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老北京-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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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乃是新事物（3）
再说北海。1924年北海公开开放，它里边有山有水，水而且很不小，可以划船，因为水面比中山公园后河的水大出许多，所以划船中的乐趣就远胜他处。划船中时常能碰到荷叶，北海遍植荷花，增加了风景，也为市面的肉铺增加了包熟肉的“纸张”。那时，“荷叶包”与“盒子菜”是同一个概念。今天琼岛南侧仿膳饭庄的地方，曾经是好大一片茶座，从里边卖到了外边，结果呢，越外边的茶座人越多，里边的地方反倒经常空着。对面五龙亭当中的三座，也同样开了茶座。每逢夏季下午三四点钟，客人最多，为了防止西晒，在搭天棚后，再在每根柱子底下垂直挂一块蓝布遮阳。漪澜堂和道宁斋两家，都是廊子里和廊子下，各设一排桌子，每张桌子又配上四只大藤椅。大约能有五百名茶客，坐在这里喝香片，嗑瓜子，吃着玫瑰枣等茶食……在北海白塔背后的山顶上，面对整个北海的海面，还有一个茶座揽翠轩，茶客喝茶每人水费一角，茶叶用小纸包包着，另算钱。等沏过茶，那张包茶叶的纸，就反转过来卷个卷儿，插进茶壶的嘴儿里。各个茶桌上都是这样壶嘴儿里插进纸的壶，倒也是一种“风景”。北海茶座之多，体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消闲状态。到了冬天，北海水面结冰，漪澜堂、道宁斋前又开设了溜冰场，大中学的学生都来溜冰，特点是他们的装束，让今人感到不可想象：多是穿着棉袍或蓝布大褂，女同学腿上一双丝袜子，男同学脖子上一条长围巾。更有一些在冰场席棚外边划野冰的人，着中国装束，划的式样也是中国的“土溜冰”，可以把武术或京戏的动作搬到滑冰中来。邓云乡《燕京乡土记·溜冰篇》有记：“三十年代在北京做过学生的人，大概都有一点溜冰或看溜冰的经验。那时一到冬天，北京大约有三四个冰场，一个在中南海新华门内往东湖面上；一个在北海漪澜堂、道宁斋前；一个在北海五龙亭前。有的年代里，在北海的双虹榭前也开冰场。”现在的冬日渐行渐暖，京城里能上冰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今人已经习惯把过去的溜冰，叫做“滑冰”，少了些散澹的心情，却多了几份脚劲的“认真”了。曾经写过《旧京琐记》的民国闻人夏仁虎的六公子夏承楹，30年代在北平的《世界日报》任编辑，与弟弟夏承楣在北海的溜冰场以花式出名，号称北海的“夏六”、“夏七”。而夏承楹的太太，就是以一篇《城南旧事》而知名的林海音。那时，她在成舍我先生创办的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学习。“看溜冰的经验”中，对北海冰场上被人们指指点点的“溜冰健将夏承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最终成就了一对鸳鸯眷属。1925年在北岸的五龙亭开了一家仿膳茶庄，注意是“茶”而非“饭”。大师傅都来自故宫的御膳房，清王朝退了位，他们也跟着失了业。没办法，几个大师傅凑了些钱，在北岸租了几间房间，办起了茶座，卖茶，也卖些简单饭食，包括清宫的小点心。东岸的濠濮涧是个很幽静又很险峻的地方，建筑充满了奇气。但最近重新写出来的名字，不知为什么把“涧”字写成为房间的“间”。为这我重新查阅了旧书，上边写的依然是“涧”。
1925年，年轻的女学子、后来的著名作家陈学昭陈学昭，女，海宁盐官镇人。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鲁迅先生在1925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晴，上午往北大取去年十月份薪水……下午素园、丛芜、霁野、静农来。峰旗良充来。季市来。小峰、学昭、伏园、春台来，并赠《山野掇拾》一本。夜长虹来。夜半大雷雨。”其中提到的“学昭”就是《北海浴日》的作者陈学昭，该文在1925年10月发表在孙伏园任主笔的《京报》副刊上。鲁迅很赏识陈学昭的才气，他的日记中，就有二十多处提起过这个“学昭姑娘”或者“学昭小姐”。 1935年6月26日，鲁迅日记记载：“昙，风。午陈学昭、何公竟招午餐于麦瑞饭店，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座*十一人……”可见他们密切投缘的关系。陈学昭在《北海浴日》中写到：“在塔上尽情的俯仰：只有在北方被高伟的白塔碍我的视线，我周围的审视，全城的房屋都隐遮在树丛中，四围的城楼都浮在晨气中，多少的高爽清明的天空呀。”后来，她去了解放区，最终成为了深受鲁迅影响的著名左翼作家。写过一篇《北海浴日》的散文，文章里说她是从头天晚上就做了精心准备，第二天起了个大早，等走到北海公园的大门时，卖票的还没来，站岗的警察对她说：“进去得了！”于是，她就这样进去了，进去后慢慢走又快快跑，她期待到白塔底下看日出。她登上了北海的最高点，太阳在她的凝视下，终于从东方的地平线下喷薄而出了。她非常兴奋，把这一过程仔细地报告给她的读者。我们今天阅读这篇文章，总多少有些困惑：北海又有多高？在北京城里看日出又有什么价值？在今天这一代青年的心目中，坐飞机飞万里，或者攀登珠峰才算一回事！但仔细替当时的北京青年着想：挣脱帝制不过几年，但北京城依旧是一个很大的枷锁，捆绑着每一个市民的眼睛与心。因此，女学子做出这一番尝试时，就仍然免不掉内心的激动。您可以设想：她是在一个空无一人的街面上，独自行走了那么远，通过北海空洞的正门，独自进入那寂静的园林——她应当有兴奋，但也同样应该有胆怯……
