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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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可相信的方面得到证实。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三题》（《论毛泽东哲学思
想》，第 66—86 页，特别是第 66—72 页。）
为答案在于毛泽东所处理的不仅是对他有吸引力的概念，他还要把它们具体
运用到中国革命的现实中去。另一方面，《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章的很大一
部分，不过是苏联作者所理解的希腊和西方哲学史的概要。在这里毛泽东只
能照抄资料，不可能加上他自己的任何东西。
至于《矛盾论》的内容，毛泽东的辩证法的非正统性质问题，只是到 １９４９
年以后才变得尖锐起来，部分是由于同苏联人论战的结果，这样它已超出我
们这里的讨论范围。简言之，一般认为苏联杂志（这些杂志在 １９５０ 年赞扬过
《实践论》）在两年之后没有理会《矛盾论》，因为这些杂志反对这篇文章
暗含的对斯大林的至高无上理论权威的挑战。不容任何怀疑，这确实是个因
素，但是，苏联人也完全可能觉得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奇怪的、异端的。
在 ５０ 年代，毛泽东多次抱怨《简明哲学词典》专门批评了他的有关矛盾
的观点，有一次他解释说，他谈的是这一著作的第四版（１９５３ 年在莫斯科出
版），他说它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苏联的批评意见，是生转化为死是“形
而上学的”，战争转化为和平是错误的。①关于毛泽东老年时的辩证法的超传
统的特点，有一点可以谈一谈，这时（在 １９６４ 年）他抛弃了马克思和黑格尔
的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中的两条，其中之一是否定的否定。②毛泽东在 １９３７
年的观点多由派生形成，因而按照马克思主义总的来看也更为正统，不过可
以争辩说，他已倾向于他 ２５ 年后所遵循的方向。最明显的线索可能应在“对
立统一的法则”是“思维的根本法则”③这一断言中去找；这句话似乎把这一
规律置于比其他两条原则（否定的否定和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更高的范畴，
后来这两条原则却为他所拒绝。④
毛泽东的讲演提纲的最早版本，间接提到列宁把对立的统一看成是“辩
证法的核心”，⑤在 １９５７ 年毛泽东又很清楚地引用了有关的片断，“可以把
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
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①列宁的这段话出现在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阅
读札记里，而它所涉及的概括黑格尔的思想的那段话，既讲了否定的否定，
也讲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化。②
进一步探寻这一问题，不仅需要详细地讨论 １９４９ 年后毛泽东思想的发
展，还会把我们带向考虑严格的哲学问题，而远离本章主要对政治的关心。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他从而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才是我们关注的中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7 页。
② 我已在我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者》中探讨这个问题，这篇论文收在迪克？威 尔逊编：《毛泽东在历史天
平上》，第 60—64 页。又见魏菲德：《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之哲学观点》，第 297—299、310、323—326
等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4 页。
④ 王若水于 1982 年 5 月 7 日在北京同我的谈话中提到这点，虽然王若水不同意 毛泽东强调对立的统一和
斗争反映传统影响的说法。金思恺已把毛泽东的强 调对立统一理解为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新的理论
发展。（金思恺：《毛 泽东思想》，第 60—64 页。）《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46 年大连版的前
言指出其他两个法则的提纲“散失”。《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79 页。又 请注意毛泽东不同意艾思
奇所持仅仅差别不一定形成矛盾的见解：《中国哲 学》第 1 期，第 29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300 页。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5 页。
② 《黑格尔一书摘要》，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8 卷，第 239 页。
心，它能帮助我们从哲学到毛泽东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顺利过渡。有人再三
争辩说，以下主张甚至为科恩所接受，毛泽东对于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最为突
出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
两个概念。首先，我愿意提出，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可以直接与他对中国现
实的细致的理解联系起来。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在马克思本人观
察过的，被理解为不断向两极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那种类型的社会
里，就哪些是阶级间的基本矛盾，或哪些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间的基本矛盾
来说，本不应该产生疑问。广而言之，直到这一冲突为革命所解决时为止，
这一模式可望或多或少保持不变。另一方面，中国不论是内部形势，还是与
外国列强的关系都不稳定，或者说难以逆料；要决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哪个
因素，或哪个矛盾是关键性的，或支配性的，这不仅仅是个让人感兴趣的理
性问题，而且是紧迫的策略需要。
不妨注意一下一本最早在中国翻译，１９３３ 年在上海出版的苏联著作，它
有一节专门谈矛盾的“主导”方面，可是，它说这一般总是同样的．．．，例如，
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基础总是主要的。①这是科恩认为毛泽东的
论文中最有意义之点之一；他让人注意这一段话：
有人觉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导；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导；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导。如此等等，他们并不互相转化。……生产力、实
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
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
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
发展时，对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为主导的决定东西了……②
科恩把这段话作为他论证毛泽东在 １９３７ 年没有写《矛盾论》的一个主要环
节；他说，直到斯大林以他的 １９３８ 年和 １９５０ 年的文章给毛泽东引路之前，
毛泽东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事实表明正好相
反。看来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是直接来自对列宁的研究（毕竟这一术语首
先用于列宁），同时也来自他本人的个性，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诚然，可以
争辩说《矛盾论》最初的版本甚至更强调主观因素。
这里最重要的异文是“有时”被“在一定条件之下”所替换。写进《毛
