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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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以谋取其自身利益的努力。然而，过错与其说是出于这一政策本身，不如
说是出于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估价，以及导致这些估
价的那些主要假定。因为这一政策是在错误地预测共产党人获胜机会的基础
上制定的。流行的看法是，如 １９４８ 年马歇尔告知国会的，政府不能打败共
产党，而共产党实际上也不可能打败政府，美国公众对后一种可能性从没有
思想准备。美国的决策者们好像也从未仔细考虑过中国可能被国民党以外的
任何党派统治，或者国民党由蒋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领导。在 １９４８ 年晚期的三
大战役之后，甚至当蒋介石都承认其失败的必然性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才转
而把南北分治的打算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关于中国内战的被期待
的方案，因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僵局。
国民党政府的虚弱对所有观察家来说都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但共产党的
实力却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想对这种情况加以说明的美国
外事处官员的代言人，在赫尔利事件后都保持沉默；在随后的内战年代，共
产党统治区内没有美国的外交观察家。与此同时，对可能的危险的反感，甚
至似乎阻碍了对此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因为把这种思考归入了颠覆活动的
禁区。因此，美国人最根本的失败，就是放弃自己根据与自己不同的任何条
件去考虑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估计到
共产党可能占上风，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么。结果，他们也不真正了解国民
党政府在打败其敌人之前所必需进行的变革；或不真正了解实现这些改革所
必需的时间，即使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同时也不了解当国民党政府明显缺少
国的失败》，第 349—493 页。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2 卷，第 758—814 页。
这种愿望时，美国如何才能激发起这一愿望。１９４８ 年底到 １９４９ 年初的美国
外交急件，当它们对总是“迅速恶化的形势”的权宜补救办法进行评价时，
其中不知不觉表现出来的悲观绝望语调，表明了对以上所有考虑缺乏理解。
这一失败导致了多年对“失去中国”的痛苦而无济于事的反责，让个别美国
人对此负责，似乎中国是他们失去的。
然而，在后来的几年里，人们终于能更冷静地思考这一事件了。由于中
共领袖在 ４０ 年代同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各种尝试变得更广为人知，于是便出
现了大量关于“会是怎样”的推测。这些尝试包括，毛泽东在 １９４４ 年对迪克
西使团的声明；１９４９ 年夏邀请美国大使 Ｊ．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周恩来以
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科恩为居间人，在同一时间对美国人所表现出的格外
接近。①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这类表示都没作出积极反应。但是，在 他
们之间除了一种沟通渠道外，是否还能有任何其他举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
不管怎样，存在这种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乎情理的。美国的决策者及
其国内舆论，由于全神贯注于苏联不断扩张的势力和出于对共产主义不能缓
解的担心，在 ５０ 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他们不想进行更灵活和经过选择地接
近中国新政府的尝试。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不想用过多的力量使自己置身
于这一时期不断加剧的冷战的紧张状态之外。左右着当时美国外交报告和舆
论的不肯妥协的反共论调，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的中共官方声
明刺耳的反美主题，是不相上下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姿态凑在一起，表明
分歧很大，需要 ２０ 多年的时间才能消除。
① 关于迪克西使团，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关于北平方面的邀请，见 托平：《两个中国之间的
旅行》，第 81—90 页；邵玉铭：《司徒雷登与 1949 年 美国…中共和解》，《中国季刊》第 89 期（1982
年 3 月），第 74—96 页；《美国 对外关系，1949 年》第 8 卷，第 766—770、779、784—785、791 页；
关于周 恩来同美国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国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 357—360、372— 373、388、389、
397—399、496—498、779—780 页；埃德温？W。马丁： 《周恩来外交新方针》，《外事杂志》 1981 年
11 月号，第 13—16、 32 页。
第 １４ 章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即已显示的那样，既是
１９４９ 年以前他的经验之综合，也是以后他的许多政策之母。对毛泽东的思想
在他前 ３０ 年的积极政治生涯中的发展，本章力图提供佐证，并且加以解释；
同时也试图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在取得政权以后所出现的一切。在强调早期毛
泽东头脑中最为关心的东西的同时，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观念，它们的含
意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应已十分清楚，从 １９１２ 年（当时毛泽东 １８ 岁半，在革命军
中当兵半年以后又继续求学）到 １９４９ 年（当时他成为统一的中国又有称号又
有实权的统治者）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影响深远的不
断大变革时期。在毛泽东一生的前 ５０ 年中，他事实上经历了这个国家历史上
好几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形成他对中国诸多问题的观念以及如何解决这
些问题的想法的经验，因此不仅每隔十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每年都有重
大变化。使毛泽东思想与活动十分复杂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条理化和清晰明
确的这一努力，采取部分地编年，部分地按题论述的方法。首先考察毛泽东
从成年初期到 １９２７ 年的政治思想发展，他 １９２７ 年第一次投身于有独有特征
的农村革命斗争。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年
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
从 １９１５ 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
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
之后开始的。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
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当然，每一代人都
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