最后说景山。最初，它被确认是北京大学的校园，因为当时北大校址在红楼，离这里不远。但公开开放后，最著名的景点反倒是东边的“明庄烈帝殉国处”。一棵古老却不大的弯弯的树，让人想象着明末代皇帝上吊前的情景。崇祯皇帝本来是因为李自成打进北京而自尽，但偏偏多了个吴三桂的投降清廷与请清兵，人们就习惯把这笔账记在吴三桂的头上，反而同情起崇祯来。在抗日战争中，远在上海的周信芳，还上演了一出新编京剧《明末遗恨》，讲的就是这段事情。
总括起来讲几句关于休憩的联想。为什么那时北京的这几处公园如此*？恐怕与时代的大背景相关。人们在帝制的压迫下，时间过久了，一旦帝制没有了，人们的感情还需要找一个释放的孔道。再，那时市民没有如同今天这样开放的视野，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大家集聚在北京城中，能够抒发感情的管道，也似乎就那么一些。其中的“性情中人”，这么做也就这么写了，于是才给我们留下今天这些感情的痕迹。仔细想想，它们都是上一个时代的遗存，是非常难得的。
当然，这公园的事也是有回潮的。“*”时期，由于江青的作用，北京北海公园就关闭了很久。老百姓再不能进入，她江青倒是想来就来。后来，老帅这边实在看不过了，心想凭什么只有你能来，难道我们就不能进去？这么想过，许多老干部只要想去北海，就在驱车出发的前一刻，让秘书给公园管理处打电话，说某老帅想进来看看，十分钟之后车子进西门。这边当然不敢阻拦，就马上通知西门准备放行。我作为普通市民，就曾看到这样的情景：某老帅的车子临近西门，车速逐渐减缓，而北海西门的大门就“呀”的一声慢慢打开。等车子进去，大门再“呀”地缓缓关闭。
时间又推移到今天，我退休后搬家到北四环外，进城少了，可直接去西北的皇家园林的时候就多了。我们都买了一张公园年票，五块一张，其实去一次颐和园就超值了。进门不要钱，来回公共汽车又打四折——您说，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么？尽管如此，仍然还有美中不足。我是经常去颐和园中的谐趣园的。那里的一处亭台之前，每天下午三点，总有一位健康的老者准时前来——一来就在亭台之前面南背北，随即大声练习“啊，啊，啊——”“咿，咿，咿——”声音洪亮，但就是非常、非常地不入耳。只要他阁下一到，其他游客均立刻作鸟兽散。如今，老人集体进入公园已成为一道文化新景观，但干扰众多老人养生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忽然想起了阿庆嫂的唱词，相信她如今来了也办法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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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滋味最悠长（1）
北京人的讲究吃，不是没有道理的。梁实秋先生晚年曾回忆说：“北平人馋。”馋，据字典说是“贪食也”，其实不只是贪食，是贪食各种美味之食。美味当前，固然馋涎欲滴，即使闲来无事，馋虫亦在咽喉中抓挠，迫切地需要一点什么以膏馋吻。三餐时固然希望膏粱罗列，任我下箸，三餐以外的时间也一样的想馋嚼，以锻炼其咀嚼筋。看鹭鸶的长颈都有一点儿羡慕，因为颈长可能享受更多的徐徐下咽之感，此之谓馋。馋字在外国语中无适当的字可以代替，所以讲到馋，真“不足为外人道”。有人说北平人之所以特别馋，是由于当年的八旗子弟游手好闲的太多，闲就要生事，在吃上打主意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梁实秋，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并自诩一生都为“北平人”，晚年客居台岛，魂牵梦萦着旧北京的滴滴点点。他一生饕餮美食，或许，也该算做自己定义的北平“馋人”中的一个吧？这么大的京城，到处都是饭馆，或者说饭馆中有各处的菜肴，才能衬托出帝京胸怀的博大。八方之人，以八方之食应之，这样才是自然的。当然，京城的初期却是以山东一地的饮食为主。京城著名的“八大楼”，都是卖山东菜的饭馆；稍后的“八大居”，则是山东菜与江南来的淮扬菜各半。山东近海，海产品丰富，海产品的发制也有办法，相应的就是世世代代出厨子，所以在北京大饭馆中干头厨的师傅，“老”到准备回家的时候，向家乡打个招呼就行了。北京饭馆也乐�
