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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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旨在谋求控制，而不是扩大官府外的参政范围。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前
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强国；他们在必要时的英雄行为，
赢得了公众的同情。他们的暴力策略有助于使一个顽抗的政府陷于不合法的
境地。革命党人打入的一些新军部队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会
社同盟者所无法提供的。商人与士绅、企业与专业的名流人士提供了部分社
会支持；没有它，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在 １９ 世纪中叶，名流人士支持清政府镇压叛乱以保全他们的地位。在
１９１１ 年，他们通过支持革命反对他们已经疏远的政治制度，以保卫他们的利
益。商会、教育会和省谘议局都充当了上层社会的动员工具，推动了反对派
前进。经济状况紧张，自然增加了清末最后 １０ 年的动乱。通货膨胀、铜钱贬
值、田赋附加费、长江和淮河流域再次泛滥，尤其是为地方新政筹集经费的
各种新征杂税，促成了反政府的社会动荡。在有些地方，这些紧张状况使下
层阶级和占支配地位的名流人士发生冲突。例如，在有使用暴力倾向的河南
农村社会，同盟会竟在土匪的队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与民团或者与政府
支持的士绅领导的乡村自卫武装对抗。①１９１１ 年，以村为基础的农民军，从
受市场丝价暴跌和受广九铁路通车后洋米进口竞争打击的地区，会集于广
州，并在这座城市住了几周。①城市民众也在广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参加了
革命。
然而总的说来，在 １９１１ 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中国卷入
世界贸易，从上层而不是下层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出现的。它不是严格的资产
阶级革命，也不完全是城市的革命，但它确实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地区，
并由这种增长产生和加强的集团领导。它成功地阻止了一个过时的官僚君主
国家，将自身转变成现代专制国家这种早就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它并没有解
第 273—299 页。对清代 最后 10 年名流作用的解释，有周锡瑞关于“城市维新派名流”的理论（周锡 瑞：
《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 3 章）和芬彻关于自 治和民主的重大运动的叙述，这
一运动是通过省谘议局表现出来的，以旧的 社会经济变革为基础而由清政府的维新措施引发（约翰？芬彻：
《中国的民 主：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 年—1914 年》）。关于在国家、 省、县级扩大
政治权力，为官员和名流提供扩大政治作用的余地，麦金农提 出了不那么具有竞争性的描述（斯蒂芬？麦
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 治》，第 10—11 页，结束语）；而市古宙三认为士绅以保守方式适应
政府或革 命者提出的动议，只是维持自己的权力（市古宙三：《士绅的作用：一种假 说》，载芮玛丽编：
《革命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年》，第 308 页）。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名流团体在浙江内
核地区激增的现象，在肖邦齐：《中 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 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第 59—74 页有详细论
述。关于 中国对地方政府一般看法的基本历史观点，见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 治》，载魏菲德
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第 257—298 页；又孔斐力：《中华帝国晚期关于政体的种
种见解》，《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4 集（1979—1980），第 1—18 页。
① 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及光棍》，第 261 页。
① 谢文孙：《1911 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暴动和市场等级制度》，载伊懋可和史坚 雅编：《两种社会之间
的中国城市》，第 138—141 页。
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
国性政府的问题。
民国政治的动向
因为中华帝国晚期政体的主要特点，与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点同样根深
蒂固，２０ 世纪前半期经历了新与旧、创新与反动之间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摇
摆。有现代意识的爱国者希望中国复兴，常以早熟的见识探索和讨论大量来
自国外的当代政治思想。②然而，尽管他们的思想丰富，范围宽广，但是中国
政治的主要倾向是起源于清末已渐渐形成的形势。
首先，自唐代以来，崇尚儒家思想的君主帝国借以统治中国的大量学说
上的信条与制度上的惯例，继续解体。③要把这一切重新予以调整并非易事，
因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在不断变动，迅速变化。最后，一致的信仰体系和世
界观，遴选自学成才的官僚的官方考试，专横而恋栈不去的中央领导地位，
对司法、教育、监察和军事权力的垄断——所有这些旧中国政权的因素，直
到 １９４９ 年以前都不能充分地再起作用。而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不论它们的内容，
还是它们的总的结构都完全不同了。
在辛亥革命的四年内，显然，无论是遵循清末原始自由民主动员的道路，
还是中央统制经济的现代化道路，都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在 １９１２ 年—１９１３
年，当新组成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时，城市
名流参政的趋向仍在继续。但是，无论国民党还是它的竞争对手进步党都不
过是“名流联盟”，即使在受到限制的大约 ４０００ 万全部选民中，两党的支持
者也是少而分散。①虽然宋教仁希望他在绅商名流中的追随者能控制新的中华
民国政府，但是，多党政府也受到孙逸仙这样的政党领袖怀疑，以为它会造
成分裂。②１９１３ 年，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解散国会和省议会，结束民国初
年兴旺一时的数千个地方议会，从而结束了中国的议会民主的实验。③袁世凯
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包括恢复考试和加强文官以控制军人，以及对被击败的
革命党人采取检查、监视和恐怖活动。他成功地铲除了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
尚未成熟的制度萌芽，但未能赢得那些新进的名流的效忠。袁世凯的事业因
恢复君主政体而招致毁灭，他于 １９１６ 年死亡；由于把中央权威等同于恢复帝
② 先驱者政治讨论的广度和多样性，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近代中 国及其革命过程》第 1 卷
《对传统秩序的反复挑战，1850—1920 年》中有论 述。
③ 关于中国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学者…官僚统治社会）的分析，见白乐日： 《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
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 6 页；也见芮沃寿的序。 关于晚清，基本专著是萧公权：《农业中国》；
又见何炳棣：《中国遗产的显著方面》，载何炳棣和邹谠编：《中国的遗产与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第 1—37
页，特别是第 15—25 页。关于长期展望，见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 1 卷，《西周》。
① 张朋园：《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及政界名流：1913—1914 年国会》，《亚洲研究 杂志》第 37 卷第 2 期
（1978 年 2 月），第 293—313 页；见第 301 页。代议机 关增多的趋向受到芬彻更抱希望的评价，见所著
《中国的民主》。为免“地方 自治”被错误地以为是市镇会议式的平民代表制，我们应记住，地方自治毋
宁说是把地方士绅久已非正式地行使的行政职能正式移交给他们，见孔斐 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
敌人》，第 216—219 页。
② 弗里德曼：《退向革命》第 2 章，关于 1912 年末“建立包罗一切的单一政党 的种种尝试”（第 30 页）。
③ 欧内斯特？扬：《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4 章。
制，这进一步损害了中央权威的信誉。
接着出现军阀割据，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不是由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合
理化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解体（如往昔的皇朝空位期），而是由于这种“政治
权威总崩溃”。①这种趋势由共和政治的三个方面显露出来：黩武主义、寻求
合法性的思想、政党独裁的兴起。
军事势力在 １９ 世纪已开始增长，并改变其性质。１９ 世纪中期，总督个
人组织的军队开始了这一转变。但这些军队仍然是儒家道德领导原则和部队
对军官相互忠诚的例子。②然而，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军事势力的发展渐渐与
工业的变化连结在一起。兵器制造——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马尾船政局
的造舰业就是例子——成为自强运动的中心内容。③袁世凯在清朝的事业，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到 １９ 世纪末，现代军队的创建者怎样能够成
为官僚政治中的一股势力。
随着清朝的灭亡，不再有吸收军事领袖人物的长期稳定的合法政府。袁
世凯及其下属北洋军的将领——在袁氏死后，他们成了军阀——面对一支具
有新的地位和倾向性的军队，处于军事力量对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环境中。①
首先，引进的现代工业化的战争技术，产生了炮兵、工程兵和通讯兵等专门
兵种。必要的训练需要办军事学校，军校学生成为有军事学识的人，是国家
新学生群中的一部分。第二，同别的学生一样，这些新军人可能受爱国精神，
而不是师生间忠诚的感召。军人爱国者像黄兴、蒋介石出现于他们各自的时
代。总之，民族主义使这样的军人变得崇高，作为其必需的第一线领导人。
它也要求他遵循一种新的奉献方式，而不只是命令和顺从。新的军事技术使
得军官团像法规、政党或银行家一样为政府所必不可缺少。在一定层次上，
从儒家思想灰烬中产生的尚武精神，既改变了国家的结构，也改变了国家的
观念形态。孙逸仙作为大元帅，再度加入广州的军阀冲突，而他最终的继承
者实际上就是一个军阀。②从另一意义上说，黩武主义使政府保持统治更加困
难。拥有自己军队的部属背叛自己的司令官，实力大致相当的军阀部队进行
私人战争；破坏和分裂使城市名流不仅反对军阀，而且反对不能控制军阀的
政府。这支新军从此以后成为国家的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它若不是也吸引
非军方的支持的政府的一个部分，它也不能单独打败对手和重建中央政府。
清朝直到它统治的最后几年，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名流一直认为是合法的。它
的继承者也必须在新的基础上赢得类似的承认。
① 王赓武语，引自李友华：《军阀研究》，《现代中国》第 6 卷第 4 期（1980 年 10 月），第 439—470 页，
见第 448 页。
②M。巴斯蒂…布律吉埃：《新军》，《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10 章。比较孔斐力：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
乱及其敌人》，第 147—148、183—185 页。
③ 托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1860—1895 年中国军械工业的现代化》。关 于炮舰作为发展手段的
论题在赫德长期协办清帝国海军力量的努力中得到说 明。见费正清、K。F。布鲁纳和 E。M。马西森编：《总税
务司在北京：中国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 年》，各处。
① 斯蒂芬？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和中国现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亚洲研究 杂志》第 32 期（1972
年 5 月），第 405—423 页；又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 的权力和政治》；埃德蒙？S。K。冯：《中国革命
的军事方面：新军及其在辛 亥革命中的作用》；和爱德华？A。麦科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阀研究的最近
进展》，《中华民国史》第 9 卷第 2 期（1984 年 2 月），第 40—47 页。
② 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主要对日本的侵犯（１９１５ 年的二十一条；１９１９ 年凡尔赛和约；１９２８ 年
的济南惨案； １９３１ 年的东三省“九？一八” 事变）作出回答，爱国精神继
续在城市民众中扩展，思想骚动由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加剧了。①与此同时，
政府权力的分裂也暂时为思想自由与学术自主打开了窗口。于是，在英、美、
法三国影响下，中国自由教育经历的新时期开始了。“科学”是现代化关键
的新信仰，加上出洋留学、职业专门化、大学自主等，使国家在现代世界上
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学术团体之兴起成为可能。②同时，知识分子为无数自由
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的等等学说所吸引；他们组织学会，出版
刊物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与这种开明的多元论脆弱的发展平行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是接
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体系，一种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倾向。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