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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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
觉不可。”①
自然，这种有效行为的关键首先在于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儒家传统。
但是，像这些段落的主要启示无疑来自折衷主义的，然而却基本上是西方化
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毛泽东从阅读《新青年》和听他的伦理学教师和未来岳


毛泽东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5　页。
② 颜元：《四存编？存学》，第　63　页。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1　页。



父杨昌济的课吸收来的。
杨昌济不但是康德和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他
教伦理学，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
会的正大光明的人。②为此，杨昌济自编一部修身讲义，书名为《论语类钞》，
从《论语》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借孔门的话来申述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该书第一篇就是“立志”，其中说，“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③
和杨昌济一样，毛泽东特别强调意志的作用。他在　１９１７　年发表的那篇文
章中写道：“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
业之先驱也。”①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人生观中的
一个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毛泽东在他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给宫崎滔天的信》中，
邀请宫崎在第一师范学校黄兴纪念会上讲话，他自称“颇立志气”。②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以真正中国人的方式，认为要得真志，非先领会哲
学伦理学和得到启发不可。毛泽东在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
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
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然而，这不只是主观态度问题，需要行动
和献身：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
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③

以下的事实提供了毛泽东当时总的政治立场的若干观念：他说，今之有
治天下之法的人，只有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三人。其中独康有为似略有本
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愚
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像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样，用曾国藩
谥号。④
尽管如此，１９１７　年的毛泽东思想的模式决不是纯粹传统的。毛泽东所要
实现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富强和振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
之组织极复杂，民智淤塞。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是有
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
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要本源，本源
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
之一体。毛泽东接着写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


② 斯诺：《西行漫记》（中文版，董乐山译，三联书店， 1979　年），第　121—122 页。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30　页。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5　—　6　页。
② 这封信载于《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33　页。关于毛泽东写这封信时的环境， 见戴：《毛泽东，1917—
1927　年：文献》，第　18—20　页。
③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毛泽东著作汇编（《资料选编》第　10—11　页）中， 这封信被判定是写给杨怀
中（杨昌济）本人的，而其实是写给黎锦熙的。关 于这封信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23
页；这里引用的一 段在第　20—21　页。




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泽东认为，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他写道，中国
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须加以变换。
①
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进步的障碍，但是，
他不主张把全盘西化作为补救之道。针对杨怀中所说的“日本某君”认为东
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
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②
然而，说过这一点之后，毛泽东开始进行显非墨守传统的论述，认为在
观念和道德基础上统一思想的活动中，与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
子确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基础
上生存，小人累君子。这样，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当教育和改
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鹄。当时，毛泽东已主张组织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
长的私塾，而且主张出洋求学。①
关于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实践主题，毛泽东在　１９１７
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卫生之术者亦不少时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
在实行。”②毛泽东之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往往被人归因于王阳明，但这
只是推测；在任何有名的毛泽东著作中，一点也没有提到王阳明。总之，与
五四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更有关系的，是毛泽东在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年所吸收的
西方化思想。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两年，思想发展很快。在那个时
候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许是明显和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
毛泽东在对德国新康德派学者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写
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
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
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③

和当时年长的和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或鲁迅一样，毛泽
东已经利用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的观念作为冲破古老的文化和
社会的罗网的武器。他决非不知道实现个人所必需的社会结构。他说，且团
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0　页。
② 同上书，第　20—21　页。按照毛泽东所抱的中国也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观点， 他是遵循他的老师杨昌济
的基本方向，杨昌济在海外长期留学时改名怀中， 以表达他的爱国感情。关于这点，见李锐：《学生时代
的毛泽东》，《时代的报 告》第　12　期（1983　年　12　月），另见转载这篇文章的《新华文摘》 1984　年第　　1
期，第　178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2—23　页。
②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7　页。
③ 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110　页引文。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 理学原理》的批语，在《毛
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19—47　页全文转载。



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在个人和国家即国民的这种复杂关系中，毛
泽东强调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他说，泡尔生强调个人由国民而发生，是因
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①
的确，处理对立的关系的辩证法，从这个时候起是毛泽东思想的表征之
一。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同一来对待的对偶中，有观念即实在，有限即
无限，高即卑，阳即阴，以及　２０　年后被苏联哲学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
毛泽东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
用产生的。（毛泽东说，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实行而
不唾弃，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于物质不灭，人和社会也不灭，虽然人
和社会经常通过改良和革命而改变和振兴。因此，正如他所说的，他不再忧
虑中国将亡；中国将通过改建政体和变化民质而生存下去。人类之有进步，
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有一种之知识，
而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他写道。“知也，
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之所凭借只能在于“国家社
会种种之组织”。②
于是，毛泽东强烈地重申他在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
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且着重提出组织起来进行改良的重要性。这两点是毛泽
东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和　８　月发表的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
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这篇在　１９１９　年发表的文章①的最令人惊异的，无疑是他把马克思
和克鲁泡特金作比较的段落：


联合以后的行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
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
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这派
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生于俄国
的叫做克鲁泡特金。②

李锐在逐字引用这段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
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
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21、40—41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28—34、37—39、42、45—46　页。这些引文大 多数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
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114—116　页。
① 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泽东的《民 众的大联合》，附于宣道华
《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 刊》第　49　期（1972　年　1　—　3　月），第　76—105　页。又
见戴：《毛泽东，1917—　1927　年：文献》，第　85—100　页。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泽东集》第　1 卷
第　57—69　页见到。
② 《中国季刊》第　49　期，第　78—79　页。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 入在他的　1957　年版《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　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
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 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著作 之一”
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06　页）。正如下面 所指出的那样，李锐在这部著作
的　1980　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③但是，虽然毛泽东无疑在　１９１９
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却很难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中找到
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成分。甚至连阶级斗争、辩证法或唯物史观之类观念
也未被提到，而“阶级”一词只被用过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
意义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贫者、强者和弱者的“阶级”）。①如果说
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学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
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作者传播并改变了的
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
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
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
毛泽东　１９１９　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
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
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
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②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
人，正是胡适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