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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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与这种开明的多元论脆弱的发展平行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是接
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体系，一种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倾向。
③从一开始，中国革命者就倾向于把俄国看作“全世界革命进步的范例”。人
们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许多社会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因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
遗产连同其对“人治”的信仰而加强了。④简单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不够的。人
们已经不是仅仅抽象地研究理论，因为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把名流和城市居
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政府若不能满足人们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对经济进
步、国家强盛公平原则和代议制的渴望，那么，容易激动的、独立的诸多城
市集团就不会给予政府以真正的合法性。
在这种形势的背后，国家权力合法化的神话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威严
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帝王的统治受到支持，是靠他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行
为，能在包括自然和人类的有机整体宇宙的中心点发挥作用。礼天生地深深
植根于这一有机的宇宙之中，所以帝王的统治是物性中所固有的，而不是像
在西方那样，是由一个超验的神或法从人类舞台之外强加的。①中国统治者凭
借在国内维持统一，更容易在与国外交往中维护其对其他统治者的绝对优
势。但是在 １９ 世纪，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边缘的扩张，破坏了中国与毗邻国家
的宗主－纳贡关系，随之也毁灭了天子所要求的绝对优势。②清朝在国际上的
软弱，连同西学的流入，破坏了至尊的儒家思想的权威性。
在 ２０ 世纪，它为最高国家权力归于汉族的民族主义神话所取代。《孟子》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名言，可以重新解释为一种中国形式的
民众主权。这一西方的观念早有拥护者。梁启超是它最早的推广者之一。这
一观念又为孙逸仙所采纳，并早在 １９０５ 年就郑重地载于三民主义之中。民众
主权的神话表示了政治觉悟的提高、参与和动员，但它很少讲到如何把民众
政治联结到国家的权力结构上去。
① 见本书第 2 章。
② 见本书第 8 章。
③ 《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446—450 页（史华慈著）、505 514 页（陈志让 著）。
④ 贾士杰：《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狄百瑞提出“人权政 治”（与神权政治相对）
概念，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 131 页。
① 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是自存的，自然地自生的宇宙的主要特点是没有外在 于宇宙的造物主、神、终极
原因或意志”。牟复礼：《中国的思想基础》，第 18 页。天命，“清帝国的基础”（顾立雅：《中国国
家管理的起源》，第 93 页），必 须被看作是在这个自然的内在的框架内起作用；孔斐力也在《晚清关于
政体 的种种见解》第 5 — 9 页同欧洲人的看法对比，讨论这个问题。
② 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政党是在新的共和制下真正实行民众主权的工具。政治制度上的大革新
是在 １９１２ 年以后的 １０ 年内开始出现的，作为君主制政府的后继者的政党专
政。一个单一的政党作为动员、灌输和控制的工具的出现，意味着作为多元
的、代议制度的结党活动在中国的失败，也是议会政治的失败——一种在 ２０
世纪发展较迟的工业国家广泛遇到的现象。
同盟会在 １９１２ 年扩大，组成一个议会的政党——国民党之后，它在多党
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因袁世凯的独裁而夭折。然而，名流政党是一个社会组织，
比小派别更有原则性，比阴谋活动更为公开，这种看法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
响。尚未建立起来的是立法和行政两权分立的理论，而这正是正直的西方式
反对派有实效的政治斗争的先决条件。可是，旧式的对个人的忠诚，继续产
生宗派主义，并且在没有合法政府的情况下产生分裂。孙逸仙不愿采取西方
民主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是加上了考试权和监察权，创立
了五权宪法，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所采用。①中国的这种五权分立，工作起来
并不比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优。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时，他把权力建立在
党、军队和政府的三元基础上，每一系统都由他亲任首脑。同样，法律为满
足商业的需要虽然有所发展，实则仍只是行政的工具，宪法几乎像美国政党
的党纲一样易于更改。
在如此不利于多党制的情况下，中华民国的政党沿着两条交叉的路线发
展——一是作为灌输和控制的手段，一是作为革命动员的工具。孙逸仙早年
发展了训政概念，认为政党的使命在于动员民众参与政治，同时指导民众的
政治行为。在这个观念的背后，存在历史悠久的孔孟信条，即伦理教导和楷
模的力量导致美德和善行。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维新派与革命派已经一致
认为，中国的领导人物必须训练迄今在政治上缺乏活力的民众作为公民积极
地参与新形式的国家政治。到了 １９１４ 年，在孙逸仙的观念中，训政任务必须
由拥有专政权力的政党来承担。②这样，甚至在列宁主义政党的专政尚未在俄
国实现并移植到中国之前，就已为它的专政准备了条件。
由政党垄断灌输和动员民众的主张，如果同政府权力结合起来，就具有
空前的控制潜力。如果官吏除去通常考虑的利害和忠诚之外，不受任何检查，
那么，现代运输、通讯和火力的技术与现代灌输、操纵和控制的技术结合在
一起，就开辟了 ２０ 世纪干涉主义的政府几乎不受约束地渗透进社会的可能
性。在王朝统治下，儒家仁政的神话和实际的技术限制，保持了帝王的威望
和国家高压统制之间的平衡。维持公共秩序和适当的行政，不仅依靠监视与
高压，也依靠广泛地、持续不断地灌输儒家的等级制原则和相互依赖的原则。
科举制意味着思想合适的人向上流动。儒家关于不同等级的义务与责任的说
教在乡村得到了执行，并且渗透到家族体系中。政府靠道德权威的程度，几
乎和靠高压手段相同。
皇帝的消失也结束了他的道德权威，其后袁世凯与军阀政府由于缺乏合
法性，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军事实力。在 ２０ 年代，当国民党和共产党按列宁主