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不同的时代。
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 １９ 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中期，
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或许再也
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一句话，老一辈人对中国方式的持久的优越性深信
不移，并以此自慰，五四这一代人对这一点是知道的，不过他们决不可能怀
有这种简单的信仰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信奉了
西化的意识形态，并终生不渝；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既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
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烙
印。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
活。
毛泽东二十来岁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代零碎的资料、他自己的回
忆录，以及多年以后别人的回忆录中看到。①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于我们的视
野，是大约 ２３ 岁时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
上。
虽然毛泽东的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之
前很久写的，但是，这篇文章展示许多后来可以见到的他的人性品质和思想
线索。贯穿全篇文章的最大忧虑，也可以说是耿耿于怀的思想，就是忧虑中
国会亡国。亡国，这个在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普遍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
在这篇文章的劈头几句被有力地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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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①？
① 关于毛泽东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叙述，可见于李锐撰写的毛泽东早年的 传记，最初发表于 1957 年，
书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部著作已由安东尼？S。萨里蒂翻译成英文，由熊玠编辑，宣道华
作导言。而今，李锐已推出这部著作经过大量修改和扩充的第二版，书名改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这个版本收入大量新资料，包括一整章叙述五四前后毛泽东思想的资料，这一章原载于《历史研究》 1979
年第 1 期，第 33—51 页。今后第二版版本应被视为标准本。在一些情况下，为便于非汉学家读者阅读，我
也引用英译本。
①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 3 卷第 2 期（1917 年 4 月），（每篇文章分别
编页）第 1 页；这篇文章的英译文载于宣道华：《毛泽东 的政治思想》，第 153 页。这部著作收入毛泽东
1917 年写的这篇文章的摘录。 我也已在我的专著《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刊载这篇文章的全译文。1975
年，M。亨利？戴把这篇文章全文翻译成英文，载于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学位论文《毛泽东 1917—1927
年：文献》，第 21—31 页。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收入在东京出版的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 1 卷所收全部
中文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文，附有引人兴趣和有创见的、但往往不足以令人相信的评论，对增进我们在青年
这样，毛泽东一笔便说出了贯穿他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行动的两大主
旋律：爱国和尚武。但是，如果他显然在这篇文章中心怀那种可以笼统叫做
爱国目标的思想，那么这个时期他的爱国思想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显
然，检验的标准，是他是否认为富强的目的以任何方式与国家富强的先决条
件即社会文化的革命连结在一起。其实，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关心
中国命运，但对改良，更不用说革命几乎完全不感兴趣的毛泽东。
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余处经典引文或明显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处
中，有 １２ 处属于儒家经典；一处属于儒家实在论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驱；
两处属于宋代理学家、儒家经典集注家朱熹；一处属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
家颜元。也有三处属于毛泽东喜爱的道家经典《庄子》。毛泽东在这个时期
的知识范围显然很广，因为他顺便提到各代一些较小的著作家的不为人知的
生平细节。（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经典的 １２ 处中，竟有 １１ 处涉及
《四书》的基本核心。）
然而，虽然没有明显地涉及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
是，这篇文章包含许多源自中国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传统者的思想痕迹。首
先，如上引文章劈头几句所表达的，强调武风的价值，然后总结又说“夫体
育之主旨，武勇也”。①为证明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毛泽东举出许多古代英雄
豪杰的实例，并引用颜元的话，颜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轻武”，以致造成违
反孔子教导的有害传统。②大约在他为《新青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
在 １９１９ 年写的一封信，明显地勾勒出了当时毛泽东思想从中发展出来的双重
来源：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
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③
这样，毛泽东一开始不仅强调体，即物质实体的极重要意义，而且赞扬
古代的勇。当然，毛泽东主要不是从书本导出他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和 ２０
世纪初期的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毛泽东发展他的思想是对当时与明末相似
的环境作出的反应，那时由于军事积弱，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
到了威胁。
如果尚武是毛泽东思想中保持不变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篇 １９１７ 年发表
的文章还有一个基本主题，而且是更明确地显示现代影响的主题，就是自觉
和自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有力地提出这一点：“坚实在
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
觉不可。”①
自然，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