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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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第 77—82 页。
和平使团的失败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位新的美国大使 Ｊ．司徒雷登博士
被任命来填补赫尔利辞职以来一直空缺的职务。司徒雷登于 ７ 月份抵达之
后，分担了马歇尔的越来越徒劳无益的调停任务，直到后者在 １９４７ 年初被召
回美国。但是，他们继续努力的结局，已因政府对共产党统治区的相互配合
的全面进攻而确定，这一进攻在 ６ 月休战告终后不几天就开始了。
进攻开始后不久，美国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仍试图抓住最后
的机会来挽救和谈。他们提议在 ８ 月 １ 日组成一个五人谈判会议，包括两名
政府代表，两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担任主席。蒋介石要求以共产党
军队大范围撤退——实际上是从所有他作为进攻目标的地区撤退——作为先
决条件。共产党拒绝同意，除非他们要撤离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满意
解决。在这期间，军事行动继续进行，而且在 ８ 月 １９ 日，即政府军轰炸延安
后不久，共产党宣布在他们权力所控制的整个地区进行战争总动员。
当政府向共产党所控制的城市张家口进攻还在继续之际，马歇尔于 １０
月初劝华盛顿将他召回，他认为，和平谈判现在很明显正被利用来作为政府
向共产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伪装。为了阻止马歇尔以此为理由辞职，蒋介
石宣布张家口实行短期停火，中共对此加以拒绝，认为它不能解决问题。在
整个 １９４６ 年，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要求政府撤回到 １ 月 １３ 日关内停
战时和 ７ 月 ７ 日东北停战时的位置。政府方面拒绝这一要求，它的军队于 １０
月 １０ 日占领了张家口。
接着，政府单方面召开了国大。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理由是国民党并
没有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改组政府议案的条款。周恩来于 １１ 月 １９ 日返回
延安，这一姿态标志着中共正式从调处活动中退出。１２ 月初，共产党表示，
他们不愿意继续受美国的调停，并向南京提出了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即解
散国大，政府军撤回到 １ 月份的位置。这些条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双方至
此都已认定，他们在战场上能比谈判桌上更有所获。
随着 １９４６ 年的发展，马歇尔作为调停人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尽管在这
个时候还不能预见，但他的难题包含了所有将在未来几年中使美国对华政策
遭受损伤的因素。对于美国所起的作用，国共双方都越来越感到愤慨，这种
愤慨与 １９４６ 年他们之间相互采取的日益生硬的态度是并行的。国民党内的主
战派——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 ＣＣ 系领导——把美国的调解努力视为对他
们铲共计划的阻挠，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铲共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
种看法后来为美国的支持者所极力推行。
也许更具有影响的是国民党政府内的普遍愤慨情绪，这种愤慨情绪是美
国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提到这一不必要的建议时指出，
在过去，“一个政府告诉另一个政府它该做这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①
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知道，后者无法劝诱前者实施那种挽救正在败
落的命运所必需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此外，国民党领导人也清
楚地意识到，不论美国人可能对他们如何失望，资本主义的美国都会在任何
同共产党人的生死较量中支持他们。②
① 约翰？鲁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第 330 页。
② 关于最近出版的专著提到这种看法，见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国民党中国的衰落及其对中美关系
的影响，1949—1950 年》，载多萝西？博格等编：《不确定的年代》，第 63 页；以及同一作者：《屈辱
的模式》。
共产党方面也明白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基本事实。但他们的声明强调
马歇尔立场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尽管——一点不假——甚至直到调解努
力可能成功的托辞不再能保持的时候，共产党人才选择使这一点上的压力逐
步升级的办法。不过，马歇尔还是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图居间
促成和平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却又代表向争端中的两党之一提供援助和支
持的主要国家。
根据对 ３９ 个步兵师和空军的供应计划而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装
备，在日本投降时的交付量大约只有一半。其余的部分是在后来交付的，其
时这些武器要用来对付的敌人已经很明显了。在政府与中共为接收日占区领
土而展开的竞赛中，美国将政府军运往这些地区，从而向政府提供了援助。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利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去控制这些地区，以待政府军的
到来。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也就是整编军队方案公布的那天，美国还批准在
中国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军队。这个顾问团于 ３ 月份
成立。美国人还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中国计划提供了 ５ 亿美元，其
绝大部分都交给了国民党统治区。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缔结租借“供应线”贷
款协定，据此美国增加了给中国政府的追加贷款，用以购买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就已约定，但迄未根据战时租借法案交付的民用装备和物资。接着，在
８ 月份，也就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地区的进攻已经开始之后，美国人还缔结
了另一项协定，批准以 １．７５ 亿美元的总价格，向国民党政府贷款出售价值为
９ 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这种“民用型”物资包括小型船只、车辆、建筑
材料、空军军需物资和材料，以及通讯设备。与此同时，有关美国与中国政
府间通商与航海的友好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中。①
就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得到承认的政府而言，这样的援助可能是完全合
法的。但是，放在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中来看，马歇尔作为敌对两党之间不偏
不倚调解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由于他的国家对国民党政府连续不断的战略
性支持而受到损害。共产党对 １９４６ 年夏季期间这种关系的宣传攻击逐步升