义的模式组织起来时，两党以各不相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为基
础，都对合法性提出新要求。然而，两党不久都不承认对方的道德合法性，
并力图消灭对方。
① 罗伯特？E。贝德斯基：《现代中国的建国：战前时期的国民党》，又钱端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
② 弗里德曼：《退向革命》，又乔治？T。于：《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国民党， 1912—1924 年》。
列宁主义政党的第二种作用——也是它出现在 ２０ 世纪中国的原因——
是作为革命的一股力量。革命政党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急切地关心普通老
百姓的平等；要求承认科学的威力并为行动提出战略战术的世界观；爱国的
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在规定排他性同志关系的同时，能够满足最坚持是
非之心的大胆反叛等等。对正在成为中国救星的化身的党的忠诚，是一条前
进之路。①
然而在民国时期，这些吸引力，是以党继续起政治和社会变革工具的作
用为基础的。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作为革命政党而建立的。这些
共同的起点，再加上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统治的态度，使得他们
早期有可能合作。但是，毫无疑问，在两党获得支持的那些名流当中，支持
革命的意见并不一致。此外，１９２３ 年至 １９２４ 年期间，国民党的列宁主义的
改组，对原已成堆的地方派系和个人派系——它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１９０５
年同盟会的合并之前——又是一种新的增加。在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２８ 年间，赞成
社会暴力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要末赞成非暴力变革，要末赞成维持社会现状
的国民党右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又增加了旧有的派系活动。这
时，集中了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政治会议，很快为军事领袖蒋介石所
支配。对左派党员的清洗削弱了信念，而且，由于国民党变得更像一个维持
现状的党，孙逸仙的思想只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口号上，已不能吸引多少知
识分子。国民党虽然有每周小组例会以及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集中制控
制，但它一直充满了严重的派系斗争。
中国共产党将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
做得更有成效。当他们被迫在城市转入地下，被挤到国民党和军阀统治薄弱
的边远农村地区时，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灵活地适应环境。但是，他们更
加旗帜鲜明地献身于原先的革命事业。
本卷的后面几章，将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中国政府的问题进行评价。
总的来讲，民国时期的几届政府在清政府曾行使权力的不太需要雄心的领域
内，不如清政府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官员进行干涉的雄心超出
了他们的能力。这样，当他们不愿和那些本可支持和参与他们政权的城市名
流分享权力时，政府官僚们的负担就增大了，当他们的合法性有赖于统一的
中国时，尤其如此。对下述论题，可以大加议论，即国民党政府声称要包揽
——至少是潜在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所有地区，这就产生了如此巨
大的控制问题，以致政府的大部分精力消耗于自我维系之中。这像经济上“高
级平衡阀”的一个对应物，在政体上可以称为“安全维系综合症”。国家税
收不得不流向与竞争者作战。官吏们不可信赖，特别是在下层。①官僚间彼此
监视，注视着永远可疑的群众，其程度之严重使得变通和革新变得困难重重，
特别是在 １９２７ 年国、共分裂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以后。
在重新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另一部分困难在于 １９ 世纪即已开始的名流阶
层的积极精神和从事政治活动。面对已经组织起来增进其自身利益，或对国
家政策已有自己议程的名流，民国时期自封的法定政府不得不扩大自己的权
① 见陈志让《对马克思主义的皈依》，《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
① 杜阿拉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第 327—336 页认为，虽然官僚机构在河北省 下伸到了区一级，但是，
区以下的官员仍没有被上级有效地控制。盖泽特著 《权力与社会》第 260—261 页断定，在江苏，南京政
府的官僚机构是添加在 既有的名流控制的结构之上，而没有清除地方名流的权力。
力。基础牢固的农村名流、城市商人和专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都给国民政
府提供某种支持，但是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效忠过。②对不同政见的压制，
由于疏远了越来越多的观望者，恰恰导致了令人担忧的不信任和反抗。国民
党政府专心致志地扩大和保护他们的权力，仍未能有效地掌管地方事务，也
不可能制定一些能扩大群众参与政府工作的制度。许多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
相互助长；而那些既不宽容政府，又不愿冒险去反对它的人，则退而从事个
人的追求或地方事务。
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三个政治活动领域。首先，是在一个范围狭小的圈
子里，政府内或政党内的派系争夺权力，而外界那些可为这种政权接受的人，
则同官员建立联系，以保护或增进自身的利益。①第二，是城市里反对派的政
治活动，包括群众游行示威和其他通过组织活动和报刊表达的异议。有时采
取暴力方式的名流人士（和工人运动的某些同盟军）的动员，逐渐与在城市
里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的秘密组织活动融合在一起。第三，是农村中
的政治活动，包括这样一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如怀有自治野心的地方军事首
领的争斗，政府致力于收税和纳税人尽力逃税，以及地主对农民非政治性的
社会反抗的压制。②这些政治关系遵循庇护和掮客的模式，当这些运转机制崩
溃时，暴力活动便随处可见。
共产党被赶出了由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后，在农村推行其革命纲领，并在
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同当地的当权者在战时环境下展开了竞争。③共产党人还没
有国民党政府所担负的种种行政问题的负担，得以采取各种灵活政策，在他
们试图建立根据地的任何地方，发动群众倾诉最为紧迫的社会苦难，以推动
② 国民党与社会名流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