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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章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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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
觉不可。”①
自然,这种有效行为的关键首先在于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儒家传统。
但是,像这些段落的主要启示无疑来自折衷主义的,然而却基本上是西方化
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毛泽东从阅读《新青年》和听他的伦理学教师和未来岳


毛泽东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5 页。
② 颜元:《四存编?存学》,第 63 页。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1 页。



父杨昌济的课吸收来的。
杨昌济不但是康德和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他
教伦理学,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
会的正大光明的人。②为此,杨昌济自编一部修身讲义,书名为《论语类钞》,
从《论语》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借孔门的话来申述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该书第一篇就是“立志”,其中说,“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③
和杨昌济一样,毛泽东特别强调意志的作用。他在 1917 年发表的那篇文
章中写道:“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
业之先驱也。”①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人生观中的
一个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毛泽东在他 1917 年 3 月《给宫崎滔天的信》中,
邀请宫崎在第一师范学校黄兴纪念会上讲话,他自称“颇立志气”。②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以真正中国人的方式,认为要得真志,非先领会哲
学伦理学和得到启发不可。毛泽东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
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
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然而,这不只是主观态度问题,需要行动
和献身: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
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③

以下的事实提供了毛泽东当时总的政治立场的若干观念:他说,今之有
治天下之法的人,只有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三人。其中独康有为似略有本
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愚
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像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样,用曾国藩
谥号。④
尽管如此,1917 年的毛泽东思想的模式决不是纯粹传统的。毛泽东所要
实现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富强和振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
之组织极复杂,民智淤塞。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是有
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
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要本源,本源
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
之一体。毛泽东接着写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


② 斯诺:《西行漫记》(中文版,董乐山译,三联书店, 1979 年),第 121—122 页。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30 页。
①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5 — 6 页。
② 这封信载于《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33 页。关于毛泽东写这封信时的环境, 见戴:《毛泽东,1917—
1927 年:文献》,第 18—20 页。
③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部毛泽东著作汇编(《资料选编》第 10—11 页)中, 这封信被判定是写给杨怀
中(杨昌济)本人的,而其实是写给黎锦熙的。关 于这封信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23
页;这里引用的一 段在第 20—21 页。




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泽东认为,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他写道,中国
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须加以变换。

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进步的障碍,但是,
他不主张把全盘西化作为补救之道。针对杨怀中所说的“日本某君”认为东
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
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②
然而,说过这一点之后,毛泽东开始进行显非墨守传统的论述,认为在
观念和道德基础上统一思想的活动中,与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
子确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基础
上生存,小人累君子。这样,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当教育和改
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鹄。当时,毛泽东已主张组织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
长的私塾,而且主张出洋求学。①
关于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实践主题,毛泽东在 1917
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卫生之术者亦不少时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
在实行。”②毛泽东之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往往被人归因于王阳明,但这
只是推测;在任何有名的毛泽东著作中,一点也没有提到王阳明。总之,与
五四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更有关系的,是毛泽东在 1917—1918 年所吸收的
西方化思想。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两年,思想发展很快。在那个时
候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许是明显和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
毛泽东在对德国新康德派学者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写
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
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
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③

和当时年长的和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或鲁迅一样,毛泽
东已经利用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的观念作为冲破古老的文化和
社会的罗网的武器。他决非不知道实现个人所必需的社会结构。他说,且团
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0 页。
② 同上书,第 20—21 页。按照毛泽东所抱的中国也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观点, 他是遵循他的老师杨昌济
的基本方向,杨昌济在海外长期留学时改名怀中, 以表达他的爱国感情。关于这点,见李锐:《学生时代
的毛泽东》,《时代的报 告》第 12 期(1983 年 12 月),另见转载这篇文章的《新华文摘》 1984 年第  1
期,第 178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2—23 页。
②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第 7 页。
③ 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110 页引文。毛泽东对泡尔生著《伦 理学原理》的批语,在《毛
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19—47 页全文转载。



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在个人和国家即国民的这种复杂关系中,毛
泽东强调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他说,泡尔生强调个人由国民而发生,是因
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①
的确,处理对立的关系的辩证法,从这个时候起是毛泽东思想的表征之
一。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同一来对待的对偶中,有观念即实在,有限即
无限,高即卑,阳即阴,以及 20 年后被苏联哲学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
毛泽东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
用产生的。(毛泽东说,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实行而
不唾弃,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于物质不灭,人和社会也不灭,虽然人
和社会经常通过改良和革命而改变和振兴。因此,正如他所说的,他不再忧
虑中国将亡;中国将通过改建政体和变化民质而生存下去。人类之有进步,
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有一种之知识,
而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他写道。“知也,
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之所凭借只能在于“国家社
会种种之组织”。②
于是,毛泽东强烈地重申他在 1917 年 4 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
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且着重提出组织起来进行改良的重要性。这两点是毛泽
东在 1919 年 7 月和 8 月发表的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
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这篇在 1919 年发表的文章①的最令人惊异的,无疑是他把马克思
和克鲁泡特金作比较的段落:


联合以后的行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
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
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这派
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生于俄国
的叫做克鲁泡特金。②

李锐在逐字引用这段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
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
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21、40—41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9 卷,第 28—34、37—39、42、45—46 页。这些引文大 多数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
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114—116 页。
① 我已在《中国季刊》发表这篇文章的英译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泽东的《民 众的大联合》,附于宣道华
《从“民众的大联合”到“大联盟”》,《中国季 刊》第 49 期(1972 年 1 — 3 月),第 76—105 页。又
见戴:《毛泽东,1917— 1927 年:文献》,第 85—100 页。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泽东集》第 1 卷
第 57—69 页见到。
② 《中国季刊》第 49 期,第 78—79 页。可以理解的是,这段文字没有被李锐收 入在他的 1957 年版《毛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所载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 因为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锐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
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 泽东“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重要著作 之一”
的观点(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 106 页)。正如下面 所指出的那样,李锐在这部著作
的 1980 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③但是,虽然毛泽东无疑在 1919
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却很难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中找到
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成分。甚至连阶级斗争、辩证法或唯物史观之类观念
也未被提到,而“阶级”一词只被用过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
意义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贫者、强者和弱者的“阶级”)。①如果说
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学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
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作者传播并改变了的
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
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
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
毛泽东 1919 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
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
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
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②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
人,正是胡适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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