾使共产党无法从内部操纵国民党的列宁式
束缚。因此，蒋介石把它视为“特洛伊木马”式的花招而加以拒绝，就不足
为奇了。②
一年稍多以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毛泽东的立场有了发展，从承认
国民党必须在统一战线内占有“首位”，变成声称共产党的领导已是既成事
实。在《新民主主义论》（１９４０ 年 １ 月）中，这一赤裸裸的要求是由产生修
辞效果的辞汇遮盖着的；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中，它却是十分明显的。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是为党员读
者写的，但它公开发售。在《＜共产党人＞发刊词》（１９３９ 年 １０）中，他甚至
没有提出谁应该领导的问题；他仅仅假定领导权属于共产党人，进而讨论他
们应该怎样实行领导。
除去领导权的问题以外，还有两个直接相关的观点也值得在这里讨论，
毛泽东关于各个阶级在革命中作用的观点，和关于体现革命力量的政治运动
或体制的性质观点。
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持革命的阶级力量的观点是
简明的、一贯的。他认为这些阶级力量是由斯大林在 ２０ 年代提出的四个阶级
的集团组成，外加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后者依赖于某些利益与日本的
利益相冲突的①列强。可以理解，这一圈入可能的同盟者的界限，在《＜共产
党人＞发刊词》中，是划得最紧的；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则划得最松。
在前者中，农民被描绘成无产阶级的最“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
是“可靠的”同盟者。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它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
的程度上”，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为它受到外国的
压迫；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它也会
有时“动摇变节”。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它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
时候，“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并最终计划投降
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论》的原始文本提出一种颇为异常的提法：全篇文章提到
三个阶级的联盟而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两者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不是本
质的不同，但并不是没有影响。这样的提法是由于把农民（马克思主义者一
直认为农民在性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归在一类，合称小资
产阶级，而不是把农民算作单独的阶级。例如，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在 １９２７
—１９３６ 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营垒中原有的
三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两个，剩下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革
② 关于这段情节，见本书第 12 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宣道华：《毛泽东》， 第 170—171 页。关于毛
泽东的建议，见《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28—229 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29 页。
① 《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7—598 页；《毛泽东 集》第 7 卷，第 74—75
页。第三段对买办资产阶级持稍微更乐观的见解，是 在《毛泽东选集》加上的，不见于 1939 年文本。
命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①
毛泽东继续写道，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革命“走了一段曲折的路
程”，再次达到了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这一次他补充道：
范围更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一切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一切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
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②
十分明显，把农民纳入小资产阶级这个能容纳一切的范畴，能减轻强调中国
革命的独特性，尤其是它早先特征之一的农村里的游击战。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毛泽东把中国经验的这些方面作为分析的主要论题之一：
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
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革命的动力基本的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城市
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样许多的东西；而且
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不太清楚的是，怎么能由毛泽东在这个句子里列举的事实得出最后的结论，
不过，显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毛泽东继续写道：“我们党十八年的历史，
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
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
引自斯大林的话，是脱离上下文引证的一个显著冷嘲热讽的例子；当斯大林
在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讲这话时，他所讲的“武装的人民”是由蒋介石代表的，斯
大林仍然充分相信蒋介石对事业的忠诚，而毛泽东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
可是，这一点被他很好地再一次抓住了：“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
他补充说，“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
的关系”。①
在本文中，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描绘成中国共产党
的三个“法宝”。我们在这一章里已谈过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战略中所处的
地位。至于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发刊词》里的主要信息就是它应该是既
联合又斗争。这样联合的确切形式并未讨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同一
时期，毛泽东在另外两处写道：合作的方式应该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也把它说成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
对于帝国主义者及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②“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术
语显然是仿效列宁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 一口号，它是在 １９０５ 年的革命
① 《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96 页。在毛泽东 1925 年 11 月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 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中，
有这种三个阶级分析的令人感兴趣的原型（《毛泽 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27 页）。在调查表上的“对于
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 国究抱何种主义”一栏中，毛泽东填写：“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 的
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
作的国民革命。”
② 《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97—198 页。
① 《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5—596 页；《毛泽东 集》第 7 卷，第 72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129 页。
时创造出来的，以后又反复讲过。当然，毛泽东的专政者要比列宁的多；如
我们已经看到的，他解释说，差别是由于外国支配下的国家的特殊条件。
毛泽东的第三个“法宝”党的建设，事实上要比第一眼看上去含意远为
广泛，意义远为重大。它包含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学说，在这个学说的基础上
团结和整顿党。在《毛泽东选集》中稍有变动的一段话提到，如果过去中国
共产党在党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中不成功，那是因为它的成员没
有恰当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中国历史和社
会没有正确的了解。①
十分明白，这意味着他们还不懂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好处，那
是毛泽东当时精心阐述的问题，确切地说，在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著作中精
心阐述的问题。换句话说，毛泽东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所要求的“党的建设”，
注定了要采取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的形式，从而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最后地确立了
他在党内思想上的主宰地位。
① 《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2 页；《毛泽东集》第 7 卷，第 79—80 页。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１９４１—１９４９ 年
当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情况的时候，正如我已谈
过的，他主要关心的是使中国共产党的措施适应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毛
泽东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方面，在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