级，他们指责美国加强政府的军事力量，因此是怂恿国民党以军事手段解决
冲突。美国暗自承认这一指控言之成理，于是从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底禁止船只装运
武器弹药到中国。这就是马歇尔所声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行动路线以及影
响军民两方面政治反动派确定了的立场与计划的努力”的一部分。①
尽管如此，禁运还是在 １０ 月份被部分解除，并于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完全取消，
这就以实例证明了马歇尔的使命是受其国家对华政策约束的。禁运来得太迟
了，以致不能对政府的战争计划或谈判进程有任何抑制性影响。因此，它也
不能使共产党平静下来。实际上，它在这方面所能产生的任何效用，几乎全
被向政府出售价值 ９ 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 ８ 月决定直接破坏了。而美国的
反共批评家却立即利用禁运作为他们攻击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论点，断言因
此而引起的军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军战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国的调停努力实际上没能讨好任何一方，就企图介入中国内战
纯属无益之举来说，除了向不久后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提供了直接
经验以外，并没有达到什么目的。尽管美国没有办法劝诱国民党应允它的随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225—229、311—312 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 7 卷，第 527
－721 页各处；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年》，第 429—430 页。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6 年》第 10 卷，第 735 页。
便哪一项要求，但为了它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弃对与
中共作斗争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样，１９４６ 年武器禁运的姿态既不能诱使
政府方面对其战争计划作出重要改变，也不能从共产党方面赢得任何友好表
示。相反，禁运唯一持续的后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国政府及其在美国的支持
者的怨恨。与此同时，随着全面战争行动的开始，其他形式的物资援助和外
交支持仍在继续。也许，马歇尔使团的最大不足之处，并不是它对中国内战
进程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国人本来就该想象到，他们调解努力
的实际效果可能就只会如此。这种错误的假定就很多美国人来说是根深蒂固
信念的一个部分，这种信念来源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亚洲命运主
要仲裁人的角色，这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权力和责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去决定中国的政治命运。
国民党统治的衰落
国民政府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能够声称，它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
业基地以及估计约为 ４ 亿 ５ 千万人口的 ３／４ 以上拥有领导权。国民政府不仅
作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国的领导者而赢得了喝彩，还把中国带进了世界政治
舞台，在那里终于被承认为大国之一。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及其
领导的政府孤注一掷地冒险解决“共产主义难题”就不令人吃惊了。
１９４５ 年，政府军总人数超过 ２５０ 万，是共产党军队人数的两倍多，而且
在武器、装备和运输能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共产党军队——除了游击战经
验外没有什么其他作战经验，没有空军、海军，也没有政府那样受过美式训
练和使用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它似乎无法与国民党
的军队相匹敌。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就像那些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军需和训
练的美国人一样，对现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国取胜，如同刚
刚在对日战争中所做的那样。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这几乎使所有的人，
也许除了共产党人之外，都感到吃惊。在追叙 １９４６ 到 １９４９ 年的内战过程之
前，让我们先看看国民党人统治的中国在同一时期的衰退过程。因为共产党
人的最终胜利，是建立在旧社会的衰弱及支配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衰弱的
基础之上的。
当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不一定赞同中共关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地
主统治农村以及主要家族垄断城市经济等理论的解释，并以此去理解国民党
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在 ４０ 年代都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外交家和外国
记者以及只是部分地受到控制的中国报刊都曾作过反复描述。“腐败无能”
这一引人注意的话，常被用来形容从指挥战争到学校管理等政府在一切领域
的表现。４０ 年代后期，国民党中发行量最大的政治评论刊物《观察》的创始
人和主编储安平教授，在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总结了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
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
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
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①
接管日占区
１９２７ 年以后，城市中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其中心地带是沿海以及沿
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被日本人
占领，那时国民党政府撤到了西南。日本投降后，在政府重新申明它对所占
地域的权限时，城市居民对政府的普遍失望产生了。到 １９４５ 年底，实际上这
个国家主要中心城市的各种成分的居民已极度不满，对此，政府的政策及其
官员的行为是要负直接责任的。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接收过程本身。代表政府的文官和军官控制了日本人
主持的行政机构的所有部门以及日本人和汉奸所有的公、私财产。所有财产，
若属于非法占有的，要么应发还原主，要么应依据官方所定程序移交新主。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 年 3 月 8 日，第 3 页。
在这个过渡期间，工厂要停产；不论是被封在仓库以内还是以外的货物，都
禁止移动；建筑物的占有人必须搬出去。
但是，随着官员的复员和接收过程的发展，接收这个词变成了通用的同
形异义词，其意义转变为抢劫或掠夺。接收政策本身要末疏于计划，要末实
施失当，也没有什么制度上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