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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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也关系到满足高层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对
满足青年人欲望的资本主义的天然伙伴。①他这时已认定像这样的婚姻是“资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75—7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61—262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63—65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2—194 页。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75—76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61 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第 127 页（蔡和森 1920 年 5 月 28 日的信）和第 121 页（毛 泽东 1920 年 11 月 25
日给罗学瓒的信）。后一信也见于《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75—277 页。
④ 毛泽东就这个主题共写了九篇文章。关于这些文章的简短摘要，见李锐：《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第 110—111 页。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载在 1919 年 11 月 16 日和 28 日之间的长沙《大公报》，见《毛泽
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43—172 页。
① 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61— 163 页。又《改革婚
本主义的基础”，因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②
正当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李大钊在 １９２０ 年经历了国际主义的阶段，宣称人
类都是同胞的时候，③毛泽东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国人那样的革命观点的同时，
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主义的，都不应该
带有“爱国的色彩”。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应该主要（虽则并非仅仅地）在“中
国这一块地方”工作，因为那是他们能够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为中国
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败”，最需要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只
应该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不过在 １２ 月 １ 日给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却坚持学
会的宗旨应订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分辩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
分，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提。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重要的。④
至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实现变革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
东（萧瑜）和其他人细谈自己观点的信件，收到学会会员间在法国辩论这些
问题的情况的几封来信之后，于 １２ 月 １ 日回了信。蔡和森、萧旭东，连同毛
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几年中组成三人小组，自称“三个豪杰”。但是，
随着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已分道扬镳了，蔡和森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
东走向更温和的有模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泽东则不含糊地同意
蔡和森的观点——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俄国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批
驳萧旭东和罗素——这时他正在长沙沿着类似的路线演讲，赞成非暴力革
命，不要专政——的论点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
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总人口 １５ 亿，分成 ５ 亿是“资本
家”，和 １０ 亿是“无产阶级”①
很明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无产阶级，反映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
“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字面意思，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无产阶
级的概念。在以后的几年中，从理性上说，他开始理解得好一些，不过就本
能的反应看，这一中文说法仍否对毛泽东意味着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
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还有点不明确，他在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年冬这一时期，肯定是朝着与列宁对政治的解释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
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条列宁主义的原则，即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
这一点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点。在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回答
蔡和森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说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
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①的来信时，毛泽东写道：
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49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76 页。
③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第 327—329 页。
④ 《新民学会资料》，第 146 页和第 15—41 页，特别是第 20—23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144—152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89—296 页。关于蔡和森和萧旭东
1920 年 8 月的信，见《新民学会资料》，第 128—143 页。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论述了这个时期蔡和森对
毛泽东的影响，见《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发展：毛泽东在 1919—1921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 42 卷第 1
期 （1982 年 11 月），第 29—61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153—162 页。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
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
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
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
举以属之另一种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
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按：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
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②
在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中，毛泽东的
经验很清楚地分成三个部分，前两年他忙于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可以称为
他的工人时期。其后，在 １９２３ 年和 １９２４ 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他的“组织
员”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主要致力于组织农
民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农民时期。
关于这三个时期中的第一个时期，最令人惊奇的是，根据全部可得的主
要的和次要的资料，与这一时期前后所出现的情况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
贫瘠的。不管怎么说，他的工人时期所留下的著作数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热
情和辩才，而在其他场合，他却是很善于表现的。诚然，毛泽东同党内其他
人一样，在这前两年中都忙于组织工作。可是，主要的解释在于，毛泽东本
人从来没有真正过过工人生活，他曾过的是农民的生活和学生、城市知识分
子的生活。确实，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曾为工人办过夜校，还
在许多情况下交过工人朋友。可是，他对工人的问题的本能的了解却不完全
一样。所以，从长远来看，尽管毛泽东在许多工厂组织罢工，无疑对他的智
能和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可是在当时的收获却很微小。
颇有启发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国之外找到的毛泽东唯一完整的写于
１９２１ 年中期到 １９２３ 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况，一种销路很广的杂志在
１９２３ 年转载），事实上已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的尾声了。它就是《湖南
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是毛泽东终于设立那所引人兴趣的学校时，于 １９２１
年 ８ 月写的。①
这篇文字，正如 １９１７ 年以来毛泽东所表现的那样，强调学习过程中的
个人积极性和自我表现。它也是毛泽东在一年前写的有关湖南人的使命的一
些文章的回声。不过，尽管毛泽东有力地谴责了这一现象，“学术为少数‘学
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
他对所说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理解，与前一年 １２ 月给蔡和森的信中一样模
糊。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特别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章很少，间隔也远。李
锐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传记，是这一时期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也只能找到
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资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即毛泽东从事
② 《新民学会资料》，第 162—163 页。这封信和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 1 日给蔡和森和萧旭东的信，编在
《蔡和森文集》，第 37—40、49—73 页。毛泽东 1920 年 12 月和 1921 年 1 月给蔡和森的信，编在《毛泽
东书信选集》，第 1—16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81—84 页。这篇宣言刊载在《东方杂志》第 20 卷第 6 期（1923 年 3 月 1
日）。
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的时候，是他对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
治，供他人做试验的回答。他写了很有特点的几句话：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
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
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快快脱去长衣！①
我们在此又一次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寻求改革社会的人（因为
这位《大公报》编辑声称他也要这样做）应“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观地
位，或认为比普通人优越。可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
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可能《大公报》不是提出这种思
想的地方，不过李锐不可能从毛泽东作为劳工组织者的时期引用有关这一主
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１９２２ 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
（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
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
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
验，于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
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
组织——合作过。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
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
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回
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②
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
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可是，
他是第一批积极参与执行这种模式的人中的一个。１９２２ 年夏，毛泽东参与组
织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长沙支部书记的资格给团中央写报告。１５ 个
月以后，即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
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①
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
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
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
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是 １９２３ 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
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
是毛泽东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他宣称，在中国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
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关于三派中的第一个派别，他写道：“当然，革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28—430 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 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
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 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89—107 页。
① 见毛泽东 1922 年 6 月 20 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 1923 年 9 月 28 日《致林伯渠
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4 页。
命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共产派与国民党合作。”
非革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