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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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②
在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
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
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
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
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
精神总动员，像 ３０ 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
③
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
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 １９３９ 年起，当与共
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
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
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
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
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u8221X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
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
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
评。①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
（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
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
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
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被捕。虽然他在 １９４２ 年获释，
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
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１９４３ 年被监禁在桂林。１９４０ 年夏季以后，许多加
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
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①
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１９３８—１９４４ 年），
教育部长是陈立夫，ＣＣ 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
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
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
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
生读选修课的机会。②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
② 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第 38—55 页。
①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 年》，第 132－ 151 页。
① 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 5 卷第 5 期（1941 年 1 月），第 210—213 页；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 第 139—141 页；高思致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档
案 893。00/15319（1944 年 3 月 14 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关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联合起来的备忘录，
第 6 页；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各处；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
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 年》，第 306— 308 页及各处。
② 欧俊臣：《战时中国的教育》，第 106—111 页；杰西？格雷戈里？芦茨：《中 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
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
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
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
密者。③
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
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
密机构，从 １９３５ 年的 １７００ 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 ４—５ 万人。戴笠的职
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①不过他的
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
１０ 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
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
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 １９３５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
有 １３０ 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②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
最令人恐怖。
到 １９４４ 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
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那里庄稼歉收，而 １９４２
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
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有些农民不
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
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 ３００ 万人逃难
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
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 ３００ 英里长的
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 １００ 万人被征募去加高
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
备饭食。 １９４４ 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
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
装起来，解除了 ５ 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
了。①
年》，第 386 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 340—347 页；范宣德致国务院：《三民 主义青年团四川代表会
议》，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408/1（1943 年 3 月 17 日）；兰登致高思：《昆明中国大学生中的活动》，美
国国务院档案 893。42/8— 3144（1944 年 8 月 31 日），第 2 页。
① 《戴雨农先生年谱》，国防部情报局编，第 25 页；陈少校：《黑网录》，第 102— 106 页；董显光：《中
国与世界新闻界》，第 180—181 页。
② 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 51 页；高思致国务院：《中 国的“劳工营”》，美
国国务院档案 740。0011 太平洋战争/3678（1943 年 12 月 24 日）；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第 91
页及各处；《上饶集中营》， 第 3、23 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166—178 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 第 9—19 页；江上清：
《政海秘闻》，第 157 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251， 附件 1（《1943 年 12 月 26 日国务卿关于西安
详情的非正式报告节录》），第 1 — 2 页；哈尔致多诺万：《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动向》，战略情报局档案，
１９４３ 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
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
下当自由民。”②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
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 １９４３ 年春，大约有 ５
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
福建有 ４０００ 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③
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荡着政治上积极摆脱幻想的态度。孙逸仙之子，比
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于 １９４４ 年春严厉地批评政府的专
制，无效能和镇压的倾向。他指责国民党已经采取了“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
和习惯”，不与人民接触。对政府的批评受到彻底的压制，以致“人民不敢
也不能讲话”。他警告说，国民党中国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敌人——纳粹德国。
①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 １９３８ 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
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
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
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②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
府发起挑战。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
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
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１９４３ 年 ４ 月，
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
表层下沸腾”。③
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
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
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
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
XL2032 （1944 年 9 月 4 日），第 1 — 2 页；赖斯致艾奇逊：《中央军在鲁苏豫皖边区的 征募、待遇、训
练和行动》，战略情报局档案 116311，第 2 页。
②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 闻》，附件第 3 页。
③ 《湖北省政府报告，1943 年 10 月—1944 年 9 月》，第 132 页；《胡上将宗南年 谱》，第 118—121 页；
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第二集，第 194、199 页；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 21 页；范宣德
致国务院：《四川彭县骚乱的处 理》，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002（1943 年 4 月 26 日），艾奇逊致国
务院：《贵州省状况：自由中国的动乱》，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00（1943 年 7 月 27 日），附件
（约翰？C。考德威尔：《福建省情报告》），第 2 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档 案 893。00/15340（1944 年
4 月 14 日），附件 1，第 3 页：高思致国务院： 《孙科博士批评三民主义青年团现行目标和方法的讲话》，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66（1944 年 4 月 25 日），附件，第 2 — 4 页；高思致国务院：《孙 科博士对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讲演》（1944 年 6 月 7 日），载《亚美杂志论文集： 中国灾难的线索》，第 1 卷，第
542 页。
② 《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战略情报局档案，L57067，1945 年 5 月 25 日，第 1— 4 页，《新官场现形记》；
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 101—102，109—124 页。
③ 德姆鲁赖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与警备司令部部队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1943 年 4 月 26 日，美国国
务院档案 893。105/93，第 2 页。
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
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①更有甚者，到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他
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报告，
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
有什么希望”。②
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