泽东选集》中的这后一片语的含意，有可能看来是这样的情况，或必须的先
决条件的总体，只可能在有限的时期内，在危机或革命的时候才会出现。而
另一方面，较广泛的“有时”，可能被理解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作用
逆转，可能会延续很长一个时期。这推论由紧随该段引文后的一句话得到加
强（无论是原版本，还是改写本），“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之时，革命理论的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① 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 295 页。
② 《辩证唯物论》，第 93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64 页。在这一段中， 有若干变异，但是，
除以“主要”代替“主导”外，1952 年毛泽东并未在我 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过根本性的改变。毛泽
东的批评可能是针对前注提 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虽然他在 1941 年曾建议以西洛可夫的这部著 作
供干部学习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89 页）。
①既然列宁认为这个原理在计划、组织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都
适用，那么毛泽东在这里引用它，完全可以解释成意思是，上层建筑在历史
变革中不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起作用的那些“时”之一，事实上将
会在 ２０ 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期在中国出现。
有关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最后一点，与他受惠于斯大林有关。《矛
盾论》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长的过分赞扬斯大林分析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的话，
说它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②这段话是最早
的版本所完全没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泽东以对苏东坡的诗的评注来说
明他的观点，据认为苏东坡是彻底懂得普遍性与相对性之间关系的人。③
《辩证唯物论》的第二章有这样的话，因为“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
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我们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这种哲学
遗产反映了“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④很明显，这样的语言是毛泽东初次受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影响而暂时产生的惊骇的产物。它完全为他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取代，它并不体现他一贯的，甚至在 １９３７
年的立场。
如果我们现在具体地看一看毛泽东在 ３０ 年代末期对战略和策略问题的
分析，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在莫斯科的“世界无产阶级总参谋
部”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 １９３６ 年对它
做了概括。在回答斯诺的问题，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是否在苏维埃中国
和苏维埃俄国之间会有“某种形式的两国政府之实际合并”时，他声称：“我
们为一个解放的中国而战斗，当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移交给莫斯科！”他接
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反驳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争取胜利中，党应为全民族说话。党不能为俄国人或第
三国际的统治说话，只能为中国民众说话。只是中国民众的利益与俄国民众的利益一致，能说是
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吗？但是，当然，一旦中国民众和他们在俄国的兄弟一样，有了民主权力和获
得社会上政治上的解放，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会大大地扩大起来。①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在 １９３６ 年感觉到了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团结的
束缚。但是它也表明，对于毛泽东来说，团结并不意味着从属。如果其他情
况都一样，一个“解放了的中国”——就是说，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与
苏联将比与其他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是，如果情况不一样——如果莫斯
科不尊重毛泽东认为是正常的、适当的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政策在他的指
导下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
在 ３０ 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人，他们并不采取同样的独立态度，正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64 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7 页。
③ 《辩证唯物论》，第 8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5 卷，第 258 页。这里讨论的 这段话出自苏东坡的名
著《前赤壁赋》，原文是这样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
我皆无尽。”
④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75 页。
① 原载于 1936 年 2 月 3 — 5 日上海《大美晚报》；据收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419 页上的斯诺手稿。
如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一些人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准备比毛泽东更灵活一
些。从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４５ 年，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与所谓“国际主义的”
（就是亲苏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程，本书已
另有记述。在这里我们不拟谈论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或其不同派别之间的
权力关系，而是要谈毛泽东坚持独立于苏联监护之外的理论的性质与意义。
在毛泽东于 ３０ 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当中，在他相信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中国
人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方面，最大胆、最不含糊的标记是，“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一口号事实上只被中国共产党人使用了相对短的一段时期，开始于
１９３８ 年毛泽东第一次自己提出这一说法，而达到它的顶点，则在 １９４５ 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欢呼毛泽东在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